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述论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1:11:23 中华文史网 仇华飞 参加讨论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经受麦卡锡主义的严重考验,研究工作几乎中断(注: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影响很大,《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从1945年到1950年发表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文章,其中有22篇文章的作者被麦卡锡列入黑名单。从1952年到1956年,在这两种报纸上再也见不到这些学者的名字。《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6期,第42页。)。60年代又受到越南战争和中国“文化革命”的影响。尤其是侵越战争,导致美国国内规模庞大的反战浪潮,动辄出现几十万人向首都华盛顿进发的示威浪潮(注:仇华飞:《美国电影与越南战争》,《当代电影》1988年第6期。)。出于对侵略战争的强烈不满,许多原来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成员,纷纷脱离研究会,另行组织成立“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他们反对美国垄断资本对中国研究的控制,反对美国推行侵越战争、敌视中国的政策,主张美国应承认中国(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外国研究中国》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1、91页。)。在美国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为当代中国学研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一、掀起研究中国“文革”的热潮 20世纪60年代末期,正当年轻一代学者对美国侵略政策强烈不满、对自己前途感到迷惘之时,中国的“文化革命”给他们带来意识形态方面的新的“模式”(注:张烨:《美国的四代中国研究专家》,《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6期。),引发了他们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一次思想革命。文革时期的各种小报、资料像洪水般涌入美国,为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大批丰富的、但是有点不可靠的文件破天荒第一次使外部观察得以对中国政治制度各阶层进行幕后观察。这种新的信息使得中国政治研究有可能从一般转向特殊,从正式转向非正式(注:[美]哈里?哈丁著、子华泽:《中国政治研究:即将出现第三代学术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11期。)。研究内容也由表层向深层次发展,中心课题围绕“文化革命”展开。包括“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国家结构是什么?”等研究领域涉及教育、公共卫生、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工业管理、科学与技术、官僚政治的管理、学生上山下乡等问题(注:[美]哈里?哈丁著、子华泽:《中国政治研究:即将出现第三代学术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11期。)。出现了一批影响较大的作品,如鲍大可的《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鲍姆的《革命序幕:毛、党和农民问题》、埃斯波西托的《中国大陆的文化革命,科学政策和科学发展》、霍夫曼的《中国的工人》、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到农村》、林德贝克的《中国:革命社会的管理》、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还出版一批传记著作,如施拉姆的《毛泽东》、迪特默的《刘少奇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罗宾逊的《林彪:一位中国军事政治家》、维特克的《江青同志》等。大多数汉学家试图探讨文化革命发生的社会根源。费正清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寻找文化革命的根源,将中国社会分为两大部分:一类是居住在农村的为数极多的农民;另一类是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他们是社会的上层。他认为文革造反的红卫兵虽然并非农民,但他们在这场运动所暴露的落后的农民意识是显而易见的(注:费正清:《对中国社会变革前景的展望》,转引自王景伦著:《走进东方的梦》,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迈斯纳在解释文化革命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时指出,“没有一个社会会这样公开地裸露出自己的矛盾、创伤和受到的损害,会这样展示出如此奇怪、曲折和异乎寻常的历史事件,充满着如此之多的讽刺和悖论,以及如此之多由于手段和目的之间深刻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灾难,充满着如此之多的由动机和结果之间巨大鸿沟而造成的伤害”(注:[美]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转引自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第181页。)。研究中国文化革命的美国汉学家中,有一部分人非常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文化革命反映了各种思想的冲突,中国领导集团的分裂,是由于在中国革命的目标,在如何治理中国,开发中国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所造成。所以,对文化革命渊源的分析必须包括思想观念、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以及文化政策等各方面问题(注:参见[美]奥克森伯格:《中国:动荡的社会》;索罗门:《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鲍大可:《毛以后的中国》等,转引自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第193页。)。尽管研究者努力从各个层面去分析解释文化革命的起源和实质,但因他们置身局外,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他们的研究总会有一种雾里看花的隔膜感觉,不可能对文化革命产生的直接原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有真正认识。 二、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学研究 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中美关系的逐渐缓和,美国中国学研究出现新的动向。1969年,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发表演讲中专门论述了研究中国问题的迫切性,指出美国所以在亚洲遭到接而连三的失败,就因为“不了解亚洲,执行错误的政策”(注:John 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Amercian Historical Review,Vol.74,No.3,1969.)