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一个批判的历史概述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43 网络 佚名 参加讨论
| 我们世纪的哲学主流之一，被称之为“分析的”，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精神风潮。它也是己最广泛地席卷了整个地球的潮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与给当代文明打上最深烙印的两大势力——科学和技术结盟。 我意识到我的评价中的主观性因素。毫无疑问，它受到我的经历和个人口味的双重影响。在下面的文字中，我将试图给它以理性的辨明。我将凭借考察这一运动的历史起源以及一开始就隐含在它本身之中的某些相互冲突的倾向的发展来做到这一点。 从较广的视野去看，分析哲学继承了欧洲的启蒙传统。把也许是它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伯特兰·罗素比作伏尔泰，并不是毫无道理的。不过，当分析哲学最早出现在哲学舞台上时，它是与也植根于启蒙传统的另一思想潮流相对抗的。这就是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传统。与过去决裂的里程碑是摩尔的《拒斥唯心主义》，它出现于1903年。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数十年间，当这一新哲学在广阔的战线上取得突破时，它自称是思想领域的一次大变动，一次深刻的革命。这段时间距现在已经很久远了。在本世纪后半期，分析哲学已经获得作为一个确立或公认的思想传统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它特有的外观已经消退；它日渐增多地成为折中的。它的身份似乎已受到误入歧途的威胁。 与此同时，这一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由科学和技术所代表的合理性形式，由于它对社会和人的生存条件的反作用，已经变得成问题了。分析哲学，本身是能够通过科学取得进步这一信念的产物，似乎内在地不可能对付这些问题。任务不得不留待其他类型的哲学去完成，后者不同于分析潮流，且常常对它持批评态度。 在它的身份认同危机的混乱情景下，把分析哲学置于历史的批判的审视之下是适宜的。还未曾有人完整地撰写这一运动的历史。由于它日渐增多地分叉或分枝，识别出它的最本质特征并把这些特征与后来疏远其起源的添加区别开来，试图这样做是切中要害的。 在逻辑实证主义战前的喉舌即期刊《认识》中，有两篇论文对于我们目前所从事的事情来说是重要的。一篇是由魏斯曼写的，题目是“什么是逻辑分析？”。作者写道： “哲学和科学是人的心智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科学的心智寻求知识，即真的、与实在一致的命题。在较高的层次上，它上升到理论形式。——通过哲学人们能获得日渐增多的内在清晰性。哲学推理的结果不是命题，而是对命题的阐明。”（注：Waismann,P.265。） 在这些话语后面有一种观点，即在一方面是哲学、另一方面是科学之间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表达的正是这种观点，并且他始终坚持这一观点，尽管他的哲学后来经历了许多变化。这种看法从一开始就在我思考哲学的方式上打下了烙印。不过，对于所有那些自称为分析哲学家的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情形并非都是如此。在具有这一称谓的哲学家中间，如魏斯曼所区分的，代表着两种理智态度——它们有时公开对抗，有时结成非反思的联盟。因此之故，几乎从一开始，分析哲学就潜藏着矛盾，最终这些矛盾变得公开化，由此破坏了该运动的统一。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 在《认识》杂志战前最后一卷两篇论文中的第二篇，其题目是《逻辑实证主义和剑桥分析学派之间的关系》，作者为麦克思·白拉克。值得称赞的是，它第一次试图使人们注意到新哲学的双重根源以及它们的独有特征，一个根源在维也纳，另一个根源在剑桥。该作者还意识到在分析哲学家中间很流行的对哲学本质的两种态度之间的对立。 思想史上的重要潮流经常几乎同时发源于知识界的几个不同角落。我们已经指出，这种说法对分析哲学运动完全成立。不过，为刻画起见，这样做是有益的，即把该运动的实际诞生定位于某个确定的时间和地点：世纪之交的剑桥，并把两个杰出人物即伯特兰·罗素和乔治·爱德华·摩尔视为它的创立者。这两位哲学家是相互影响和相互激励的。正是年轻一岁的摩尔，促使罗素背叛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开辟了通向新的哲学台阶的道路。与此同时，这两个人又是很不相同的。这一运动中的许多内在冲突都可以追溯到这两个人之间的分歧——包括由魏斯曼所区分的那两种理智态度之间的冲突。 人们可以说，罗素在哲学中所追求的是不可动摇的真理性知识。这一说法对于他早期所从事的逻辑和数学以及后期对付休谟关于归纳的怀疑论的努力来说都是成立的。在这方面可以恰当地把他与笛卡儿相比较。像那位法国哲学家一样，罗素先是在数学中看到了无可置疑的知识的典范。但是数学中的证明开始于公理，而它们是可以受到怀疑的。这一洞见把罗素引向了逻辑。如他在几部自传之一中所证实的，他于1900年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哲学代表大会，这件事对他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注：Russell, 1944, P.12：“1900年是我理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最重要的事件是我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哲学代表大会。”）在那里他见到了皮亚诺，并结识了数学基础研究的意大利学派。这次会见的长期成果是对于逻辑的下述贡献——先是在《数学原则》中，然后是在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中——它们是这门学科的历史上位距前列的贡献。 作下述反思也许是无用的，但与此同时又是诱人的：假如不是由于罗素对逻辑所做的贡献以及他把逻辑看作哲学的本质，（注： Russell,1914,P.42。）逻辑是否还会具有它在本世纪毫无疑问所具有的那种中心位置？首先，新逻辑会一直为数学家而不是为职业哲学家所关注。例如，有谁会认识到19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是耶拿的一位数学教授？罗素慷慨地说，（注：Russell,1914,P.7。）弗雷格是第一个用逻辑分析方法去处理哲学问题的人。根据仅在本世纪后半期所实际发生的那些进展，把弗雷格看作分析哲学的“发现之父”——但把罗素看作弗雷格的追随者，而不是把弗雷格看作罗素的先驱，这将是不适当的。而且，假如没有罗素，人们是否会被诱使赋予弗雷格这种地位，是很难说的一件事。 罗素对确实性知识的追求把他带到了逻辑。在为数学提供基础方面，逻辑是最不易受到攻击的科学。