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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

孔子倡导的儒家学说,是一种专门阐发为人之道的大学问。古今中外,解释儒家学说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为什麽还要来凑热闹?原因很简单:作为一名“虽愚求明”的普通人,即便夙兴夜寐,“博览群书”,总是茫无头绪、不得要领。 
    举例说吧,什么是儒家学说?或者说如何定义儒家学说?迄今还是学界争论不清的根本问题呢。至於儒家学说裨益了中国,还是害苦了中国?对於今天全球政治民主化、经济一体化、科技现代化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趋势究竟是促进、相容还是对立?换言之,儒家学说在现世大有可用呢,略有可用呢,还是应该弃之若敝屣?人们居然可以得出种种截然不同的结论,而且大多理路驳杂,词意含混,搅成一锅黏粥。这种玄玄乎乎的“学术讨论”,对下里巴人来说,只能是一种雾里看花,遥不可接,与己何涉的奢侈罢了。
    眼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一般中国人对此天字第一号国粹其实莫名其妙,就积极的正面意义而言,充其量讲得出几款泛泛道德教条口头禅而已。当然别说西洋人了。两百年前德国首席哲学家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al,1770-1831)眼中的孔子就是这样一个实际的世俗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条,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尽管中国学人多不甘苟同,事实上至今孔门儒学尚难建立一种现代科学观念上具有确切定义和严谨逻辑性的理论体系。 孔子“述而不作”。儒学经典原著多为断断续续的语录式记叙体,缺乏连贯性,古汉语本来简约含蓄难解,加之阙疑伪书杂陈,动不动要用猜哑谜的办法推敲,因此不同的有心人解释起来,很容易随心所欲说黑即黑,说白即白;一旦被封建王朝御用伪儒搅和得正反黑白颠倒互用,於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其实这些还只是今天理解真版儒家学说精义的表面的或技术性的困难。最大的、决定性的障碍恐怕在於缺乏一种探溯大本大源的研究方法,对於孔子的心路历程或者说儒家学说的思想根源罕有深入探究,苦於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找不到“一通百通”的线索脉络;也无法把握证伪的思辨要素,那“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竟成了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积极探索真理的青年毛泽东尝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毛润之1917年书信》)
    如果吾人至今不能得窥这个大本堂奥,当然无法形成豁然贯通的系统性观念,於是,除了各取所需,就不免像黑格尔大师那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 孔门儒学的 “大本大源”,指的是儒家研究为人之道的基础原理,由此导出儒学博大精深的成套理论。好像欧几里德(Euclid)《几何原本》那样,以最原始的不证自明的五条公理和五条公设为基础,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系列定理,从而建立了被称为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数学体系。
    有鉴於此,为了切实理解真版孔子学说,索性打破砂锅问到底,从根从头,一切从大本大源开始。
    主流宗教都自称教义合乎天理,各有一番天启神授的奇迹故事。孔子导人以天理,若非天神天书秘授(天上掉下来或发自石室宝藏),敢问得之何方?
    孔子相信存在至高无上的神性的“天”,以为“万物本乎天”(《家语.郊问》),这个本,既指一切事物的本源,也是万物运行规律性之总成,亦即所谓人生“当行之路”的本源。
    孔子观史,不以为造物把一切的一切都已设计定当,更没有把一饮一啄都安排好了;恰恰相反,人类的存在,很像一项天工开物的伟大实验,开了一个头,後面的事情,造物者也不能预定,换言之,天已将人间的事交给人类自己来管了。借用今日资讯时代术语,造物为每一个人配备了硬件,提供了最基本的软体平台,如此而已。有关人性的或正或反共性基本规律,存在每一个身心发育正常的人的本体之中,所有未来发展,要凭人类天赋灵性自觉运用,自求多福了。
    立足这样的观念,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原其所自,无一不本於天而备於我也。这就是所谓“天不言”、“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中庸》)、“故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 礼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孟子·尽心上》)以及“高明配天” (《礼记·中庸》)等“天人合一”的道理。作为政治家,更应好生领会《尚书·泰誓》中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懂得从广大民意中去寻找和印证天意。
    这意思是说,天理的密码就藏在人性之中了。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诉诸奇迹灵异。所阐发有关人生必须遵行之天理,除“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继承、损益前人智慧精华,唯有运用天赋灵性深度“内省”,总结自身生活实践经验,澈悟“性与天道”交汇的大本大源之理,方才可能发前人所未发,创建系统的完整的指引“人之所以为人”“当行之路”的伟大学说。
    孔子非常成功的“内省”,就好比后世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那样,不须庞大复杂昂贵的实验室,照样悟出伟大相对论原理,是一种纯属理性、极富创意,决无奇迹迷信神秘性的“思想实验”。
    作为普通人,能不能追寻圣人思绪,运用自己的悟性智慧,结合自身生活实践经验,展开一场求诸理性良知,探大本,溯大源的思想原野自由驰骋之旅呢?
    每个人的“习”可以相去甚远,但“性”总是相近的,因此孔子从人性出发的的理性“内省”之道本质上具有普遍适用性,孔子的济世学说也因此可能经世致用。身处周敬王以后二千五百年高科技发达的资讯时代,吾人即便智能资质平平,也不应妄自菲薄。先圣既已“发现新大陆”,难道后人还不能摸摸索索跟着走一遭?
    拜读孔子关于治学态度的论述,可见“内省”成功的关键在一个诚字(Sincerity)。诚者,无伪、无妄也,不能欺人,也不能欺心。诚是一种老老实实,一心一意,来不得半点虚假的求学问态度。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之者也。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心诚求之,虽不中亦不远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天地之化育;可以天地之化育,则可以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并立为三也)。 《尚书.康诰》曰:“如保赤子”。孟轲也说得好,“大人(德行高卓的人物)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也。反之,不诚无物也,虽有所为亦如无有。只消那怕一点点甚至自己都不易察觉的虚情假意小小鬼心眼,就足以迷乱神思,稍纵即逝间,坐失了其实对人人开放的天机解密良机。 诚心内省之难,就难在这个说说容易,做起来往往难於上青天的诚字。任何一个智能健全、具有一般生活实践经验的人,如果怀诚而来,赤子之心可掬,当真有兴趣,何不接受挑战?
