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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之宋儒理欲说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6:10:50 香港人文哲學會網頁 佚名 参加讨论


    驳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之宋儒理欲说
    孔祥军
    段玉裁《东原先生年谱》记载丁酉年（干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戴东原作札于其云："朴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从此，可以约略知道戴震最为自诩之作为《孟子字义疏证》且是有愤于"祸斯民"之"误理"而作是书的。而"误理"的来源便是宋儒。《疏证》中屡屡提及宋儒并加以批驳同时驳斥的矛头直指其理欲之说："宋以来之言理欲也，徒以为正邪之辨而已矣……是以害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宋以来儒者，盖以理（之说）〔说之〕……于是谗说诬辞，反得刻议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辨使君子无完行者，为祸如是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权》）、"宋儒程子、朱子……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不幸而事情未明，执其意见，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祸，大之天下国家受其祸"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权》），比比皆是、不一而足。而所谓宋儒诸书之中戴氏多引《朱子语类》，悬为矢的，功之不遗余力，笔者详阅《朱子语类》将关涉理欲之论悉数辑出，发现与戴氏所驳者多有抵牾之处，故先录戴氏所讥诸条，再续朱子本义诸条，两相比照，不言自别，兹详述如下。
    戴氏《疏证》作法先立一语（通篇标"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理智"、"诚"、"权"凡八语），稍加解释，续而仿照《语类》对答体例，一问一答，阐述精义。现亦仿其体例，驳其义理。
    其一：欲
    首先，戴氏心中宋儒之"欲"就是人之正常生理需要，故而"灭人欲"就是戗灭人心、扼杀真情之义：
    宋以来儒者，盖以理（之说）〔说之〕。其辨乎理欲，犹之执中无权；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权》）
    戴氏以为"欲"不可无，故而痛抵于此，深诟以病：
    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明乎欲不可无也，寡之而已（《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然使其无此欲，则于天下之人，生道穷促，亦将漠然视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才》）
    基于此，戴氏提出分"欲"为二之说。一为有节之"欲"，一为无节之"穷欲"，有节则可，无节则不可：
    欲，譬则水之流也；节而不过，则为依乎天理，为相生养之道，譬则水由地中行也；穷人欲而至于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譬则洪水横流，泛滥于中国也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因此，无节之"欲"流于私欲，不可不灭：
    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
    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矣,不私，则其欲皆仁也，皆礼义也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是故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权》）
    简而言之，戴氏认为人欲不可压抑，私欲不可保留，而宋儒却不辨二者，故错谬甚矣。
    其二：理
    戴氏以为宋儒徒分"理欲"、对立二者，如若"存天理"就必然"灭人欲"，故而宋儒所谓"理"是决然禁欲，无丝毫情感可言：
    辨乎理欲之分，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虽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空指一绝情欲之感者为天理之本然，存之于心（《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权》）
    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欲之感耳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权》 ）
    在此意义上，戴氏提出"节欲而不穷欲即为理"：
    言性之欲之不可无节也。节而不过，则依乎天理；非以天理为正，人欲为邪也。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综观戴氏所驳之宋儒"理欲"说，不外乎以其 "欲"涵盖一切常人之欲求，而其"理"亦将所有欲求尽数剔除，故而宋儒一变而为标榜纯粹道德、反对正常生理需求的腐儒、陋儒，不断为祸后世、贻害子孙。戴氏愤而不平，起而斥之，拨乱反正，以正视听，实属可歌可敬之救世大儒。然宋儒是否如其所述之妄，其"理欲"之说是否如此绝情呢 ?现以朱子所述为例，试看其"理"及"欲"究竟为何：
    其一：解"理"
    "理一分殊"乃是宋朝理学的核心所在，此处解"理"，是在"理欲"之辨的范围内来讨论，朱子在本体意义上强调理是万物之总纲、造化之道义，是先于大千世界而又时时存身于其中的，而欲则是天理之于人性的具体显现：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朱子语类．卷一》）
    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三》）
    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的。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朱子语类．卷十三》）
    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后来巴鼻生底。（《朱子语类．卷十三》）
    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谓因天理而有人欲，则可；谓人欲亦是天理，则不可。（《朱文公文集．答何叔京》）