并且由于构成哲学的核心，它允诺归根结底要赋予哲学以科学的确实性和精确性。在他的那本比其他任何书都更好地反映了这种态度的书即《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作为哲学中科学方法的一个领域》中，罗素写道：“自古以来，哲学就比其他任何学问分支作出了更大胆的断言，但获得了较少的成果。我相信，结束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的时机现在已经到了。”（注：Russell,1914,P.13。）在一篇写于本世纪20年代的论文中， 他说哲学“本质上是一门科学，它区别于特殊科学之处仅在于它所研究的问题的普遍性。”（注：Russell,1928, P.71.他继续说，“新哲学认为， 所有的知识都是科学知识，有待用科学的方法来确证和证明。”）从魏斯曼所作出的区分的角度看，罗素代表着心智的科学态度而不是哲学态度。对于大多数仍然自称“分析的”哲学家来说，这同样的说法也是真的，至少我相信是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希望把魏斯曼的区分视为不适当的简化，或者甚至看作是完全的误解。 罗素一直追寻确实性，摩尔则认为他已经占有了它。在他著名的论文《捍卫常识》中，摩尔列出了大量他认为他确实知道的东西。例如，他是一个人，他有身体，他从来不曾到过月球，世界在他出生之前已存在了相当相当长的时间，如此等等。 关于这些真理的知识，既不是哲学反思也不是科学探究的结果。所谈论的这些真理是“常识”，但它们隐含着重要的哲学结论。摩尔有身体这件事蕴涵着存在物质的东西。摩尔由此认为，他能够证明外部世界独立于他的意识而存在。在他的另一篇著名的论文即他于1939年在不列颠科学院所作的讲演中，他以手势的形式给出了证明，他举起他的两只手，以使他的听众确信它们代表着外部世界的两个事物。正如维特根斯坦曾注意到的，惟有具备摩尔的严格和理智水准的哲学家才能向一个学术团体提出这样的“证明”，而不使自己显得荒谬可笑。 摩尔的“证明”当然不是证明。但人们可以说，它表达了对于哲学问题的某种态度，对这种态度我本人表示同情，并且从维特根斯坦的思维方式中也可以知道这种态度，尽管具有不同的伪装。人们可以试着把这种态度描述如下： 必须把下述哲学观作为荒谬或无意义的加以拒斥，它们否定我们以及哲学家们在不作哲学思维时也会认为理所当然地存在着的事物。这种观点的例子有：不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的心灵的外部世界；或者，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物质的；或严格说来，人们不能确实地知道任何东西；或者，没有人能够以与他实际的行动方式不同的方式行动。这些是由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怀疑论者和决定论者所主张的论题。既然它们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和日常话语中所确知的东西相冲突，它们就是反常和乖戾的。照其原样，即使不经论证，它们也必定被拒斥。存在物质的对象，但也存在不同于物质对象的东西，我们“确实知道”相当多的真理，或者我们即使不是总是、也是经常地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行动——所有这些，以及某些哲学家质疑的许多其他东西，都必须作为事实加以接受。 不过，关于此类问题的哲学化并不因此走向终结。摩尔对此是完全清楚的。不过，问题不是与常识意见和陈述的真有关，而是与它们的意义有关。它是否意味着存在一个独立于我的意识的外部世界，或者意味着我有自由意志？回答这些问题就是分析的任务。 这里模仿摩尔的一个例子是诱人的。摩尔说他知道母鸡下蛋。（注：Moore, 1905, PP.65ff。（参看此文重印于Philosophical Studies, 1922.））他一点儿也不怀疑情况不是如此。 但他不能构想出母鸡下蛋意味着什么。摩尔在哲学方面的相当大部分的分析工作在于，努力阐明物质（物理）世界中的事物和事件，如母鸡下蛋，是如何与我们关于它们的知觉（感觉材料）相关联的。不过，他的思维的这些方面眼下并不与我们相关。 真理问题和意义问题之间的区分，对于理解不仅为摩尔哲学而且为整个分析哲学所特有的东西是至关重要的。分析在哲学中所设定的任务就是阐明语句（陈述）的意义。不过，即使被分析的陈述的真或假并不是不确定的，人们仍然有权去问他对它们的分析是否正确。是什么东西决定这一点？分析的本性和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就是一个哲学问题。我并不知道它的解决方案，在本文中我本人也不打算去探究这个问题。（注：在我的“思想自传”中，我已努力这样去做。见von Wright 1989, PP.42—54。但我很不满意我在这个问题上达到清晰性的尝试。） 罗素和摩尔都强调他们哲学的“分析”性质。（注：这种说法对于他们年轻的同时代人弗朗克·兰姆塞也成立，其证据见Ramsey 1991 中的大量段落。）罗素似乎是第一个把逻辑分析说成一种“方法”的人。（注：参看Russell,1914, P.7以及其他各处。 ）在他后期的一本自传中，他写道：“自从我抛弃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以来，我一直寻求通过分析去解决哲学问题；并且我仍然相信，惟有凭借分析才能取得进步。”（注：Russell,1959, P.14.）他说， 由此达到的进步“与伽利略在物理学中所引发的进步属于同一类型”。（注：Russell,1914, P.14.） 不过，罗素并没有过多地论及新方法的本性和特点。他对这方面的问题并没有什么贡献。摩尔更多地意识到这里的问题所在。（注：参看两篇论文《什么是分析？》和《分析的辨明》，见Moore 1966。）但是他关于它们所必须说出的话语并不是非常透彻的。他的著名的例子“兄弟是男性同胞”很好地说明了分析，即把一个概念剖析为它的各个构成要素，但这完全缺乏哲学意味。 在已提到的魏斯曼所写的那篇论文中，我们读到：“分析意味着分解和拆卸。‘逻辑分析’由此看来意味着：把一个思想拆分成它的终极逻辑构成要素。并且这里我们全都太容易想到来自其他领域的类比：正像物理学家透过光栅分解白光——化学家分析一种材料——一样，人们大致也可以这样去设想哲学家的事情，他的任务就是揭示思想的结构，显示它的逻辑构造。”罗素著名的有定摹状词理论经常被引证为哲学上有意义分析的范例。（注： Ramsey, 1931, P.263：“——哲学的范例，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让我们这里打量一下这一理论。 如所周知，根据罗素的理论，语句“司各特是威弗利的作者”的意思与“存在一个x使得x是威弗利的作者，并且对所有的y而言，如果y是威弗利的作者，则y等于司各特。”从这里我们能够学到一些什么呢？首先，一个具有简单的主谓语法形式的语句能够具有复杂得多的逻辑形式，一个语句的语法构造并不必然反映它的逻辑结构。其次，逻辑上重要的概念可能暗含在一个语句中，而不作为该语句的词语出现。于是在语句“司各特是威弗利的作者”中隐藏着存在（“有”）、全称（“所有”）、条件性（“如果一则”）以及同一等概念。分析使这些隐含的构成要素显现出来。 我们这里对罗素的理论打算去解决的那些哲学问题不感兴趣，也对他所建议的分析是否正确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关于这同一论题存在着相互竞争的理论。