    至于那求解密码的“诚心内省”之法究竟如何践行?笔者作为白日梦式非正统业余思想家,不揣冒昧,敢循不登大雅之堂的所谓“理工科思维”,沿儒家心路风景线迤逦行来,设计了一套自问自答的十二题思想实验。
    十二题循序渐进,立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汝意还与吾意同”的普遍性情理常识之上,摈绝一切矫情修饰,不怕难为情“率性”作答,寻寻觅觅,推推敲敲,轻轻松松,破谜解惑,居然尝到了醍醐灌顶的愉悦;不知高低深浅,据此编列出了一组信为“性与天道”交汇、显现人生“当行之路”大本大源的“联立方程式”,可堪求解真版儒家学说精义,洞察中外古今历史经验,重新解说人类世界?愿与普世同好共此说三道四,高谈阔论,不释不止。 如果读者有意共享一场模拟“与孔子同在”思想实验不亦乐乎美好时光,一道领略豁然开朗、灵性感悟无限乐趣,即便完全没有受过哲学专业教育洗礼,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也没有听说过古希腊的“自然法”之类,都何妨来这此不扰人、不花钱的思想实验试着一道走一遭。“人皆可以为尧舜”也。 求解“大本大源”思想实验十二题问答如下。
    一问:君不见“与鸟兽不可言仁” 也,试问人类较之禽兽,有何非常高明之处?
    答:有思想!不,禽兽可能也有某种“思想”,但禽兽的“思想”只局限於本能活动的范畴而不可能超越之。人类思想具有禽兽不可比拟的明辨、理解能力,特秉无限的创造性智慧,普天之下唯人类思想拥有这种超越性的特徵,可以称作“灵性”吧。
    早在古籍《尚书.泰誓》中,就为人类在天地寰宇中定位:“惟人,万物之灵”。
    “灵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抽象思维能力,能够从个别中概括出一般,从现象中看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发现和运用越来越多的规律性,预见事物的发展变化进程,按照自己的需要创造性地改造自然,支配自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条件,追求越来越高层次的自由和解放。
    莎士比亚这样自称自赞:“人类是一件多麽了不起的杰作!多麽高贵的理性!多麽伟大的力量!多麽优美的仪表!多麽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麽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麽象一尊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哈姆莱特》)
    请听真:
    “思想是打开一切宝库的钥匙。”(巴尔克《骡皮记》)。
    “最漂亮的聘礼就是才干。”(巴尔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才能是上帝赏赐的无价之宝──千万别毁了它。”(果戈《肖像》)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赋予了作为人类特徵的“劳动”以不同於通常所谓的“干活”的深刻意义。他写道:“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於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意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形态发生变化,同时在改造自然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显然,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劳动”,是有意识的创造性地树立目的和贯彻目的的实践活动。人类不仅创造手段,而且创造目的;不仅满足需要,而且创造需要,不断超越已有的成就。
    要问“人的根本特性”是什麽?它不同於“食色性也”之类生物共性,也不是社会性、“阶级性”之类後天获得的属性,它应该是把人类和其他生物从根本上区分开来的独一无二天赋秉性,这就是通过掌握事物规律性而获得自由和解放的非凡创造性能力──“灵性”了。
    二问:好啊,好啊。那麽人类较之禽兽,又有何种明显的共性“思想”呢?
    答:谅必都有趋利避害的利己之心,或者说都有源自一切生物本能的求生和追求较好生存条件(幸福生活)的本性吧。
    还是马克思说得好:“个人总是且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也不能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4、286页)
    “社会关系的含义在于这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费尔巴哈》,第24页);至于社会结构,它“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同上,第15页);所谓“社会存在”,不过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同上)。 因此,追求个人利益的利己之心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的原动力。“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三问:让我们把人类的利己之心称作私心(Private Interest)。设想人类如果没有了私心,会出现什麽情况?
    答:利己之心或私心如同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无论是谁,没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心态,没有求生和追求较好生存条件的欲望,或者说如果没有了私心,很难想象居然还会活得下去,势必在生存竞争中淘汰出局吧。
    “活着而没有目标是可怕的。”(契可夫《契可夫文集》)
    “没有目标,哪来的劲头?”(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
    “一个得不到满足的心灵是永远不会快活的。”(查尔斯.德《患难与忠诚》)
    “欲望是有益的,同样,有益的是欲望的满足──因为欲望从而增添。”(马丁杜加尔《蒂博一家》)
    “只有人类的幸福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目的;这个目的使一切规定、行为和手段都神圣化,只要它们都从属於这一目的;一旦这一切不为目的服务而各行其是,目的就要痛骂它们。”(狄慈根《人脑活动的本质》)
    “我有权力成为幸福的人,哪里有幸福就到哪里去寻找。”(西班牙伊巴涅斯《不速之客》)
    通常我们说,一个人应该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乡里,自己的祖国,懂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起而保家卫国,其根本原因都是出於追求自身利益的共同本能。吾人称颂集体主义,这个集体必指自己的集体,而非竞争对手的集体。提倡阶级观念,要求热爱的是自己的阶级,而非敌人的阶级。归根到底,即便最夸张的集体主义或阶级观念,也总是意味着对於每个人必不可少的生命活动原动力即利己之心或私心的不言而喻的肯定。
    四问:那麽人类的私心一旦和特秉的灵性──创造性的智慧相结合,会发生什麽情况呢?