。他呼吁,美国“历史学界必须把中国古老的格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变为新时代的东西,必须为与中国和平共处而斗争并取得胜利。”(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外国研究中国》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1、91页。)他强调,“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一切使我们比往常更陷于危险的境地。”(注:John 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Amercian Historical Review,Vol.74,No.3,1969.)作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费正清在会上提出了20世纪70年代研究东亚的主要任务。需要培养精通业务的人材,“但领导必须由效忠美国方式及其政策的人来担任”。所谓效忠美国方式及其政策,实质上就是为美国的扩张目的服务,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念,帝权观念,商业利益,使命感。说到底是研究中国服务于美国的全球争霸战略。费正清认为:“中国太弱了,它不能征服世界,但是它又太大了,世界不能吃掉它,所以中国在世界的最后地位,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在人类生存的议事日程上就显得非常重要。”(注:John 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AmercianHistorical Review,Vol.74,No.3,1969.) 费正清的演讲对推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起了很大作用,到1970年初,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会员已超过5000人,委员会于1971年、1972年先后派两批人员来中国访问,出版《通讯》和《会刊》(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1972年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周恩来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美国来华访问人数逐年增加,这些人归国后,立刻在美国掀起中国热,美国的报纸、杂志及文学作品开始大力宣传中国,中国成了传奇社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代表团访华后出了一本题为《中国,在人民共和国》的书,称“对中国一个突出印象是,这个国家充满生机,人们热情、幽默,充满为祖国献身精神”(注:张烨:《美国的四代中国研究专家》,《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6期。)。 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对中国认识仍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主要原因在于:(一)“文革”时期红卫兵的材料无法鉴别和比较,不真实的材料成为美国学者认识中国的主要依据,“非正常状态被当成了中国社会的正常状态来认识”(注:郝平:《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四十年概述》,《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二)这个时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还处于动荡之中,社会变革内在规模还被歪曲,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仅仅是局限于表面,有的只是充满幻想或盲目崇拜,有的只是出于一种反战、反政府情绪需要,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模式。所以,到了7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门打开,有些美国学者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后,又觉得失望,感到原来想到的和现在看到的有很大差距,加上中国内部进行拨乱反正,又使一些研究中国学的人对中国进行盲目攻击。曾在郑州大学任教的詹姆斯夫?肯尼森夫妇把中国的落后说成“主要原因是极权主义的统治”。记者巴特菲尔德写的《苦海余生》用极其尖刻的语言攻击中国(注:张烨:《美国的四代中国研究专家》,《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6期。)。不过,中美关系大门打开后,确有一批著名美国中国学家相继出版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如鲍大可的《前途未卜:中国向毛以后的时代过渡》、奥克森伯格编著的《中国的发展经验》、亚历山大?埃克斯坦的《中国的经济革命》、艾伦?惠廷的《中国70年代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内森的《集体领导的前景》等。这些著作较以往相比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思想内容都有很大提高。1973年11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持召开“关于优先考虑中国学研究和筹资发展”会议,与会中国学专家们一致提出“把中国学研究作为全国性事业”(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指出“今后十年一定要继续发展当代中国的研究,努力提高社会科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并且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以后,为了配合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美关系问题成为美国的中国学家关心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鲍大可和赖肖尔合编的《美国与中国:第二个十年》、费正清修订再版的《美国与中国》、费正清的《被发现的中国:它在中美关系中的形象和政策》等专著和论文。为适应美国发展对华关系需要,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关于美国应如何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辩论异常激烈,1976年4月艾伦?惠廷提出采取“日本方式”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张后,立即遭到一些人的攻击,称“只会给山姆大叔带来更多的麻烦”(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同年7月,《加州大学学报》登载托马斯?汤普森的文章,提出美国应在台湾问题采取一种“含糊其词政策”的观点。8月的《大西洋月刊》刊载费正清文章《东亚:我们的一个中国的问题》,提出“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分裂中国主张。10月,新当选总统卡特的对华政策顾问艾伦?