我们这里对罗素的分析感兴趣，仅因为它是一个给人留下极深印象的例子，说明了什么是一给定语言表达式的逻辑语法。作为这样一个范例，它还极深地影响了那位哲学家，在使罗素和摩尔所代表的新的哲学方式成为一场世界范围的运动方面，他比其他任何人都作出了更多的贡献。 没有人能够否认，同时作为《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的作者的维特根斯坦，对于分析哲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至于是否能把维特根斯坦本人正确地称为分析哲学家，这几乎是另一个问题。人们可以这样谈到《哲学研究》：对于典型的“分析”探究来说，它的精神是陌生的甚至是带有敌意的。相反，《逻辑哲学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分析哲学思潮的极品，特别是按这一思潮在罗素那里获得的、后来由维也纳学派成员所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后期维特根斯坦表现出同摩尔的某些相似。 我以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基本问题是这样的：语言记号如何能与世界处于意义关系之中？或更简短地说，语言是如何可能的？答案是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看作实在的图象的观点。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基本语句由名称组成，名称代表着世界中的事物，语句中名称的相互关系描画着那些事物在一可能事态中的相互关系或排列组合。基本语句之外的所有有意义语句都是基本语句的所谓真值函项。 事物是这个世界的实体。事物在事态中的可能关系和名称在有意义语句中的可能关系构成世界的逻辑形式，即本质。于是语言的本质和世界的本质是同样的。 维特根斯坦的观点预设了对于—语言的语句的双重分析。首先，人们必须能够把基本语句分析、分解为名称，名称在语句中的连接对应于事物在世界中的排列。其次，人们必须能够用基本语句的真值函项的形式展示所有其他的有意义语句。 在《逻辑哲学论》发表前后不久，罗素在著述中对语言以及世界的逻辑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还为自己的观点铸造了一个生动的名称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原子论的看法是许多冠以分析哲学之名的学说所特有的。人们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本质性地属于这种思维类型的。这并不衍推接受语言的图象理论，后者对后来的发展发生了相对小的影响。（注：一个例外是芬兰哲学家司滕纽斯（Erik Stenius），他用有意思的论证捍卫了语言的图画论的某个版本。参看Stenius 1960.）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的特点在于，人们不能给出基本语句和名称的例证，因此也不能给出世界中事物的例证。这一特征是与这部深刻的“形而上学”著作的其他特征相关联的。不仅逻辑形式经常为语言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如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所表明的。在原则上还不可能在语言本身内描述这种形式。维特根斯坦的理想语言因此被恰当地叫做“绝不—绝不—语言”（never－never language ）。（注： Black 1964, P.11.白拉克还把它叫做“逃避—语言”（lingua abscondita），同上。 ）语言逻辑的“晶体结构”在有意义言语中显示自身，但不能说它具有这种或那种形式。 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书的前言中说，哲学问题源自于“误解我们的语言的逻辑”。当人们清楚地把握了这种逻辑，如同它在语言的有意义的使用中显示自身，哲学问题就会消失。哲学问题于是都是伪问题。它们不能被解决——只能被消解。在哲学中，人们不能提出他们可以用论证来支持或反对的论题。例如，存在一个外部世界，严格说来就不是一种人们能试图用唯物主义的论证来捍卫或者用唯心主义的论证来反对的立场。 《逻辑哲学论》的作者认为，他已经一劳永逸地处置了哲学问题。在完成他的书之后，他抽身隐退于理智的孤独。从哲学角度说，剑桥是该书藏身的地方。要不是该书落入莫里兹·石里克和他在维也纳的某些同事之手，这种情形也许会持续更长得多的时间。 1922年，石里克应邀从基尔（Kiel）来担任一度为恩斯特·马赫所占据的维也纳哲学教授席位。围绕石里克很快聚集了一批人。到20年代末，他们发表了名为《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的宣言，从而成为一个为更大范围的公众知道的学派。该学派的成员并不是“纯粹”哲学家， 而是全都一直还在某一个特殊的学科领域内工作。 （注：Wi 【关键词】enchaftliche Weltauffassung,P.13. ）他们在哲学中共同持有一种基于科学的反形而上学态度。在这方面他们在欧洲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布拉格、莱姆堡（Lemberg）、华沙以及中欧的其他大学城镇， 包括柏林，也存在着具有类似的科学——哲学倾向的学派，并且在学派之间还有活跃的相互接触。 在他们反对唯心主义的战斗中，剑桥分析家们把他们自身看作是世纪之交哲学中其他新实在论思潮的同盟军。另一方面，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则把自身看作是19世纪实证主义（特别是它在马赫那里所获得的、因而是其感染上观念论而不是实在论的形式）的追随者和继承人，特别是在其初创时期，该学派的哲学立场可以刻画为实证主义加上由新逻辑创造的工具。这两者的结合也反映在“逻辑实证主义”这一名称中，它成为这一运动的标签，特别是在英语世界中。这一名称并不是该学派本身的发明。它似乎起源于在斯堪的那维亚出版的两本书：埃诺·凯拉的《逻辑新实证主义》（1930）和佩策尔（Ake Petzall ）的《逻辑实证主义》（1931）。 分析哲学的剑桥变种有双重的根源，一个源于摩尔，另一个源于罗素。人们能够从起源于维也纳的那个运动中识别出类似的二元论，该运动有两个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石里克和卡尔纳普，后者在许多方面都是罗素工作的追随者和继任人。他本人必定已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石里克则更近似于摩尔，但他首先是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他称维特根斯坦是“逻辑领域内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天才”。（注：根据凯拉与笔者的口头交谈。）