    人欲乃是天理所出，天理散入人性则见有人欲；天理诞出人欲，人欲不可僭越天理， 故朱子自然先理后欲、重理轻欲，续而存理去欲，立本末，正源流，不可谓不明。
    而又有另一层解法，试看引文：
    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朱子语类．卷十三》）
    此处朱子提出"公"、"私"两个字与"天理"、"人欲"相对而谈亦有深意，"公"是公共、共同之意，放之四海而皆准，处于万世而不变，这正契合了天理的意义，此处的理实应理解为无有约束，贯通万物的必然，而不可受制于任何他物，
    圣人大而化之之心与理一，浑然无私欲之间而然也。（《四书或问．孟子或问．卷一》）
    而"私"是一己之利，偏执所益，人欲恰恰以私为其最根本的基点，没有私便很难触发人欲（这在《荀子》中论述甚详），而一旦有了人欲，私自然早已带出，就有了偏执，就无所谓共同，无所谓公，哪能谈得上天理呢？故要守持天理就必须剔除非公的侵入，就必须去人欲之私，存天理之公（可与南宋禅宗"不立文字，只是心传"相参校）：
    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得这一分天理来。（《朱子语类．卷四十一》）
    其二：解"欲"
    "欲"有"公欲"、"私欲"之分，而朱子所言欲者，须详加体察，不可一以论之：
    盖五者（眼、耳、口、鼻及舌）之欲，固是人性。（《朱子语类．卷六十一》）
    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欲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两条所将之欲，乃公欲也。公欲及是正当的（所谓"合当如此"），不滥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用此词来解"欲"颇为精当，今援用之）基本欲求，是为人之生命使然，即天理使然，如夏葛秋裘，渴饮饥食，此理所当然。（《朱子语类．卷六十一》）
    若在此基础上，要求享受，追踪奢华，便是私欲了：
    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
    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且邪。（《朱文公文集．辛丑延和奏?二》）
    饮食者乃公欲也，其符合天理之要求，是代表了天理的，所以朱子径称其为天理（此处亦当辨明"天理"的用法奥妙），而脱离了正当的欲望便成了私欲，又因其为一个一个的私人而出，故谓之曰：人欲。此点冯友兰、张岱年等人也已看出，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P458）指出：
    道学家之排斥人欲，其实并不是否认一切欲望，而是将最基本的欲提出不名为欲；将欲之一词，专限于非基本的有私意的欲。
    参观前述，张论亦有不确，然而其所指出的正是朱子真意：
    饥则食，渴便饮，只是顺他，穷口腹之欲，便不是。盖天则教我饥则食，渴便饮，何曾教我穷口腹之欲？（《朱子语类．卷九十六》）
    "穷"便是尽，便是做得太过，穷欲便是将人性中合当的欲望诱引出来，从而使之悖离本初、激抗天理，所以朱子要将崇尚奢华繁丽的私欲悉数灭去，引领脱逃的人欲重新导回合当中去，使之恢复与天理的先天统一：
    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
    而又有另一层解法，即"公欲"亦分"有义之欲"与"非义之欲"：
    问；饥食渴饮，此人心否？曰：然，径是食其所当食，饮其所当饮，乃不失所谓道心，若饮盗泉之水，食嗟来之食，则人心胜而道心王矣。（《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食其所当食，饮其所当饮"即所谓"饥则食，渴便饮"也，也就是公欲，而一旦这种公欲失去了道义，妨碍了道德，那么也就失去了合当，公欲也不再是合天理的了：
    饮食，人心也；非其道非其义，万锺不取，道心也，若是道心为主，则人心听命于道心耳。（《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而"道心"即是"理"：
    道心是义理之心，可以为人心之主宰。（《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朱子要将逸出道义之外的公欲追回，使饮食男女符合道心、体现天理，故要灭非义之欲，存有义之欲而存天理。
    将戴氏所述宋儒之"理欲"说与宋儒集大成者朱子之"理欲"说试将比较，可以清楚地知道戴氏之谬妄，其所驳者皆非宋儒之弊；而起所自诩者，皆为宋儒早已述之，而其深广又较后者远逊矣。章实斋《文史通义．书朱陆篇后》指出："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虽贬之稍甚，然于其人亦可窥其一斑，其时章氏未睹《疏证》（详参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故而言及戴氏和朱子之关系时并未及此，而精于格物考证的戴震为何对朱子所论视而不见、存而不论，却自说自画、瞒天过海呢？章氏谓其"久游江湖，耻其有所不知，往往强为解事，应人之求，又不安于习故，忘矜独断"（《文史通义．书朱陆篇后》），并援引其"全袭郑樵讥班之言，以谓己之创见"作为左证，联系戴氏校水经注而窃赵一清《水经注释》以为己作之事（此事纷争已久，郦学大家杨守敬及其徒熊会贞皆以为有之，今人陈桥驿《排印<水经注疏>说明》援引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证明实有其事），可推想戴氏对宋儒"理欲"论的理解源于他人，亦非不可能之事。然自其而往，世人皆以之定为宋儒之罪，至今尚然：他（戴震）反对程朱派把"天理"、"人欲"绝对对立起来，大胆斥责理学家"以理杀人"……戴震的反理学斗争和对人民的同情，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何文光撰《孟子字义疏证．点校说明》）。与之同识者亦嚣嚣而不知其谬：（朱熹）将一切物质欲望看作人生不可避免的罪恶，是宗教思想的一种特点（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P248 ），朱熹把一切罪恶的起源归咎于肉体，即物质（侯外庐主编 《中国思想史通史．第四册上》 P654）），他（朱子）把人们的物质欲望要求看成是罪恶，主张禁欲主义（陈清编着《中国哲学史》 P194）等等。谬谤古人错深，贻误后世谬大。钱穆在《朱子学提纲》中指出要解朱子之学，就要返回朱子原论，这也是朱子教导弟子修习二程之学时特别提出的（参看《朱子语类．卷十．读书法》），戴氏及世人在论朱子理欲之说所表现出来的误解，至少没有从其原论深入，或是抓住片言只语、望文生义。笔者每每遇此类之谬说，甚为痛心。戴东原在其《疏证．序》中提到"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对古圣人贤人而自负其学，对天下后世之人而自远于仁也"，笔者草作此篇之意，戴氏言之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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