科恩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为下届政府提出对华政策》的文章,认为摆脱当前中美关系这一局面的一个可能办法是达成“一项中美协议,宣布台湾与大陆中国之间的国际水域为双边和平区,约束双方在这个国际地区不诉诸武力,但是不说明这个行动对台湾的含义”(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鼓吹一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折衷方案”。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也极力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为政府出谋划策,经常同拟订政府政策的人员进行磋商,他们仔细地研究两个具体问题,即“寻找一个可行的方案以便在将来给中国以某种承认之后使本国对台湾或者承担义务与之协调起来”(注:《卡特的中国问题顾问拟订了对北京政权的新政策》,《纽约时报》1976年9月17日。转引自《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6页。)。可见,中美建交前后美国中国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同政府政策密切相连,反映战后美国汉学研究转型的基本特征,汉学研究与美国现实政治和国家利益有密切的联系,这是美国汉学区别于欧洲汉学的一个标志。 三、占据中心地位的近现代中国研究 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向全世界展示她的真实面貌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决心。中国的拨乱反正以及自1949年以来所有传统资料的对外公布,不但为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创造了解中国的条件,而且也使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国1979年以前所发生的一切,中国学研究已进入成熟稳定的学术化时期。在当中国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革以后,学者们开始对自己所研究领域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反思,寻求、摸索新的研究途径(注: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近现代中国问题研究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中心议题。研究方法有所不同,超越历史学研究的界限,使“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一起提供社会科学所由产生的学问和方法论的背景”(注:John 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AmercianHistorical Review,Vol.74,No.3,1969.)。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方法与运用传统知识、传统理论研究的方法密切结合,将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统计学、社会学研究的原理和研究方法同历史学紧密结合起来,使美国近现代中国研究出现新的模式。 1958年,费正清在出版《美国与中国》一书时曾主张从“历史的深度”来研究中国,用“新的方法”来认识中国。所谓“历史的深度”,是指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来研究中国历史;而“新的方法”,就是运用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全面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为美国研究近现代中国奠定了基础。该书多次再版,每次修订都有一定的变动,内容有所增加。在分析近代中国为什么没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原因时,费正清运用现代化理论批评美国国内一些人对中国有许多不切实际或一厢情愿的误解(注:徐国琦:《略论费正清》,《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美国学术界对《美国与中国》评价很高,认为费正清“在论述毛的中国与帝国传统之间所具有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这个宽泛的主题时,成功地介于专题史与通俗史之间”(注:Paul M.Evans,“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China”,Basil Blackwell,1988.p.166.)。称他“娴熟地将中国历史的主题与美国人理解中国问题联系起来”(注:[美]霍尔:《美国对中国史研究三十年回顾》,载《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1辑,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具有美国特色的中国学研究方法。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使一些美国中国学家们深深地扎根于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研究之中,出现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比较著名的有:孔斐力的《中华帝国末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军国主义化和社会结构》、魏斐德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施坚雅的《中华帝国后期的城市》、威廉?罗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7年》、弗朗茨?迈克尔和张仲礼合著的《太平天国:历史与文献》、肯尼迪的《自强运动中工业的变形:李鸿章和江南造船计划》、杰罗姆?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的自由主义1917—1937》、魏特夫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阶段》、罗斯基的《华南的农村变革和农民经济》、兰金的《中国浙江省社会精英的活动和政治转变,1865—1911》、费维凯的《20世纪初在华的外资企业》、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其关注和研究的视角不仅仅是历史,而是多角度的、多元化的,具有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各种特征。学者们注重地方史料的收集,把宏观考察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将城市化与系统理论结合起来,为历史学家们从事地方和区域研究开辟重要途径。 许华茨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突破美国汉学界把“文化交流”等同于“文化阐述”的习惯手法,以独特视野向西方介绍严复对西方近代化运动的认识。他指出:“严复站在未经历近代化变革的中国传统文化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认为“集体能力”这一主题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运动(注:[美]许华茨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页。)。