    答:嗯……私心作为原动力,将驱使灵性能力发挥作用,力求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做出禽兽万万做不到的有利增进自身福祉的创造性成就,即所谓人往高处走,或称为谋求发展吧。相比之下,禽兽纵有种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奇妙本能,但禽兽的利己之心毕竟驱动不出创造作用来。灵巧的蜘蛛和小蜜蜂各有几乎不可思议的织网和筑巢的奇妙本能,但缺乏不断超越自我的创造性智慧,如果环境条件不变,其生存方式可以千年万年因循往复,不见得有什麽长进的。
    人类在创造性的实践中,发现和运用事物的规律性,把自然物作为他的工具,变成了他的活动器官,延长和加强了自己的四肢和大脑,从石矛、石斧到牛耕马拉,从蒸汽机、电力驱动、轮船飞机,到宇航、电脑、互联网、燃料电池、基因工程、纳米材料;从茹毛饮血的穴居人,经由图腾部族生涯,创造宗教、艺术、法律、制度,到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和经济结构,都是体现了灵性人类特有的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成功发展过程。
    “一切(人的)生命的意义就在於此──在於创造的刺激” ( 罗曼.罗兰《手简》)
    “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行动──全靠创造这一团烈火迸射出来的。”(罗曼.罗兰《约翰克斯多夫》)
    “创造,或者酝酿未来的创造。这是一种必要性;幸福只能存在这种必要性得到满足的时候。”(罗曼.罗兰《母与子》)
    “人类的生活就是创造,就是努力去战胜僵死的物质的抵抗力,希望掌握物质的一切秘密,并且迫使它的力量服从人的意志,为人的幸福服务。”(高尔基, 引自《俄国文学史》)
    “(人的)生活的目的就是自我发展”(奥斯卡.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
    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享受和发展(见《马恩选集》第3卷)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
    生存和享受是一切生物的共性,发展则是人类特有的创造性的自我超越。人生如果安於现状,以为满足,不图发展,枉有宝贵灵性创造能力,隐而不发,如有若无,尽管人模人样,莫非有意无意放弃或埋没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把自己与非灵性生物划上了等号? 五问:诚然如此!试问人类私心驱动灵性带来发展,倒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答:嗯……发展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要讲一讲什麽叫好事,什麽叫坏事。
    立足人同此心的情理常识,事物的所谓好坏,善恶,或正反,就是在考察范围内增进还是破坏人间福祉的正反对照简化代词罢了。 客观评价一个人的好坏,善恶,或正反的标准是什麽?通常以此人在自利之外,懂得利他,能为他人或集体增进福祉(感到快乐)者为好、为善、为正;反之,只图自利,不惜破坏他人或集体增进福祉者就是坏、恶、负了。
    如果我们就个人、集体、社会的整体意义上,也就是从广义的人际关上谈论好、坏,善、恶,或正、反,不妨认为,当追求个人(或小集体)利益与增进群体(或大集体)利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取得一致时,亦即人们孔子名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以至“利在自己,功在社会”的事情,为好、为善、为正;反之则为坏、为恶、为负了。 发展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向的。正向者固以利己心为始发驱动力,但以利他(而非损人)为实现利己目的的条件,因而也产生利人的效果。例如许多科技发明创造,当事人因此获得荣誉和报酬,尤可改善民生,造福人类,带动社会进步。负向者损人利己,或损人而实际上未必利己,为害他人以至祸延社会,譬如盗窃、欺诈、抢劫、陷害、凶杀、侵略战争……甚至也毁掉自己。
    “雄心是生活的动力,也是一切灾难的渊源。”(【西班牙】苏内吉《合同子》)
    六问:请仔细想一想,发展取向孰正孰负,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什麽?
    答:让我想一想……灵性是个中性因素,或者说是一柄双面刃,既可以为正向发展服务,也能够替负向发展效劳,关键端视那驱动力,即私心主导的取向了。
    如上所述,利己心无疑是人性当中驱动灵性发挥效能的首要的根本要素,但若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和集体的利益,就会走向以损人利己为特徵的“唯我主义”(Egotism) 或“自私”(Selfishness),驱使灵性为了满足自己超乎动物性生存本能之上的需求而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形成上面所说的负向发展。
    请注意,在这里我们必须把私心同自私之心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 我们可以为利己的私心画出一条界限,就是要承认别人同样享有利己的权利,尊重而不是侵犯别人的利己权利。
    越过这条界限,意味着天赋灵性会被用来损人利己,做坏事,作恶犯罪。让我们把无视这个界限,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和集体的利益的倾向,定义为“唯我主义”或“自私”;把“为了满足自己超乎动物性生存本能之上的需求而损害他人或集体利益”的行为视为伦理意义上的犯罪。
    推论至此,我们将要引申说明作为调节控制利己之心的要素的存在,那就是被誉为美轮美奂高尚情操的利他之心(Benevolence)了。
    如果一个人有相当强度的利他心,协同利己心以调控驱动灵性创造能力,就可能防止以损人利己为特征的负向发展,导向有益社会进步的正向发展。反之,如果一个人的利己心没有适当的利他心扶正,就很容易无所遮拦,走上极端,成为自私的唯我主义者,什麽坏事都可能做得出来了。因此,利他之心,就是被公认为“善”的道德观念的滥觞。
    人类天生的利他因素非常微弱,不足以“自动”地产生堪以调控私心、防范自私的能力,所以人类特秉的灵性与自私相结合导致犯罪,可说是人人与生俱来,在所难免的“天然”恶性性向。据此,基督教神秘难解的 “原罪”(Original Sin)说,莫非可以借助这样一个简明公式,即:原罪=灵性+自私,作出合乎理性的诠释。
    至於人类以外的一切生物,既然无缘问津人类独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其行为不能超越本能的范畴,无论其表现看去何等凶残可怕,就伦理意义而言,是无所谓犯罪或原罪可言的。
    七问:好了。我们常常习惯地把利他心称为爱心(Love,Benevolence)。试问爱心从何而来?是与生俱来的吗?禽兽也有爱心吗?爱心对於人类世界意义何在?
    答:好像人和禽兽都有一点儿原始的有限的属於本能畴的“爱心”,或即有限的“利他”因素,藉以维持或至少暂时维持自己同配偶和生育的後裔等的合作关系,即社会学家所称“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中血缘和亲密核心成员之间的共存关系,是为接续繁衍物种的起码需要。其中尤以“母爱”为大端。
    人类天然的原始的爱心相当有限,不见得比灵长目动物的本能高出多少。
    个人需要依仗集体的强势和多功能,方可成功地应付力所不逮的挑战,并分享唯集体力量才能获致的巨大成果。亚斯多德揶揄得好:“凡离开而自外於城邦(社会集体)的人,如果不是野兽,那就是一位神。”马克思说:“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类文明就是在交叉组合的集体生活即社会生活中存在、发展和进步的。 人类虽然拥有至可宝贵的灵性,但只有靠着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方能在首属群体范畴以外的广大人际相处中,有效调控私心,防范自私作祟,形成“合作比不合作好”的观念,从而建立灵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维护人类特秉的创造能力在集体范围联合运行,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性发展进步。
    这种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既非天生,也不遗传,系凭人类特秉灵性创造性思维作用後天领悟、传承、积累、培育、弘扬而来。这个“高阶爱心”是组成人类社会的根本的必要的条件,否则不用说社会生活了,就是几个人的微型集体也无法维持运行。 下文所说爱心,皆指人类特秉灵性创造性思维作用下後天领悟、传承、积累、培育、弘扬而来,超乎非灵性生物普遍本能之上的“高阶爱心”而言。
