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4:11:35 中国儒学 佚名 参加讨论
| 引言 自15、16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一个长期的变动历程。由于变动是在日积月累中逐步深化起来的，当时身在其中的人往往习以为常而无所察觉，后世史学家也不免视若无睹。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后，这一内在的渐变和西方文化入侵所激起的剧变会合了，前者因此也淹没在后者的洪流之中，更不易引起现代人的注意。李鸿章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自然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我们真想对这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变局”有深入的历史理解，那么明清时期的内在渐变便必须尽早提到史学研究的日程上来。据我所见，这一内在渐变虽为近代的剧变所掩，却并未消逝。相反地，在李鸿章所说的“变局”开始展现的早期，它曾在暗中起到了导向的作用。换句话说，近代中国的“变局”决不能看作是完全有西方入侵所单独造成的，我们更应该注意中国在面对西方时所表现的主动性。从思想史看，清末民初出现了一批求变求新的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在西方的价值和观念方面做出了明确的选择。但这些选择并不是任意的；明清儒学的新动向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这是明清以来中国的内在渐变在近代继续发挥影响力的显证。 从明清的内在渐变与近代的“变局”之间的关系着眼，历史向我们提出了“通古今之变”的新要求。在这一要求之下，我们必须重新发掘16世纪以后的社会史和思想史。现代史学家在这俩方面的研究虽都不少，但大体言之，在概念上有俩个主要倾向：一是把明清时看作中国传统或帝国时代（“traditional”or“imperial”age）的最后阶段，因为与19世纪中叶以后“近代”不相连贯；中国的历史传统由于西方文化的入侵而断裂了。另一倾向则是将明清的社会变迁套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公式之中，因此产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但是根据此说，“萌芽”始终未能“成长”，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最后还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明清的一点点“萌芽”到了近代便像一股细水流入江河一样，没有多大的作用可言了。 这里无须对以上俩种历史观点做任何评论；而且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这俩种观点指导下的明清史研究至少有发掘了大量史料和提出了许多新问题的功绩。但是由于在概念上过分强调了“传统”与“近代”之间的断裂，一般的说，这些研究还不足以充分承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任务。所以我们认为今天有必要去开辟新的视野，重新研讨明清社会史与政治史，并追寻明清渐变与剧变之间的内在关联。在“现代儒学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我的注意力侧重在儒家如何开拓民间社会的这一面；在历史背景方面，我则特别强调明代皇权的恶化怎样促成儒家的异化。本文拟更上一层，从社会变动的背景着眼，观察儒家价值意识和思想的转向。所以这俩篇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和史料虽然完全不同，但基本旨趣则是一致的。 15、16世纪儒学的移形转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大体言之，这是儒学的内在动力和社会、政治的变动交互影响的结果。以外缘的影响而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弃儒就贾”的社会运动和专制皇权恶化所造成的政治僵局。这二者又是互相联系的：前者以财富开拓了民间社会，因而为儒家的社会活动创造了新的条件；后者堵塞了儒家欲凭借朝廷以改革政治的旧途径，这两种力量，一迎一拒，儒学的转向遂成定局。以下试就新获史料提出几点具体的论证。读者傥取与《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与《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一并读之，则更可了解本文的宗旨所在。 一、科举名额与“弃儒就贾” “弃儒就贾”作为一个普遍社会活动，首先与人口的成长有关。我在《商人精神》一书中曾指出，明代科举名额——包括贡生、举人和进士——并未与人口相应而增加，士人获得功名的机会于是越来越小。16世纪时已流行着一种说法： 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 这当然不是精确的数据，但它在社会心理上所产生的冲击力则很大，足以激动士人放弃举业，献身商业。据人口史研究的大略估计，14世纪末中国人口约为六千五百万，至1600年时则已在一亿五千万左右，增长了一倍多。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弃儒就贾”与科举名额的限制有关。但是如果要进一步证实这有假设，我们还必须找到直接的证据，进一步证明科举名额确已应付不了士人数量的不断增加。因为这既然是一个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当时的人似不可能完全视若无睹。最近遍检16世纪有关文集，果然发现了下面两条重要的材料。 文徽明（1470-1559）在“三学上陆冢宰书”中云： 开国百有五十年，承平是久，人才日多，生徒日盛，学校%%增征额之外，所谓附学者不吃数倍。此皆选自有司，非经通经能文者不与。虽有一二幸进，然亦鲜矣略以吾苏一郡八州县言之，大约千有五百人。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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