他这样谈到《逻辑哲学论》：他坚定地确信，它是迄今为止我们时代的哲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他补充说，“我坚定地确信，这本书是我们时代最有意义的哲学著作——就真实性而言，难以估量这些观念的范围：任何经理解之后真正采纳这些观念的人，从哲学角度说，必定因此是一个变化了的人。这些新的洞见对于哲学的命运绝对是关键性的。”（注：见 Waismann 1976（死后出版）一书的序言，P.20f。也见Schlick 1979, P.136。） 石里克从维特根斯坦那里接受的，首先是把哲学看作活动的观点，活动的目的在于使句子的意义清晰。在《认识》创刊号上他的开篇论文《哲学的转折点》中，石里克写道：“哲学阐释命题，科学证实它们。在科学中我们关注命题的真，在哲学中我们关注它们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注：Schlick 1929, P.8.英译见Schlick 1979, P.157.）把真理问题与事实问题区分开来，这一区分也标志着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区分，与魏斯曼所作的区分是同样的。后者在他发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论文中表达了这一区分，当时维也纳学派已不再存在，其成员也随风四散了。这些区别直接起源于维特根斯坦，但人们也可以在其中识别出摩尔声音的遥远回响。 当哲学使问题消失不见时，哲学活动就达到了它的终点。与各门科学不同，既然哲学没有它自己独有的题材，它的问题的消失就意味着它本身的消失。于是，由石里克在他的论文中所宣布的哲学中的转折就是哲学的终结。石里克本人用许多话语说出了这一点。他的论文中经常被引用的结论性句子是这样的：“到那时，将不再需要谈论‘哲学问题’，既然所有的问题都将被哲学地处理，即是说，用一种清晰而有意义的方式来处理。”（注：Schlick 1929, P.11.英译见Schlick 1979, P.160.）卡尔纳普也一度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正在走向终结。它的位置将由“科学的逻辑”来取代，他指出，后者与“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是一回事。（注：Carnap 1934, P.iii-iv ：“哲学可以用科学的逻辑来代替：科学的逻辑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句法。”）但与石里克和维特根斯坦更为一致的是，他还曾指出，哲学不是一个体系或理论，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逻辑分析。（注：Carnap 1931, P.237。）它给我们产生一些句子，它们谈论那些作为分析对象的句子。前者属于元语言，后者属于对象语言。元语言规定对象语言的句子要有意义就不得不遵守的规则。他因此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下述立场拉开了距离：人们不能有意义地谈论语言。他接受了罗素在他给维特根斯坦的书所写的序言中尝试性赞成的一种观点，即存在语言的逻辑分层。这一见解也与希尔伯特所作出的数学和元数学的区分相关。语言一元语言的区分在分析运动中可以称之为逻辑构造主义的一支那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支区别于另一支，更适合后者的是“逻辑分析的”这个词。逻辑构造主义（在逻辑本身之外）的萌芽可以在罗素的几本著作中找到，其中有《心的分析》和《物的分析》。在前一本书中，他偶尔非常接近于马赫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构造主义早期的高峰是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它出版于1928年。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这部十分优秀的著作对哲学后来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注：最接近于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中的工作的也许要算Nelson Goodman 1951。凯拉对有关实在的逻辑构造的那些问题进行了相当不同于卡尔纳普的探索。参看我的论文《埃诺·凯拉的一元论》（1990）。） 借用卡尔纳普的说法，（注：Carnap 1931, P.238。）分析方法的“否定的使用”是用来摧毁形而上学并把它从哲学中驱逐出去。这种十字军东征似的讨伐行动是该运动的逻辑实证主义阶段最典型的特色，并且按它的代表人物的意见，在当时哲学的一般情形之下，这种行动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注：carnap 1931, P.238，“在当前的历史情景之下是必须的和重要的”。）热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冷却下来。仍可称为分析哲学支脉的某些后来的发展，甚至已进展到支持惊人思辨因而在这种意义上具有“形而上学”特征的见解。我将在后面回到这个话题。 随着纳粹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爆发，维也纳学派以及中欧的具有逻辑——分析趋向的相关学派迅速而残忍地走向终结。由于宣扬“进步的现代”精神，这种哲学被选做迫害的靶子。幸运的是，它在奥地利、德国、波兰的相当大一批信奉者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找到了避难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在其主人国家的哲学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发现，分析哲学在战后回到欧洲大陆的进展是惊人的迟缓。在德国，一个奥地利人沃尔夫冈·斯太格缪勒为之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他的祖国，维也纳学派的遗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似乎绝灭了。 在它被驱逐和返回的那段时间内，分析运动本身已经经历了很大的改变。 在维也纳学派发表它的宣言的同一年，维特根斯坦回到了剑桥。在30年代，他在这里发展了一种“新哲学”。我不打算描述它。我们感兴趣的是它对分析运动的影响。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维方式与罗素的有根本性区别。这两个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也冷淡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段时期内，罗素把维特根斯坦的发展看作一种堕落，把他的影响视为哲学方面的危险。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的世界观》总是不合口味且令他讨厌。