    从昆虫到猿类,许多动物有群居习性。动物的群体生活,与人类社会根本不同,是通过遗传实现的盲目的本能现象,按照进化论的说法,是在适应个体生存和物种延续需要的过程中长期进化的自然选择结果。在自然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无论千年万载,这种本能行为的模式几乎不会发生变化。
    灵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不是抽象的单个人的机械相加,而是爱心调控私心,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具有无限创造潜力的有机系统,藉以改造自然,支配自然,在越来越高的层次上谋求增进自身福祉。 这个足以调控发展方向所需的“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弘扬、扩展至集体、社会,就是所谓公心(Public Spirit)了。
    十九世纪中期的现代心理学奠基人,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佛洛依特(Sigmund Freud,1856-1939),断言道德的基础来自性本能(Libido)的唯乐原则,并非过甚其词。“食色性也”,有了食物维持生命之馀,性就是出乎私心本能的最大人欲。满足性的简单方式是强暴。霸王硬上弓,会遇到阻抗,享受不到两情相悦、和谐美满的性生活情趣,且有遭受报复惩罚的风险。灵性人类终能悟出一个了不起的道理:合作化的性生活比不合作的为好。於是,出自生物本能的性欲可能就成了灵性人类私心升华,萌发高阶爱心的重要源头。“聪明”人懂得对自己倾慕的异性对象,不是简单地强行占有,而是发扬利他的爱心,投其所好,善献殷勤,培植对方的好感、信任和安全感,诱发共浴爱河的情欲共鸣;一旦成功,不仅顺畅满足一时鱼水之欢,且能建立持续稳定、互相呵护的恩爱关系,由孤家寡人进至可靠合作伴侣形成的两人世界。於是灵性人类得天独厚,有了超乎鸟兽发情本能之上的人世爱情这回事。 藉灵性智慧选择爱情代替强暴,并感知爱心无限奇妙,类而推之,领悟人际关系“合作比不合作好”这个貌似浅显其实来之不易的天道至理的人们,率先建成比较牢固的“首属群体”和由此为始扩大“组织起来”的血族社会。
    血族社会靠着爱心(公心)调控私心的神奇功能,拥有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发挥的非常优势,产生了主动利用和改造自然条件的强大能动性,不复停留在被动因应大自然环境的状态,破天荒显现了“生产力”发展进步,向氏族部落和雏形国家过渡的大趋势。在丛林世界的淘汰机制中,那些停留在强暴苟合阶段,不见开窍长进的同类,不免在具有爱心道德优势和相应合作优势的血族社会群体面前相形见拙,若不仿效赶上,终要落後、挨打、淘汰,以至开除球籍。 因此可以说,爱心或公心始自“首属群体”,亦即最自然的基本社会组织──家庭。“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章句》)。故《易》基《乾》、《坤》,《诗》始《关睢》,人类文明由此发端和传承不止。重视和珍惜家庭价值,根本意义在此焉。
    爱心萌发,调节私心,刚柔相济,灵性焕发,人类方得出类拔萃,走出丛林,成为天地众生间的唯一强者。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远古以来人类的生命线》(1989)一书中说:“人类组成了血族社会才是脱离动物界的标志。在血族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由合作代替了争斗,在获得食物和性伴侣中出现了不同於动物的规律,这种规律实际上便是道德的最初形态。”
    该书引用了M.D.萨林斯《社会的起源》(《科学的美国人》1960年第3期)的一段话:“在有选择地适应石器时代的种种危险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克服或贬抑了灵长目动物的种种习性,如自私、杂交、争雄称霸、野蛮地竞争等等。人类会用血族关系和合作代替冲突,将团结置於性欲之上。人类社会在其最早的时期中实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克服人类所具有的灵长目动物的天性,从而确保了人类的不断进步的特点……人类这种灵长目动物当时正处於同大自然生死攸关的经济斗争中,所以负担不起社会斗争这种奢侈品。合作而非仅竞争,是必不可少的。” 人类,唯有人类,实现了这场历史上不同凡响的伟大的变革。这是万物之灵在漫长岁月严酷生活实践中,特秉天赋灵性引导私心升华,爱心(公心)萌发、丰富、深化、健全,以致理性化和体制化的结果;是人类得以脱离兽性生存方式,逐渐形成建设性的人际关系以至社会性的集体生活,有所发现、有所掌握和运用事物的客观规律性,草创唯灵性人类独有的文明社会、并且不断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 八问:让我们进一步弄清楚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爱心(或公心)究为何物?爱心(或公心)和人性的动力之源-私心之间,存在何种关和互动作用?
    答:乍一看来,定义为利他之心的爱心(或公心)很像是私心的对立物,是游离於人欲之上高尚圣洁的天使心肠。但仔细想想,又像与私心盘根错节,同根所生。如果我们像敢於惊世骇俗的佛洛依特那样不怕难为情,诚字当头,实话直说,倒不如认定爱心(或公心)源自私心,是私心的衍生物,或者说得文诌诌一些,叫做“私心的升华”来得真切无误。 弘扬爱心,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予人”(《论语·颜渊》),是从自己出发,推己及人。耶苏说“要爱邻人象爱自己一样”,也以爱己为始发点;救赎的目的是自己避免下地狱,争取上天堂。
    中国圣人和西方救世主创导仁爱之心,前提都是世人首先必定懂得爱自己;一个不知利己的人是谈不上什麽推己及人的。且不说获取可观报酬的形形色色慈善机构经营者,就算那“纯属”施舍的善人,做善事的背後常常需要沽名钓誉、积德延寿或进入天国等好报作为精神动力,所谓不望报者,不在乎直接回报,甚至不在乎受惠人知不知道,感不感恩,要的是更高层次的收获,或者是一种激励自信以求取胜利,或证明堪获上帝预选的精神力量。毛泽东尝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如果爱心竟然同自身利益毫无关系,岂非无缘无故了? 孔子以“仁”为完美人格。什麽是“仁”?孔子的标准答案包括了“仁者爱人”和“仁者爱己”或“仁者自爱”这两重概念。如果你把爱人和爱己对立起来,这种貌似对立、矛盾的说法就成为不可理解的悖论,一些主张“无一毫人欲之私”的伪道学君子,怪不得为此晕头转向了。夫子曾考问三位优秀学生:“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贡对曰:“智者知人,仁者爱人”;都得到了肯定的评价:“可谓士矣”;颜回答得最出色,他说:“智者自知,仁者自爱”,孔子给予最高评价:“可谓士君子矣”(《孔子家语·三恕》)。谅必出诸自爱的利他之心,通过“使人爱己”实现高境界的“爱己”目的,即以私心为原动力的爱人之心,才是有本有源的或者说真正靠得住的仁心了。 一八六一年三月,反奴隶制的民主主义者、出身低微的林肯就任第十六届美国总统。林肯以为,“我们的中心思想不应当只是‘一切公民是平等的’,而应当是更广泛、更美好的‘一切人生来平等’。”他简括地表明立场,“我们给奴隶以自由,就是使自由人的自由得到保证。”“我不当奴隶,所以我也不当奴隶主。” “仁则荣,不仁则辱”。“行仁”、“爱人”,总是事关自身荣辱。统观一部浩瀚人类史,最高阶次历史经验莫非就在於此。可以见得,与其说仁道是“为他哲学”,不如称为“为己哲学”才来得真切,才会确有实效。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章句下》)天时、地利、人和,以人和为最能动、最积极的要素,弘扬爱心(公心)就是是实现人和的需要,就是达成自己追求的目标的需要。 摈斥爱心的自私或唯我主义者其实是傻瓜。爱心(公心)不但有利自己,而且是一种最为他人和集体乐於接受的爱己方式,或者说绝顶高明的利己之道,应视为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所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爱人者,人恒爱之;恶人者,人恒恶之。爱心(公心)为你带来尊敬、赞美、信任、支持、多助、和谐以及安全感。因此,爱心(公心)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成功和快乐之源。这麽说很容易被道学家怒斥为亵渎了神圣高贵纯洁的爱心(公心),叫人羞羞答答,但如果你我“诚其意,毋自欺”,说老实话,说真实体验,并且相信也是全体人类的共同真实体验,无非就是如此。 诗人歌颂高尚的爱情,据说“爱情是不讲究理智的行为,是自我牺牲。”真的是这样吗?
