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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儒学所面临的多元化处境

我这里所谓的“多元化处境”可作三层分疏:一是指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儒学所可能拥有的声音,二是在中国文化复兴的大潮中,儒学所应担当的角色,三是儒学自身在当代发展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多元化取向。 
    儒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对于谋求现代化的儒学来说,后者更具重要性。从“文明的冲突”讨论中露出端倪的客观事实是,只有放诸世界文明的大视野、大格局中,儒学的重要性及其现代意义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事实上,早在700年前,儒学已渐次成为整个东亚文明的主流形式,一直到今天,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日本文化、韩国文化、越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东西文化的交融,其他国别和地区的儒学很有可能由笑谈演变成为事实(如“波士顿新儒家”)。这样一来,呈现在全球文化视野中的儒学就不只是传统的、狭义的中国儒学,而是含蕴更为深广的诸多形式的各国(地区)儒学。谁能在未来的世界文明对话中拥有儒学的制导权和话语权?随着儒学的国际化和文化背景的多元化,这样的发问就不是天方夜谭式的呓语,而是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大乘佛教在当今世界的情景如何?深思之,足可引为前车之鉴。假如说冈田武彦是当今难得第二的醇儒,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提出反驳的意见。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但绝不是唯一。随着民族文化的弘扬,新儒学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显学,但与官方的主流文化相比,其势也弱,其音也微,恐怕还不足以谈“几分格局”的问题。更具挑战性的是,在传统文化复苏的大潮中,泥沙俱下,精华与糟粕一起涌动,最具活力的表象不一定是神髓的显露,而恰恰可能是渣滓的翻腾。在良莠混杂中如何显出真实的本色?为无数的浮虚所包围而怎得不为所染、保持清品高节?这恐怕是对儒学更为严峻的考验。与传统文化复兴的多元多象相呼应,当代儒学自身的发展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新儒家五四以来三代薪火相传的谱系不断遭到质疑,判定新儒家的标准也是一改再改,难有定论。新儒家的清晰度逐渐减退,随着阵容的扩大和面貌的改观,它原有的独特意义正在消逝。取径公羊学的康有为,具有全球文明视野的辜鸿铭,握定“三纲六纪”的陈寅恪,都有可能在未来的儒学历史衡估中被重新定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家阵营的离散状况正在加剧,多元化的景象日益明显,谱系淡化,识别色消逝,群体性正在趋于瓦解。化新儒家为新儒学最终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儒学研究蓬蓬勃勃,儒家传统销声匿迹。三种层面的多元化处境同样具有挑战性,孕育着生机,也充满了危险。走向世界的儒学可能会将中华民族的声音带入全球文化的大舞台,但也可能变得和它的主体部分发生剥离而不甚相干。传统文化的勃兴,可能出现儒、释、道共荣互补,乃至于与官方主流文化良性互动的可喜局面,但也可能在多元激荡之中把持不住,导致儒学自身的被扭曲,甚至被淹没。新儒学发展的多元化倾向既可以是千寻百度、开掘出无限的希望,也可能丢失掉遗传的密码,而最后变得什么也不是。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