但他也通过他的《逻辑哲学论》极大地强化了这同一种精神。在他开始作为哲学家的新生涯之际，他的思考就其主题而言，是与在维也纳正在进行的工作密切相关的。（注：关于这一点，参看Wittgenstein 1967。 ）详细阐明这些细节，对于哲学思想史家来说是一个诱人的任务。维特根斯坦在其所谓的“中期”的大部分著述仍有待发表。 维也纳学派和30年代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尽管在精神上不一致，但在气质上两者仍有值得注意的类似。根据摩尔的一个说明（当时他出席了维特根斯坦的许多讲演），维特根斯坦急于强调他的方法的创新所在。他说，它将在哲学中引起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可以与伽利略在物理学中引起的革命或由于抛弃前科学的炼金术在化学中所引起的革命相比拟。（注：Moore 1954－55, P.322（参看Moore 1959。 ））已经达到思想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的类似感觉，也是由维特根斯坦引起的第二次剧变的特色。它以“日常语言哲学”而著称。由这场新运动的倡导者们所撰写的一本小册子题为《哲学中的革命》。在某些方面它确实可以与约二十五年前维也纳学派的宣言相比拟。 虽然这第二次革命是由来自剑桥的火花点燃的，但它在牛津才燎原成一场大火。我本人可以清晰地回忆起这一点。战前我曾短暂地访问过牛津，当时唯心主义传统在那里仍很强大。我第一次见到了阿尔弗里德·艾耶尔，他在那里看起来像一只不为人熟悉的当地鸟。维特根斯坦近似于神秘人物；罗素和摩尔在牛津只有很小的影响。当我八年后回到这个地方时，我所面对的是一种完全变化了的情形。维特根斯坦的名字挂在每一个人的嘴上。不过，不是作为《逻辑哲学论》的作者，而是作为蓝皮书和棕皮书的作者，并且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教师。一些有特殊地位的人出席他在剑桥的讲演。 对于这种氛围的变化，比任何其他人都作出更多贡献的牛津哲学家毫无疑问是吉尔伯特·赖尔。艾耶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一书，也许是曾经写过的对于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论运动的最好的半通俗阐述，它在战前已出版一些年，但据我判断，它在剑桥的影响一直不是很强。战后，艾耶尔移居伦敦。 如“日常语言哲学”这个名称所表明的，分析思维的新变种并不过多地诉诸逻辑或科学的哲学。在这方面，它与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者所代表的思想类型明显不同。它更多的近似于剑桥分析学派的第二位创始人摩尔的思想方式。（注：当然也有差别。也许人们可以说，他可能在那里发挥的影响被维特根斯坦在牛津的思想氛围中所激起的狂热所遮蔽了。）像摩尔一样，牛津分析家们感兴趣的是语言表达式在其日常用法中的表层结构，而不是去用逻辑工具把数学和科学思维的深层结构“形式化”。 如此关注日常语言在哲学上怎么可能是重要的甚至是有意思的呢？新运动的批评者否认哲学能够这样发展，并嘲弄新思潮的主张将导致哲学的完全平庸化。罗素就是这样一位批评者。 事实上，回击不相干的指责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人们也许可以这样回答：为了具有哲学意味，对日常语言的关注必须旨在解决某些已公认的构成哲学问题的难题和谜团。这一条件明显为吉尔伯特·赖尔的理应著名和有影响的著作《心的概念》所满足。若要说的话，它的题材是“哲学的”。它处理心智现象的本性，并批评他所谓的关于“机器中的幽灵”的笛卡儿神话。探讨该问题的新方法或方式在该书前言中描述如下：“构成本书的哲学论证并不打算增加我们关于心灵的知识，而是要校正我们所具有的知识的逻辑地图。”哲学的任务不是去发现新的真理，而是要阐明（旧的）意义。 也许对于后代来说，哲学家约翰·朗格肖·奥斯汀会作为战后牛津哲学最具原创性的代表人物突显出来。在他那里，情形是更为复杂的。他于1960年去世时相当年轻。我愿把他称为这种新形式的经院哲学的精妙博士，若对细节作必要的修正，则可以把他与六个半世纪以前的另一位牛津哲学家相比拟。在探察语言用法的概念阴影方面，奥斯汀是罕与其匹的大师——我想说，在这一技巧方面他甚至胜过维特根斯坦。不过，在奥斯汀那里，他对语言的概念观察是否总是与哲学相关，这一点并不总是清楚的。奥斯汀本人把他的分析活动说成是语言现象学的开端。这本身不是哲学，却是哲学的许多副产品之一，是“一门真正的、综合性的语言科学”。（注：Austin 1956, P.132. ）它的起源类似于许多其他科学的起源，如17世纪的物理学或19世纪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在他那篇富有特色且有措辞巧妙的标题的论文Ifs and Cans（《假如和能够》）中，奥斯汀写道：“于是，凭借我们能够借以摆脱哲学的唯一途径，即把它踢到楼梯上去，我们将使我们自身从哲学的又一个部分中脱身（仍将有足够部分的哲学留下来）。”（注：Austin 1956, P.132. ）——人们应该把这些话语与石里克关于哲学转折点的那篇论文的结语相比较。 从40年代晚期到60年代早期，日常语言哲学在牛津繁盛一时。奥斯汀不适时的去世确实对它的衰落起了作用。具有重要性的还有恩斯特·捷尔勒尖刻的、部分是极端不公正的批评。（注：Gellner 1959。罗素为这本书写有导言。）但是，在这种哲学已失去其活力很久之后，牛津仍然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哲学家们朝圣的麦加，他们前来的目的是为了使自身熟悉这一新型的分析哲学，后者归根结底起源于后期维特根斯坦。 独立于牛津，这种哲学也开始侵入美国。由于麦克思·白拉克特别是诺曼·马尔康姆的努力，康奈尔大学成为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心，其影响迅速传遍整个美洲大陆。两位哲学家在战前都在剑桥学习过。马尔康姆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以一种对哲学作出原创性贡献的方式，继承了来自维特根斯坦和摩尔两人的综合性影响。 与此同时，属于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论变种的分析哲学也在美国扎下根来。来自中欧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并非无意义的贡献，他们逃脱了在他们的祖国可能会受到的肉体和精神的蹂躏。在这里只要提到少数几个最杰出的名字就足够了：鲁道夫·卡尔纳普，汉斯·赖欣巴赫，卡尔·古斯塔夫·亨佩尔，古斯塔夫·伯格曼，赫伯特·费格尔，克尔特·哥德尔，以及阿尔弗里德·塔斯基。不过，在美国已经存在一种土生土长的传统，它类似于由罗素和逻辑经验论者所代表的分析传统，其中心是哈佛，它的两位领袖人物是C·I·刘易斯和比他年轻25岁的威拉德·范·奥曼·蒯因。两人都与哈佛的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相关联。威廉·詹姆士和查尔斯·皮尔士是实用主义的两位经典大师。实际上，皮尔士可以看作是分析哲学的另一位创始人——与罗素、摩尔和处于他们的背景中的人物弗雷格相并列。