    “一个热情的爱人只需要一点儿鼓励就变得勇猛无比。”(伏尔泰《天真汉》)
    如果没有哪怕是“一点儿鼓励”,那“不讲究理智的行为”或“是自我牺牲”会凭空发生吗?
    准确一点说,“爱情是一种双重的利己主义。”(盖伊博尔顿《雪莱情史》)
    还是罗曼罗兰痛快明白:“在爱情上,谁都光想自己。”(《母与子》)”
    任何情况下,唯有私心驱动下的爱心才会强劲有力,也唯有私心支持下的爱心(公心)才是真实可信的。 九问:然则公心与爱心又有何异同?同私心之间究竟是什麽关系?
    答:爱心扩展到集体,就是公心了。也许我们可以说,爱心较富情感色彩,比较容易用弗洛伊特的性心理学进行阐释,而公心则更多理智和权衡的成份;它们同属一个利他心的大范畴。弘扬利他的爱心或公心,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道德”观念的基本内涵。
    公共利益者,无非众多个人利益共性因素的集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一简明方程式表明,为我的私利就是公益的源头、动力和内容。所谓无私的爱心或公心,怕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做夸张的文学语言或许不伤脾胃,如果认真实行起来,不是弄虚作假,就是害人匪浅了。 自从三百万年前 “真人”(Trueman)显踪,十几万年前出现现代智人(Modern Homo Sapiens )以来,灵性人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一万多年前)草创文明之前的漫长岁月里,除了和灵长类动物一般在丛林里讨生活,还干些什麽(较之直立和使用工具)更为重要,堪称人之所以为人的“崇高事业”?我们不妨想像,人类足足化了数以十万年计的时间,凭着天赋灵性,在一切生物共有的私心本能基础之上培育、积累、传承、发展成功那赖以建立文明的爱心或公心(语言和文字的出现,极大地有助这种观念的培育、积累、传承和发展),逐渐懂得互相残杀并非人际争强的唯一选择,利己又利人,互相合作帮助,方可群策群力,最大限度发挥灵性创造能力,成为天地间真正的强者。 有了爱心或公心调节私心,人类方才得以建立集体生活,形成有利於发挥灵性创造能力的环境条件。爱心或公心的发生和弘扬,是造物给予灵性人类的一种选择,是人类逐渐感悟出来,藉以脱离漫长达数百万年的兽性蒙昧时期,开创文明进步,追求幸福美满理想境界的决定性明智选择。
    爱心或公心调节私心的伟大功能一旦突破了某个临界点,在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环宇范围,出现了独一无二的灵性智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人类世界终能跨越漫漫长夜般的旧石器时代,脱离丛林生涯,形成合作机制,组建社会集体(由群落、部族到雏形国家),开创文明纪元,由新石器时代而农业、工业,直至今日讯息时代;可望由小康臻大同,营造人间天堂,堪“与天地叁”焉。 十问:没有爱心(公心)不行,爱心(公心)无限扩大好不好?爱心(公心)私心关系何以处之方为得当?”
    答:人类得天独厚秉有超越生物本能的灵性创造能力,凭藉这种能力为善抑或为恶,取决於人性两大要素,即“利己之心”──私心,和“利他之心”──爱心(公心)这一双看不见的推手的联合调控作用。为了叙述方便,下文将这两大要素简称为“两心”。 两心联合调控灵性创造能力,这个貌似简单之至的作用机理,作为人之所以为人(不是鸟兽)的活动规律性的发端肇始,就是人性畴如假包换的“大本大源”了。
    两心按先後而论,私心为先;按主次而论,私心为主。要认定私心为第一性,是生物普遍本能的直接延伸;人类一切行为的真性原动力来自第一性的“利己心”,包括因“利他心”做好人好事的真性动力也是来自“利己心”,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说,是不可能存在的太虚幻境。 爱心(公心)为第二性,是靠着私心加上灵性的感悟作用,从传种接代本能之上衍生出来,但又相对独立於私心。爱心(公心)的功能在於调控制约私心,以防范和克服损人利己的自私之心,引导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产生“利在自己,功在众人(社会)”,“达则兼济天下”的良性发展进步效果。
    基於这样的观念,出於爱心帮助他人,除了救急,重要的是创造条件激励对方发挥私心积极性以自救,而非一味施舍。国际救难委员会(IRC)有这样一条很好的施援原则:“协助饥民不宜只是给他一条鱼,而应教以钓鱼之道。”个中哲理美矣哉。
    摆正了私心第一性的地位,老老实实承认人首先是为自己而活着,才有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才有确保自身自由发展权益的要求,才有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又因第二性的爱心或公心的调控制约作用,人们意识到在要求保障自身权益的同时,也必须尊重和肯定他人同样的权益要求,方才符合自身的根本的长远的也是最大的利益。民众因而需要选择和建立政府,实行民主共和政治,通过制订和贯彻适当的“礼(包括法)”── 行为准则,“事之治也”,保障人们都能在互相尊重各自的权益的条件下谋求自身的发展(既有平等,又有自由),从而争取造成一个利於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发明创造纷至沓来,先进生产力进阶不止,驱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环境条件。对於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者来说,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全在於此了。 两心在联合调控运行中的地位孰轻孰重?一般情况下,私心与生俱来,主动强盛;爱心(公心)天生微弱,要靠家庭、学校、宗教和社会陶冶、传承、积累、培养和教育形成。因此,能否弘扬爱心(公心),或者说能否弘扬伦理道德,经常是关系着社会健康进步或倒退沉沦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的核心问题。 
    两心联合调控运行中最普遍发生的失误是自私泛滥、爱心泯灭,特别以握有统治权力的决策阶层腐化变质为甚;其後果必定人祸连绵──表现为社会性的暴政、苛政、贪婪、腐化、堕落、犯罪、衰败、沉沦、停滞、落後、毁灭灵性生命的战争和其他可能的劫难。 
    两心联合调控运行的另一危险倾向是无限夸大公心的重要性,追求“大公无私”的极端化“至善”之境,“过犹不及”,後果堪忧也。从两心本质概念出发,没有第一性的私心,就不会有第二性的公心,那无私的大公纯属空中楼阁,只能是虚假的伪公,并无真实意义可言。倘若坚持“大公无私”这一悖理,作为政策强行贯彻,人性第一性的私心遭到“大公”压抑、否定和剿灭,失去了正当进取的途径以至合法公开存在的条件;而万恶的自私,特别是统治阶层的自私之心,必定会利用大公旗帜作掩护,改头换面竭尽诡谲伎俩能事以求一逞,其危害社会,较之显性的自私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且因浸透了虚伪的毒汁而更形险恶和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为私正名(也是为公正名),澄清私心天经地义的第一性地位,保护正当的私心积极性,就成了拨乱反正,重振爱心,实现真性道德复苏的关键。 
    孟轲尝曰:“人有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章句上》)奢谈天下国家,否定个人本位,可不忘了根本? 青年毛泽东曾经致力於寻找“大本大源”,对於人性“两心”曾有非常卓越的认识。大约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一八年上半年,他在详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包尔荪(1846-1908)的代表作《伦理学原理》後,写下了大量批语。其中在评论该书引述叔本华强调自然人类的利己性时,他发挥道:“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乃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他又进一步说道:“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到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显然他相信人类不仅有利己之性,还有利人之性;两者以利己性为主,利人也是为了自利,绝非无缘无故,莫名其妙的天生善念,所以两者其实出自一性──利己性。
