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4:11:15 中国儒学 佚名 参加讨论
| 儒家思想在整个20世纪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崎岖的道路,而且直到最近几年，大体上说，这是一条下坡路。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我们应该可以超越一切激情和成见，重新估计儒家思想在下一个世纪的中国可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里所用“可能”两个字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必须将人的主观努力估计在内。如果中国人继续视儒学偎现在文化的障碍，那么我们的估计便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任何关于儒家前景的估计都不能不以儒家以往的历史为依据；只有以儒学的传统功能作对照，我们才能在儒家思想和现代社会之间试求一种整合的方式。 如所周知，儒家思想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从个人道德、家族伦理、人际关系，到国家的典章制度以及国际间的交往，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儒家原则的支配。从长期的历史观点看，儒家的最大贡献在为传统的政治、社会秩序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精神基础。 但儒家之所以能发挥这样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则显然与儒家价值的普遍建制化有密切的关系。上自朝廷礼乐、国家典章制度，中至学校与一般社会礼俗，下及家庭和个人的行为规范，无不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儒家地价值。诚如史学家陈寅愘所指出，“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我所谓“建制化”或陈寅恪所谓“法典化”，都是取其最广义而言，并不如近人所说，儒家的建制化完全出于政治的动机，即为帝王统治而设计的。这种简单的概括与历史事实不符。广义的建制化是在长期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的，其动力主要来自社会与民间。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儒家思想和建制化截然分开，并进而肯定前者，否定后者。这是今天一般儒家辩护者所最场采用的策略。从历史的观点看，这一二分法是不能成立的。儒家思想与建制化之间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因此必须具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与紧张，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二者又是互相维系的。事实上，如果不是由于建制化的发展，儒家思想便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主流了。 无论儒家建制化在传统时代具有多大的合理性，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个建制开始全面地解体了。儒家思想被迫从各层次的建制中撤退，包括国家组织、教育系统以至家族制度等。其中教育系统尤为关键。儒家与有组织的宗教不同，它的思想传播中心不是教会组织而是各级的公私学校，而中国传统的教育又直接与科举制度连成一体。１９０５年科举制度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的信号，其事尚在辛亥革命之前。 儒家建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新式学校代科举而起，自然是一项重大的改进。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儒家基本景点在新式教育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轻。民国初年，中、小学堂的修身和国文课程中还采用了不少经训和孔子言行，“五四”以后一般中小学校教科书中所能容纳的儒家文献便更少了。 以上只是从传统教育建制的解体说明儒家思想在２０世纪的困境。这和西方近代政教分离的情况截然不同，基督教与政治建制化清界线之后，仍有教会的建制作为它的脱身之所，牧师继续在教堂中将解教义神学家也继续在神学院中阐释经典；而一般信徒阅读《新旧约》更为曾因政教分离而中断。相形之下，儒家思想与传统建制分手以后，则尚未找到现代的传播方式。康有为、谭嗣同等有鉴于此，所以才会组织“孔教会”的倡议。但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更由于儒家的根本性质与一般宗教截然有别，这一尝试终无所成。我曾将现代儒学比作“游魂”，其根据即在此。 今天我们首先必须认清儒家思想自２０世纪初以来已成为“游魂”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然后才能进一步讨论儒家的价值意识怎样在现代社会中求体现的问题。认清了这一事实，我们便不得不承认：儒家通过建制化而全面支配中国人的生活秩序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有志为儒家“招魂”的人不必再在这一方面枉抛心力。但是由于儒家在中国有两千年的历史，凭借深厚，取精用宏，它的游魂在短期内是不会散尽的。只要一部分知识分子肯认真致力于儒家的现代诠释，并获得民间社会的支持与合作，则在民间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儒家仍能开创新的精神资源。 近年来我对儒家究竟怎海洋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中的问题曾反复思索。我所得到的羁绊看法是儒家的现代出路在于日常人生化，唯有如此儒家似乎才可以避开建制而重新产生精神价值方面的影响力。但“日常人生化”只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下面将对这一概念作一点初步的分疏。 从历史上观察，儒家的日常人生化最迟在明清时代已开始萌芽。唐宋的儒家从全面按牌生活秩序的观点出发，毅然对朝廷抱着个很大的期望，因此“圣君贤相”的格局在他们的政治理想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杜甫的诗句“致君尧舜上，要使风俗淳”具体表达了总金额一向往。王安石以“贤相”自许，所以也要求宋神宗上法尧、舜，不能仅以汉唐维典范。南宋以后睿阿虽然重视教育过于政治，但朱熹仍念念不忘以“正心、诚意”四字说皇帝。他发挥二程的主张，编成一部《四书》，首出《大学》为制纲领，于是“内圣外王”的儒家规模便清楚地呈现出来了。据朱熹自述，《大学》的注释是他平生最用心之所在，甚至死前他尚在改定“诚意”章的注语。这正是因为《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最能表现儒家全面按牌生活秩序的整体观念及其渐进次第。总之，朱熹认为“道”的完全实现，最后还是需要一位“圣君”，因为权力中心之地，如果不能净化，则儒家建制的整体运作终将为之失灵。“得君行道”仍是儒家建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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