皮尔士的影响仍在增长中。 当巡览分析哲学的当代状况时，有两件事情十分显眼。 一件是这样的：尽管该运动绝不只是活跃在说英语国家，它已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但它仍然是与盎格鲁—美利坚文化的影响相关联的。该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其发源地是在中欧。它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外力的干预。如已表明的，为了在欧洲大陆重新确立自身，所花时间之长令人吃惊。对此的解释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即存在着在德国和法国更适合生存的哲学传统，如黑格尔主义和现象学。另一个起作用的原因可能是这一事实，即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精神上，大陆的分析运动都是“边缘性的”。直到最近为止，它原初的大部分影响范围都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令人窒息的压力之下。现在，当这一插曲已经结束时，也许可以合理地预期，在那些分享该运动的早期历史的国家，哲学中的分析思维会得到复兴。这将与他们的寻“根”和追求“民族同一性”的探索相一致。 当重新审视今天的分析哲学时，触动我们的第二件事是它的令人迷惑的异质性。什么是今天的“分析哲学”？一位细心和有影响的观察者里查德·罗蒂，在他著名的书《哲学和自然之镜》中写道：“我认为，不再存在任何可称之为‘分析哲学’的东西。”（注：Rorty 1980, p.172。）他把这一点与下述事实关联起来：称自身为“分析的”哲学在许多情景下已获得一种哲学建制的地位。（注：Rorty 1980, p. 172。我注意到，“分析哲学”这个名称，就我所知的而言，在该运动的历史上相当晚的时期才开始流行。它逐渐取代了“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标签，后者在已变得陈腐之后还残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术语上的这一改变明显应归功于阿瑟·帕普的工作（1949和1955）。早期剑桥分析家和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坚持认为他们的方法是（逻辑和概念的）分析。但是他们并没有使用“分析哲学”一词去表示他们的新型的思维方式。可以说这一（新）名称反映了在该运动内部开始出现的调和倾向。）从此该运动失去了它先前具有的革命调子。它不再是一种向偏见和迷信宣战的哲学——如逻辑实证主义一度所自视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它本身已变成一具木偶，陶醉在自我满足之中，因而需要新的反偶像崇拜者与之斗争。 我将试图更清楚一点地展示这副相当令人迷惑的图景。 “我认为，逻辑对于哲学来说是基础性的”，罗素在他20年代所写的自传片段中写道。（注：Russell 1924,p.359。）罗素在逻辑的再生和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是划时代的。在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中，卡尔纳普对逻辑作出很大贡献——更别说哥德尔了，他也可以视为一半属于该学派。 逻辑是分析哲学的一个部门吗？这样说确实是不正确的。从根本上说，逻辑还应该看作是属于哲学的吗？这并不是一个无根据的问题。新的“精确”逻辑的主要源泉之一是探究数学的基础，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哲学湍流”之后，现在它又试图重归它的数学本源。这可以看作是哲学的一个部分如何变成为一门科学的另一个例证——哲学被踢到了楼梯上的另一层。 即使不能把逻辑看作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但把分析哲学家们的活动称之为逻辑的研究仍是正确的。我所理解的哲学逻辑，是指对逻辑本身所特有的概念的分析，以及应用形式逻辑工具去厘清通常吸引哲学家们注意的那些概念谜团。 在他的《逻辑原子论》一文中，罗素已指出，对心灵、物质、意识、知识、经验、因果性、意志和时间之类的概念的分析属于哲学最重要的任务之列。（注：Russell 1924, p.379f。）这些概念并不只是科学的概念，它们在日常的话语与思维中也起作用。对它们的刻画并不必然地需要涉及使用符号逻辑的“形式化”。不过，形式方法已证明对于完成这个任务是非常有用的。这一说法对于分析与人类行动、规范和价值评价相关的概念结构来说同样是成立的。在哲学逻辑的这些用法中，我本人看到了仍然配得上“分析哲学”这个名称的核心部分。可以说它继承和结合了剑桥分析学派、维也纳学派和战后日常语言哲学这三个传统。 尽管它具有综合性质，哲学逻辑并不宣称只有它继承了分析哲学的传统。该运动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变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已具有了各种各样的特性。 分析哲学的第二个分支冠之以“科学哲学”这一名称，它与我所谓的“哲学逻辑”相关，有时又与之明显地融合在一起。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罗素、逻辑实证主义者和青年维特根斯坦——但也可追溯到哲学中各种各样更早的有科学趋向的传统和思潮。维也纳学派和战前中欧有关的团体共同感兴趣的科学是数学和物理学。大约在世纪之交，在这些科学中出现了惊人的进步，但也出现了迷惑哲学家也同样迷惑科学家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仍待解决。但与此同时，其他科学由于取得惊人的新进展，也成为注意的中心，并且向经典的反思发出挑战。例如，这一说法对于生命科学就是成立的。进而言之，新科学迅速出现并且十分引人注目。属于此列的有计算机科学、理论语言学、大脑研究和认知研究等。由于与逻辑和传统的心智哲学的关联，其中许多学科携带着沉重的哲学负担。 这里应该注意当代科学哲学的两个特征。第一是形式逻辑手段不足以用来厘清为所有那些科学共有的某些关键性概念。（这就是我为什么希望区分科学哲学和哲学逻辑的原因。）例证就是自然律和科学解释的观念。在分析哲学早期，人们认为使用全称蕴涵式的观念能够把自然律“形式化”，使用假说演绎的覆盖律模型能够把科学解释“形式化”。这些简单化的图式很长时间以来已证明是不充分的。对实际的科学实践逻辑的值得信任的说明将不得不注意到各种各样语境的和实用的制约因素，而它们内在地是不能被形式化的。这对于科学假说的确证标准和理论变化的历时现象（在库恩、斯尼德和斯太格缪勒的意义上）也很好地成立。 抛弃形式化方法和密切关注科学实践，使人们疑惑由此获得的洞见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哲学意义。 答案依赖于术语的选择。 在德语中Wissenschafvstheorie （科学论）已流行开来， 它与Wissenschaftsphilosophie（科学哲学）具有不同的内涵。