    毛泽东在这份批语中还说:“吾於伦理学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道德所以成全个人”,“ 个人有无上的价值,百般的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的价值大於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谓。”(引自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天地图书1996版)
    毛泽东在1945年举行中共七大上还讲“个性解放”,认为“被束缚之个性如不得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马克思清醒地识透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即追求利益的动。换言之,就是我们阐述的第一性主动元私心的原动力作用。 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描述未来的理想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是要求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的和谐关系,使人人成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特长的自由个体(Free Individual)。
    可惜後来中国现实政治一度把这种真知灼见抛诸九霄云外,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成了狂热无比“破私立公”、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意图通过否定私心根本消灭人性罪恶之源的“至善”理想主义。当时所谓“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为唯有在思想领域破除人性之私,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相配套,方能防止执政党腐化变质,防止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滋长和复辟的危险,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於是马克思关於“按劳分配”的“有私”原则,也遭公开否定。终至以“斗私批修”为纲,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一场希世人为浩劫,就“大本大源”而言,其实肇因於此。
    既然两种极端:自私唯我和“破私立公”皆不足取、不可行,则“极高明而道中庸”焉。吾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大原则,当循“黄金中道”(Golden Mean),按照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在两大极端之间找出一个两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可利己以调动私心积极性,又泽及社会大众,增进集体福祉,归根到底是在更高层次意义上利己的优化解。借用数学术语,不妨比拟为对非线性无约束多元函数寻求每个变量的偏导数等于零时对应的极值。 工程师们从事工程项目设计时,总要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在安全和经济这两大主要对立因素之间,经由计算、研究、分析,集思广益,统筹兼顾,制订两全其美,综合效果最好的优化解决方案。在求解为人之道难题时,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做:在私心和爱心(公心)之间,追求建立一种“两心相悦”,适足以引导灵性创造能力循正向顺畅发挥作用的“调谐”状态呢?” 十一问:然则所谓“调谐”状态该当何解?
    答:调谐(Harmonization),就是通过协调有关互相影响的因素,使进入和谐状态,获致有效的以至最佳的运行工况。按诸无线电学关於调谐的定义,当调节(Tune)可变电容器或电感线圈,使收音机接收系统与无线电波达到谐振(自振频率一致)范围,就进入了有效收音工况;如达到确切的谐振点,则可获得音正量足的最佳收音效果,称为调谐工况。
    如果将世界上一切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为对立面的调谐(统一)和变革(斗争),其中变革是手段,变革的目的是追求调谐,而不是为变革而变革。调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且常常是暂时的、易逝的,事物总要向前发展和运动,原有的矛盾体会分解,重新出现对立,要求进一步变革;但无论如何,变革之所以发生,只是为了追求调谐的需要;变革或斗争不论如何轰轰烈烈,终究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不可以本末倒置的。离开了调谐的目的去谈斗争,或鼓吹变革的绝对性或无条件性,就是没有建设性可言的破坏狂了。
    调谐不仅是变革的目的,即便变革本身或即事物发展和运动的过程,也应讲究和追求调谐,以减少损失,提高效率。凡是学过热力学第二定律和卡诺理想循环可逆过程理论,或从事过动力工程回热循环实践的人们,恐怕非常容易对此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调谐是什麽?是协和,是均衡,是恰到好处的配合;是真、善、美;是两个以上复合因素交互作用实现低损耗、高效率、平稳顺利的联合运行方式。调谐是幸福、美好的精华和极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性追求,具有公理性质和普遍意义。
    人类和一切生物概莫能外,皆以享受调谐成功的生活为莫大福祉。
    天赋灵性的人类,具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不受非灵性生物本能追求极限的限制。人生追求幸福不息,一旦达到了某个层次的调谐的目的,又要通过变革去追求更高层次的调谐,永远没有止境,这就是人类独有的“发展”特徵。当然,也只有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调谐,变革才有其合理性质。
    国家、社会、集体、家庭或个人欲求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采行反调谐的变革手段如暴力、战争,都是逆反天道,应为灵性人类所不取的下下策;唯有作为不得已的反制,这种手段始有其合理性和适用性。调谐化途径,通常具有和平渐进的演变形式;历史经验表明,通过人们常说的“和平演变”以寻求优化决策,常常是损失少,收效大,实现社会发展进步的光明坦途。 
    人性范畴的两心调谐化,乃人生幸福意义上的调谐过程的基础或起点,是“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必要。私心,与爱心或公心,既矛盾又统一,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更不应该对立。任何个人、集体或社会,欲求经营成功,私心与公心,亦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者必须协调得宜,达到一个合乎当时当地环境条件的最佳交会点,方能烘蒸郁衬,相得益彰,花好叶茂,欣欣向荣。这就是人性两心调谐原理的要旨了。 调谐不仅是人性两心的优化联合运行方式,也是人与自然的最佳相处之道。今日举世认同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灵性人类从自身最大利益出发,感悟、发展起来的合理化社会文明观,要求社会发展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决不要对後代人的需要造成危害。没有“可持续发展”,人类世界不可能有持久和平,也没有远大前途可言。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最高境界,实质全在於美轮美奂的“调谐”两字。 调谐,是包括人际、人与自然,人自身生理和性灵,以及万物之间一切相互关系的优化相处原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也(《中庸章句》)。
    对照儒家学说术语,调谐就是“求中致和”。乃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 十二问:妙矣哉!可否再就人性两心调谐原理作一些形像化、具体化说明?