萧公权的《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以比较研究方法,把康有为思想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视野中来考察,认为康有为的经济改革主张,涉及现代化的成败问题,并旁及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把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世界上其他的乌托邦理论相比,萧公权认定康有为“是一世界级的乌托邦建造者”(注:[美]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柯文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一书中指出了王韬的经济国家主义思想,王滔主张使用纸币,建立国家银行”,他还主张政府与商人合作建立新公司。告诫商人必须通盘掌管全部事务,以便官吏不“与其争利”(注:[美]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柯文在书中更多地将关注点集中于中国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内倾性变革,如商业发展,城市化和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等问题。柯文认为“由于他的改革方案有那么多反映了西方的影响,所以其合法化的障碍本质上更多是文化和社会的”(注:[美]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柯文的观点与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传统—现代模式”不同,他更强调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连续性,强调从中国发现历史。 美国学者的近现代中国研究是多角度全方位的。如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晚清1800—1911年》、柯文的《19世纪中国的改良》、韦慕廷的《孙逸仙,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史敬思的《改变中国——在华的西方顾问》、周锡瑞的《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北》、易劳逸的《流产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拉铁摩尔的《中国历史与革命》、魏斐德的《叛乱和革命,中国历史上的民众运动》、许华茨编著的《对五四运动的看法》等。这些著作除了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说外,还对中国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问题作了一定的分析,指出民族主义革命成功的动因。学者们更多的是将对中国革命研究与对毛个人的评价结合起来。如迈斯纳的《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历史》、许华茨的《对毛泽东某些思想的个人看法》、查姆斯?约翰逊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变革》、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沃马克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等。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列主义的翻版,毫无独创性;而另一种观点强调毛泽东的历史作用,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贡献(注: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第164—165页。)。虽然结论不同,但这些研究无论在思想性还是理论性上都比以往深入得多,而且对问题看法较为客观,这是美国近现代中国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所不足的是对中国革命的研究缺乏相应的比较,尤其是将中国革命经验与苏联经验以及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产党政权的经验进行比较。 四、现代美国儒学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逐渐成为继大陆和香港之后的发展、丰富中国哲学的第三块基地,以研究中国哲学为基础的新儒学运动出现了极为活跃的态势。国内著名大学都设立专门研究机构,专业研究人员数千人,研究工作受到政府的资助(注:参见《南方周末》1992年12月27日。)。美国国内经常举行研究中国哲学讨论会,讨论“自然界、人性和文化”,“存在与非存在”,“真理与方法”等问题。扩大了中国哲学在世界上的影响,推动国际新儒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方面出现了一批新儒学专家。加州大学教授墨子刻在《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一书中论述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指出“韦伯在他的时代要说明中国的失败,我们必须解释它的成功。看来很矛盾,两者都强调它的民族精神气质的作用”(注:[美]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转引自施忠连:《现代新儒学在美国》,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墨子刻试图解释中国和中国文化圈内成功的原因,以推动对中国文化圈地区和国家的儒学研究。经济学家赫尔曼?卡恩、托马斯?佩珀1979年共同撰写的《日本的挑战》一书,首次在美国把日本传统中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容称为“儒家文化”,指出日本模式虽然难以移植到西方,但却在东亚有很大影响(注:施忠连:《现代新儒学在美国》,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94页。)。该书将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同称为“新儒家社会”,认为儒家文化在这些国家、地区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余英时等也为美国新儒学研究推波助澜。杜维明的《中心性与普遍性:论“中庸”》、《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化的自我》,强调儒学在人类文化上的独有价值,儒学的内在精神。余英时的《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论述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一致性,儒家知识分子的人格和精神以及中国史学思想的自主性。这些著作既促进了美国新儒学活动的开展,又提出许多新儒家思想的哲学含义。狄百瑞在他的《道学与心学》中提出:“儒学对现代化不仅没有危害,而且是东亚地区的一种文化资源”(注:William T.De Bary:Neo-Confucian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 and Hear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pp.9—10.)。美籍华裔学者秦家懿也曾提出儒学对现代化的贡献问题。她以日本近代的改革发展为例,认为日本的近代化是受到儒家的理性主义影响,“儒学促进了日本的爱国主义或日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确是日本经济发展成功的主力”(注:施忠连:《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294页。)。