在英语中处于“科学哲学”名下的许多东西，我倾向于认为它们属于一门独立的“科学或科学论”，而不是属于哲学——无论是分析型的还是更传统型的哲学。 我希望在此提到的有科学趋向的哲学的第二个特征与第一个是相当不同的。我正想到的是寻找深层结构以便解释或合理地显示表层结构的倾向。这种倾向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达到了一个早期的高峰。人们能够在乔姆斯基的“笛卡儿语言学”中看到它的复苏，后者为理解儿童的语言能力获得的缘故而设定了先天的语法结构。在此后的语言哲学中，部分地受乔姆斯基的启发，这一观念又以设定为心智的先天普遍语言（亦称“精神论语言”）的形式出现，为了解释人们最初如何能够学会自然语言，就不得不预设这种语言。（注：参看Fodor 1975。）“为了能够学会说话，儿童必须有一个语言”，如同人们有意所为那样。但是，这种“原初的”语言就像维特根斯坦的理想语言（其中名称的连接与事物的连接处于同构关系之中）一样，确实是一种“绝不——绝不——构造”，是一种逃避经验检验的先验的要求。 关于其他心智功能例如知觉、记忆和思维的类似的观念，在当代心智哲学中一直很流行。根据维特根斯坦使他自己早期揭示思想和语言的先天预设的努力所隶属的那种摧毁性批评，我发现这种“重归思辨”是令人吃惊的，甚至是值得担忧的。人们有时获得这样的印象：那种给自己提出要“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摧毁形而上学”的任务的哲学，在它的某些晚近分支那里，已变成也许是在值得认真对待的所有当代牌号的哲学中最具形而上学和思辨色彩的。 除了哲学逻辑和科学哲学或科学论之外，还应该提到当代思想中的这样一些思潮，即使不为别的原因，仅因为它们的历史起源，也应该把它们视为分析哲学的变种。当谈到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转向”时，人们有时是指这样一些思潮。我们已经注意到，实用主义已成为与分析哲学的剑桥学派和维也纳学派并列的美国学派。当代的“实用主义转向”再一次可以刻画为来自皮尔士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的混合物。主要的起连接作用的力量是1960年发表《语词和对象》之后的后期蒯因。年轻的蒯因已经在数理逻辑和哲学逻辑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我看来，他是当代哲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位。 在哲学逻辑和科学论的情形下，人们有时疑惑是否仍应把它们视为哲学。随着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中新的实用主义转向，较少地诱使人们去提出同样的问题。分析哲学内部的实用主义思潮（如果允许人们用这个标签去表示一堆混杂现象的话），毫无疑问是哲学。不过，值得拷问的是，这种哲学是否能被正确地刻画为分析的。 “分析”意味着分解，把一个总体或整体拆分为相互孤立的部分。有一种观点经常被称之为部分论（meristic），来自希腊词μερο ，意味着部分。根据这种观点，整体的特性不得不根据它的部分的特性来解释。另一种观点叫做整体论（hovistic），来自希腊词ολο ，它解释部分的特性和功能时要涉及部分所在的整体。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是典型的部分论哲学。如经常所注意到的，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在品性上明显是整体论的。它并不在不能进一步分析的概念“原子”中寻找知识或思想的基础，也不寻求对所有真实信念的终极证实。语言的可能性不需要得到解释；必须把语言用法和由这种用法产生的“疑难”描述为“人的自然史”所特有的生活形式的特性。针对哲学事业的这种变化了的背景，维特根斯坦把哲学看作活动而不是看作学说的观点，在我看来，也变得更可理解了。 对哲学问题的整体论探索鼓励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称之为相对主义的观点。在老一代分析哲学家看来分明而无歧义的概念区别，现在则显得模糊或成为可质疑的了。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蒯因在一篇很久以前所写的有影响的论文中质疑分析——综合的区别。（注：Quine 1953。）通向相对主义道路的更进一步的步骤是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以及各种各样关于语言表达式的指称依赖语境的观点。这对真理概念也产生了后果。符合论自古以来就是实在论哲学家的教义，在许多人看来塔斯基的语义理论赋予它以新的精确性的尊严。它已开始把地盘丢给真理融贯论的复活形式， 后者传统上是与观念论哲学相联系的。 （注：参看例如Rescher 1973。）罗素和摩尔对唯心主义的拒斥，曾标志着哲学中分析运动的开端，已不再是公认的值得信赖的对象。唯心主义的长处和短处再一次成为哲学论辩的主题。 只要人们坚持存在着客观的实在这一观点，意见的分歧就有希望通过进一步接近真理而最终得到协调。如果人们认为意见从概念上说可能是不可比较的，情形就是另一种样子。于是互相冲突的真断言不必与同一个实在相关联。这种类型的相对性在当代文化人类学中已经引起了活跃的论战。“理解陌生的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哲学问题——与此一道的还有合理性概念。（注：参看参考文献中所列的著作《合理性和相对主义》和《文化相对论和哲学》。）在对部分地是旧的问题的新探索后面，人们几乎总是能够识别出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多重影响。但是在这些领域人们距可称之为“分析哲学”的任何东西相距甚远。 本文前面四节所说的话语旨在揭示分析运动的“认同危机”。今天应该把什么看做分析哲学这个问题并不是容易回答的。在许多情形下，或者与剑桥学派或者与维也纳学派的遗传学关联是可以遵循的唯一标准。 自30年前以来，在分析传统中训练有素的哲学家就哲学史方面的题材所写的论著有数量惊人的增长。首先，这一趋势关注着像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康德和十八世纪的英国经验论者这样的个别哲学家的思想和论证，而这些哲学家可以看作是分析哲学的遥远祖先。这一点也可以从下面一点中看出来：对从安瑟伦到威廉·奥卡姆的中世纪经院传统的兴趣在具有哲学头脑的逻辑学家那里明显复苏。在哲学的逻辑——分析潮流中所发展的工具对于深入理解该主题的历史已证明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与此同时，人们能从这种“回溯转向”中看出征服处女地的热情的疲惫与衰减，而当时它曾使“新哲学”的倡导者们生气勃勃。不再有激情去使传统哲学不令人满意的状况走向终结了——如罗素在1914年所说的那样。相反人们可以谈论对于哲学的伟大过去的敬畏情感的复苏。 当代全球文明令人迷惑和充满讽刺意味的图景也使得难以在本概述中区分肯定不是“分析的”思想潮流。不过，为了比较的缘故，我将挑出两种哲学趋向，在我看来，它们在特征上代表着与我所理解的“分析哲学”不同甚至是相对立的精神。