    答:作为人性大本大源,在每个考察体系内,私心和爱心(公心)这一对不可割裂的“孪生”调节元,客观上总是因时因地因体制宜地存在着某种对应於最有利於发挥灵性创造能力效能的优选的即调谐的状态,等待秉有灵性智慧的人类去认识、去追求,去享用。优选位置不会落在自私唯我或所谓“大公无私”这两个极端状态,也不大可能正巧处于两者的简单折中状态即数学上的几何中点。好象寻求函数极值,这个位置应该是经过全面权衡协调,合乎中庸之道的变量特解。举个例子:从视觉调谐之美而论,一个方形体的短长边最佳比,不是零比一或是一比一(不是一条竖线或横线,也不是正方形),而在某个等于(√5-1)÷2,近似值为0.618的特定比例上,即所谓黄金分割。
    再打一个比方,要种好庄稼,土壤酸硷度必须适宜。纯酸性和纯硷性是两个极端,皆不可取,酸度或硷度过高,都会造成一片荒土。只有按照作物特性和土壤、气候条件等有关因素综合研究,找到一个特定的PH值(酸或硷性的指标),才会产生最佳种植效果。
    或者还可以想象,从一个出发点奔向一个目标点,其最短捷径是连接的直线。在前进过程中,如果私心过头,自私因素膨胀,行进方向就会偏向‘右方’,反之,过度强调爱心,则偏到“左方”。在设法校正的过程中,必因迂回曲折带来各方面的损失;如偏离严重,不及校正,甚至会迷失方向,根本达不到目标。追求两心调谐,进入优选状态,就意味着少走弯路,趋近於最短捷的直线,以最少代价求得最大效果……
    前苏联最後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以为,“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结果都是两败俱伤。虽然,可以把力量弱的一方的反抗用暴力镇压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要积累起来,必然引起爆炸。最後的损失往往要大上千倍。”高明的政治家懂得,一切成功的政治,都来自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的极致,莫非我们衷心赞美的调谐境界?
    两心调谐化导致人类文明诞生,社会发展进步,以至通向未来光明的美好的理想人间天堂。一个社会一旦接近或达到了当时当地历史条件许可的最佳两心调谐境界,人们将能循着利己和利他两大调节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正道,享受至可宝贵的自由发展机会(特别以思想自由为基础),比较顺畅地发挥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总体而言,这种追求不是损害而是增进着集体和社会的利益,因此得以好上加好,渐入佳境,进入欣欣向上,普天同庆的辉煌盛世。遗憾的是,这种辉煌盛世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少之又少,而且常常是短命的。人类经常无可奈何地在两心失衡的社会环境中讨生活。
    东西方历史发展途径和成果迥然不同,奥秘何在?大哉谜尽管难倒无数史学大师,其实只要循着两心调谐原理一探究竟,怕就洞若观火,谁也瞒不过了。
    这场诚字当头、如琢如磨、如切如磋、揆情度理、率性尽致的“十二问”思想实验,导出了令人心明眼亮的一整套灵性人类发展进步不可不遵,如同千江万川总源头那麽至关重要的公理常识组合――人之所以为人的“大本大源”之理,概括名之为:
    “灵性──两心──调谐”原理(下文简称“两心调谐”原理)
    其中“灵性”为人类所以区别和超越一切生物之上的唯一的也是至高无上的根据。
    灵性作用如何发挥,系受“两心”联合操控。
    人类的灵性创造能力能否循正道产生既利己又利人的建设性成果;或适得其反,导向犯罪、破坏,以至自我毁灭;或长期自闭,停滞不前,无所长进,略同於非灵性生物而已;或落後挨打,开除球籍,泯灭无存;关键端视两心联合操控的社会性“调谐”水平。
    如果借用数学分析表达形式,可将这条原理分列为十项“联立方程式”如下:
    1,灵性=创造性智慧(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的独特秉性)
    2,私心=追求自身福祉的原动力,源自一切生物共有的利己本能。
    3,私心+灵性=发展(一切生物中,唯人类在谋求生存和享受之外,特有发展的要求和能力)
    4,自私=私心走上极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和集体的利益,以损人利己为特徵的“唯我主义”,是负向发展的驱动力。
    5,自私+灵性=负向发展的恶质运行系统(唯人类独有的“原罪”的由来),导致伦理意义上的犯罪,趋於自我否定、自我毁灭。
    6,爱心(公心)=私心经由灵性启迪而升华,转进利他运行轨道的超越形态。爱心(公心)相对独立於私心,堪以调控私心,防范自私;是为灵性人类特秉澈悟成果,道德滥觞。
    7,私心+爱心(公心)=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所必需的联合调控驱动机制,以“两心调谐”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优化组合。
    8,“崇公抑私”+灵性=发展缓慢、停滞,不进则退的劣质运行系统,自我抑制灵性创造能力的发挥,不免沦为充斥伪善色彩的罪恶渊薮,渐趋淘汰没落。
    9,“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灵性=另类隐性负向发展恶质运行系统,导致伪善外衣包装下的犯罪横行,灵性创造能力活力尽失,趋於自我否定、自我毁灭。表面上看来,这是与“自私+灵性”型负向发展恶质运行系统遥相对照、追求“至善”境界的另一极端,实质上由于“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的虚妄性,必然沦为自私的伪装形式,只是更富欺骗性而已。 10,“两心调谐”+灵性=正向发展优化运行系统--导致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灵性人类由此自我肯定,自我超越,体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与天地叁”焉。
    一种反映灵性两大调节元--私心和爱心(公心)调谐状况的基本伦理观念,可称“心态文化”,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即主导性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就像一双看不见的推手,隐然操控著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两心联合运行状况进入调谐化区间时,形成正向发展优化运行系统,这双推手应能驱使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相对顺畅发挥,推动社会良性发展进步不止。 现代辞书定义的“文化”,广义而言相当於社会精神和物质产品的总成,包罗万象,囊括一切。所谓文化的先进性,首先应当体现在灵性创造能力循正向顺畅发挥,社会良性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上。从大本大源意义上说,这个大方向的成因,在於文化的根本,或根本的文化,亦即作为思想信仰,亦即深层社会文化意识的“心态文化”的两心调谐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无形推手调控驱动作用。 如果没有内涵两心调谐的“心态文化”为基础,没有一双协调如意、维系正道的无形推手,生搬硬套别人家成功的先进文化成果,包括巨细无遗的法律制度,即便一时见效,总是表面文章,东施效颦,“头重脚轻根底浅”,正果火候何其难得?结果难免水土不服,后继乏力,倒退变质,比比皆是也。