这种观点同当代美国学术界寻求日本及亚洲经济发展原因是相一致的。 进入80年代后,美国对儒学的研究已经扩大到非学术领域以外的军事、政治、经济、体育等领域。美国甚至将《孙子兵法》理论用于同日本进行的商战中,称颂《孙子兵法》在企业经营管理领域的价值,动员美国企业家像日本人一样,拿起中国的这个武器(注:《南方周末》1992年11月27日。)。一些美国大学举行各种类型的学术讨论会,研究探讨孔子思想。针对国内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出现的文化危机,试图从儒学思想中找到拯救精神生活的力量。 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的中国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些美国学者以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差异为借口,大肆攻击儒家文明,鼓吹所谓“文明冲突”和“中国威胁”(注: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亨廷顿1993年夏在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Summer 1993)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认为,“文明”将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的主体,称“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文明之战”。1995年初,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指出,“中国是一个存在着的威胁,大得太可怕了”。称,“随着经济资源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中国将试图在亚洲称霸,从而成为近期内对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首要威胁”。)。 他们提出“单极时刻”,“民族国家衰落”,不再有主要战争、历史终结和“国家利益决定”等理论范式,以解释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注:孔耕蕻:《“文明冲突”理论评述》,《文艺报》1995年第1期。)。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亨廷顿正是在此基础上用一种最新又似乎是最常见的模式来解释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他认为,新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Civilization?”Foreign Affairs,Summer,1993.)。他把世界说成是“由七种或八种主要文明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组织”,他们包括“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是非洲文明”(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Foreign Affairs,Summer,1993.)。在论述儒教文明时,亨廷顿甚至毫无根据的把儒教和伊斯兰教联系起来,认为“这种联系将会向西方利益、价值观的权力提出挑战”(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Civilization?”Foreign Affairs,Summer,1993.)。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提出后,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许多人认为,他的“文明范式”的主要结论是将未来冲突的焦点置于西方与几个伊斯兰和儒教国家之间,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根据他的观点,儒教与伊斯兰教必定联合对抗西方。这个论点缺乏理论依据。事实上,在确定一个理论取向时,必须考虑到与这个理论相关的实际内涵,考虑每一个文明段包含的基本要素、价值取向和民族性格,以及这些内涵与冲突是否有内在的因果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胆吸引外资,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儒家文化和西方文明是可以相互兼容的。 与“文明的冲突”相呼应的另一种论调“中国威胁论”,差不多同时出现,1992年9月美国传统基金会刊物《政策研究》发表题为“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的真正危险来自中国”的文章,不久,美国的一些刊物上连篇累牍地登载有关“中国威胁论”文章,攻击中国加强国防是为了“对外扩张”,中国经济发展后会对亚洲国家构成威胁,“把中国看作是潜在的敌人”(注:吕其昌:《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几点看法》,《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2期。)。1995年初,美国“兰德公司”中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也接而连三地提出“中国威胁论”的观点,他们鼓吹“中国是一个存在着的威胁,大得太可怕了”(注:[美]钱达:《对龙的恐惧》,《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6年8月号。)。他们建议美国要把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对手来考虑,不管是“文明冲突”也好,“中国威胁”也好,都是一些人利用中西文化差异,试图重建冷战后新的国际对抗,而且把中国作为他们的假想对手。 实际上,中西文明之间虽然有冲突,但也有融合。“儒家文明本身是一种世俗文化,并不排斥西方文明,尽管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价值观的分歧,但它对西方文化的涵化和吸收构成了鸦片战争后的一个重要趋势”(注:《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第260页。)。鉴于中国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研究儒学的热潮不会停止,它是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必将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当今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已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研究范围更加扩大,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文化问题,还研究法律、文学、语言、艺术、医学、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等各种问题,可以肯定,21世纪美国中国学研究必将出现新的前景。 (《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 )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SSWH/hyhx/03/20/2006/16429.html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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