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更有甚者，它们也与晚近的人们通常分类为“分析的”思想潮流相关联。 第一个是诠释学哲学。“诠释学”意味着对意义的解释、理解。我们把指向或意谓某物的现象称为意向性的。所有人类文化的产物和表达都属于它们——相反自然中的事物和事件本身并不意谓任何东西。 意向性现象和非意向性现象之间的区别对应于科学中相应的区别。在德语中人们用Geisteswissenschaften和Naturwissenschaften这两个词去指称这一区别。前一个词是很难翻译的。“人的科学”和“人文科学”似乎太宽。“文化科学”（Kuvturwissenschaften）更接近一些。强调这两类科学性质上的区别是与统一科学的观念直接相反的，后者为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极力强调，并且看起来仍为有科学趋向的分析哲学家所拥护。科学观方面的差异归根结底反映着一般哲学倾向方面的不同。当代哲学中诠释学运动可以看作是里柯特和文德尔班的伯格登学派的新康德主义的复兴，但首先是狄尔泰所持有的立场的复兴。诠释学最著名的现代提倡者汉斯·佐尔格·伽达默尔赋予它以新的形象。他的影响在盎格鲁——撒克逊和拉丁国家也可以注意到。不过，随着它融入新的环境中，这一思潮已失去了它的某些原有特征。谁应视为“分析家”，谁应视为“诠释学家”，这一点并不总是清楚的。 （注：在 von Wright 1971中， 我提议在诠释学潮流内部区分辩证诠释学和分析诠释学两个分支。同上书，p.182f。也许，由于某种原因，人们能够区分具有辩证倾向的诠释学家和具有分析倾向的诠释学家。“诠释学哲学”于是可以用作表示这两个分支的一般名称。这将用于作出比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是适当的下述划分更鲜明的划分，即起源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和属于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主流的分析哲学。这样一种重新编组也许比下述做法对当代思想的流派形态学更为公正些，即把维特根斯坦置于分析的名下，并把大陆诠释学哲学基本上视为现象学的一个变体。）这种说法适用于例如我与之有密切关系的那一群哲学家，他们经常被称为“新维特根斯坦主义者”。其中应被提到的是查尔斯·泰勒和彼得·温奇。 诠释学是整体主义型的哲学。不过，诠释学家的整体论不同于像蒯因或塞拉斯或戴维森这样的具有实用主义趋向的哲学家的整体论。前者的哲学打上了人文主义的烙印，后者的哲学则有自然主义的胎记。 诠释学哲学试图把人理解为文化的存在物，理解为社会——历史的造物。它与另一种哲学共享这一目标，后者旨在通过哲学的反思提高人的自我意识，并因此批判性地审视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这种“价值相关的”哲学的经典例证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人们可以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视为它的嫡传子孙。其最活跃的代表人物是乔根·哈贝马斯。他的哲学批判了为西方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文明及其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影响。这种文明的基调就是相信能够通过科学和技术而获得进步。分析哲学从一开始就主张并强烈地肯定这种“现代精神”。整个说来，它仍然具有这一信念。由于这一点，它还被指责为对一种确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巩固起了作用，而这并不是完全不公正的。这种指责并不与下述事实相矛盾，即分析哲学的典型的代表人物作为个体，一直从事对这个时代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批判性研究。不过他们的这种投入只不过松散地与他们的哲学联系在一起。我熟悉这种与个人经验的自我分隔。关于维特根斯坦人们也可以坚持认为，他对当代西方文明的严厉责难和关于这个世界的暮日观照与他的哲学贡献没有什么关系。 随着我们更驱近当下的时刻，我一直试图画出的分析哲学图景变得日渐令人耳迷目眩，难以概述。它最终变得与当代哲学的整个图景不可分割地组合在一起。对于从分析根底生长出来的某些分支来说，下述说法是成立的：它们走上了“科学的安全的道路”，但有时是以失去与哲学的关联为代价。对于某些另外的分支，没有一个人会怀疑它们是“哲学”，但其中某些分支可能希望完全切断它们与分析传统的关联，尽管它们起源于后者。并且在这些后来的分支中，存在着很多的异质性。 有一些时代潮流的批判的观察家们认为，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史已经走到了与其过去的决裂处，这种决裂甚至比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在其运动的早期所宣称的更为激进。据说我们处在寻求知识和信念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寻求忠实地反映“真实的实在”的世界图景的终点。这种寻求在其客观性方面已失败了，这种失败导致了整个过去的哲学传统的“解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分析哲学一直是对此起贡献作用的因素之一。我正在想到两类这样的人，一类像罗素和维也纳学派一样，要求使哲学成为“科学的”，另一类则以维特根斯坦的精神把哲学设想为使其自身成为不必要的活动。这两类人一直在使哲学中的转折点成为哲学的终点——尽管不是完全以石里克所设想的方式，石里克认为可能不再需要哲学，因为人们已能够“有意义地和清楚地”谈论所有的事物。 可以肯定的是，我本人太深地植根于近代的启蒙传统中，以致难以接受这些“后现代”的观点。但我也认为，人们不能轻易地将其置之不理，因为我确信下面一点： 我们生活在一个在人的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的时代。精神氛围方面的骚动不宁使人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自我，绝望地需求给他们定向的指南。从许多源泉给他们提供了支持：以欺骗性地宣称是“古代的智慧”和关于拯救的迷信教义的形式，并且并非罕见地披上了不真实的科学外衣。沃尔夫冈·斯太格缪勒是在不合理的狂热过去之后使分析哲学重返欧洲的不知疲倦的斗士，他在《当代哲学主流》一书的前言中说到“对人的精神环境的语义污染”。他把这种污染与对物理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相提并论，后者甚至已对我们人种的生存构成威胁。（注：Stegmuller 1979，第二卷，第五版序言，p.xx。 ）他的告诫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如我所认为的，与词语对人的心智的所有模糊效应作斗争，是哲学的最高任务——并非只在为我们时代所特有的黑暗中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