    什么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千言万语总要聚焦到“两心调谐化”这个基点之上。由此为始,方才可能营造成功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得以相对顺畅发挥建设性功能的社会大环境,不断催生先进科学技术(产生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政治制度(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体制),开创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水平,增我福祉,前程如锦,永无止境。 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这个“道”其实不在什么虚无缥缈、暧昧不明的神秘之境。人类天性自然内涵优化法则,等待我们自己去发现、认识和运用。换言之,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问其所自,无不本於天而备於我。用通俗语言来说,就是说人生应循的共性指导原则,其实都可凭著一个毋自欺、贵率真的诚字,从自身内省而感悟,即所谓诚者自成,而道自道也。儒家学说本源无非在此。
    如果说儒家学说阐释天道人性,立足於人之所以为人必遵的根本规律性,那麽这个根本规律性一点也不神秘难解,一言蔽之,就是“灵性-两心-调谐”原理了。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道者,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远於人。若为道者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则非所以为道矣。
    因此,两心调谐原理,作为为人处世最具普遍意义的应遵公理,导向一切正确判断的理性良知大本大源,如此简明易懂,不以繁琐哲学唬人为然;只要怀着一个诚字,人皆可以悟通。一旦悟通,顿觉古往今来万花筒般大千世界显得通体透明起来。
    人类社会欲求进入正向发展优化运行境界,从两心调谐原理出发推论,显然必备以下三大要素: 1.一种体现两心调谐化的指导思想,深植人心,形成信仰,构成强固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心态文化”为基础。
    2.其次,需要一种符合两心调谐原理的优化决策方法论,方能将正确的指导思想化为正确的社会实践。
    3.最后,为了实现社会性两心调谐,进入正向发展优化运行境界,必要运用上述指导思想和决策方法论,因时、因地、因体制宜,订出适合具体历史环境条件的政治制度、法律条款、礼仪规矩、社会公约等,从而建立各种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始可落到实处。
    如此“思想信仰-决策方法-行为规范”三位一体,共襄盛举,不可或缺,不可分割,逻辑分明地构成了一个人类自我肯定、自我超越之道的完整功能体系。
    如果仔细对照儒学经典,可见以孔孟为代表的真儒,将人类自我超越之道的完整逻辑功能体系的三大要素──“思想信仰-决策方法-行为规范”逐项阐发,相应命名为“仁-中-礼”三个金碧辉煌大字,作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共性指导原则,无妨称之为儒家学说核心的人间正道“三位一体”论。
    仁──两心调谐原理的高度概括(概括为一个字),人之所以为人的应循指导思想或信仰基础;
    中──中庸之道,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优化决策方法论,当然也是贯彻仁道(两心调谐原理)的优化决策方法论;
    礼──以仁为本,经由中庸之道导出切合当时当地社会实际的优化政治制度以及各种共同遵循的实用行为规范。
    归根到底,倡导“仁-中-礼“三位一体之说,所求者,无非“肯定人欲,引上正道”而已。”
    千载而下,伪儒肆意曲解之馀,学者们多为儒家经典之概念模糊,条理不清,庞杂错乱所苦,以为理清儒学头绪也难。唯从大本大源出发,顺流而下,识得真儒心路历程、始能参透儒家学说科学严谨的逻辑性,明白其中受用不尽的精义主旨;天机解密,家喻户晓,福音广布,可以经世致用也。
    从天道人性基本常识公理大本大源出发,悟通“灵性-两心-调谐”三位一体原理,进而导出“仁-中-礼”三位一体论,简称“仁学”,该就是孔子倡导的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了。
    但“仁学”不是儒学的全部。儒家还须“瞻前顾後”,就“仁学”的大前提和目的性作出全面交待。
    “仁学”作为人生共性指导原则,或即“当行之路”,是天赋人类存乎己心,人人得凭灵性感悟认知,并引为信仰、终身奉行,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优化选择。欲问这个不胜奇妙之至的可选方案所以存在於天地人心的大前提,就像穷究欧几里德几何学那些“不证自明”公理的由来,或者世界创造者是谁创造那样的终极性问题,恐非尘世任何理性圣贤或神学大师殚精竭虑所能解决。如果不去生造杜撰奇迹迷信故事,也不满足於无神论者没有答案的答案,只能老老实实归之於至高无上、其尊无对的“第一因”──“天意”,非“天理”无以名之也。
    儒家不负“天之木铎”期许(铎,铃也,金口木舌。施政教时,振之以警众。)以导布“天理”为己任,必要摆正天人关系,提倡一种具有“模糊化”特色的“信天观”,既不失宗教情怀,无限敬畏、尊重那神性之最(代表至上神)和理性之最(代表规律性总成)的“天”,又排除奇迹迷信,“不问鬼神”,确保理性清纯;唯其如此,利於“万物之灵”避开“有神”“无神”无谓争论,融一切学派和宗教信仰的真理内涵于一炉,调动自觉贯彻“人间正道”的使命感和积极性,导致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效益最大化。
    此犹未足也。中外古今,数不尽志士仁人,寻寻觅觅,前仆后继,代价惨重,所为何来?这条“当行之路”,究竟可以通达何方?一定要将“人间正道” 的前进方向,追求的近景和远景目标解说明白,方有大奔头,大决心,大动力,大作为。儒家为此提出了经由小康进入幸福美满的大同社会大目标,及其原则性政策纲领设想,这就是儒家的合理化分阶段“社会发展目的论”了。 以“仁学”为核心,上接“模糊化信天观”,下切“社会发展目的论”,三者大体包罗了孔门儒学全部内容,是为贡献人类世界得以协调致和,持续发展进步,“与天地叁”的全息型三梯次(3 Tier)三位一体论。
    由此见得孔门儒学思想体系脉络清楚,逻辑分明,超越时空,宛然一部告别“丛林法则”,开创真正人类史(马克思认为到他那时为止的人类历史都是史前史,都不足以体现真善一致,只有结束这部史前史,人类才能真正开始普遍解放的“在地上实现天国”的神圣史。)如假包换的通用系统工程指导全书。一旦与时俱进,发扬光大,中国社会先进文化建设,不就有了根据?人类大家庭谋建“共同价值观”,亦即“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基本架构舍此何求?岂止当年黑格尔所说,“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特别的东西”的“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而已。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