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特征和转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5:11:46 《中国社会科学报》 刘 宏 参加讨论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一直在从事和中国有关的研究。1995年至2006年间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研究系；2006年赴曼彻斯特大学创立中国研究中心并担任东亚研究系教授。此外我还在日本京都大学前后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主要都是研究中国同东南亚关系以及海外华人。我最近应邀返回新加坡，在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担 转变一：从“观察中国”到“体验中国” 关于当代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特点和转变，我有一些比较宏观的和初步的观察。我认为当代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第一个转变就在于海外学者们的角色，即从纯粹的“观察中国”（China Watching）到“体验中国”（China Experiencing/China Practicing）。 在座的很多人都读过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urg）在2006年主编的一本书，题目就是China Watching，主要谈的是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视角来观察中国。观察中国，意味着这个研究者是站在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视角，就像看一部电影，只是旁观者而不参与其中。但我觉得，近十年来，这种研究视角发生了某种转变，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是旁观者的身份，而是开始在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参与到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我能想到很多这样的学者，比如在清华大学教书的贝淡 不仅是外国人，很多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西方 转变二：中国从“客体”到“主体” 第二个转变是中国从一个被动接受信息的“客体”成为了主动创造信息的主体，这不仅是由于更多的海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中国的结果，也由于类似孔子学院、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以及中国不同的媒体机构的努力，它们都在积极地塑造着中国的形象，传播中国文化，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让外界看中国的眼光能够更客观和中立。这个转变对于海外中国研究开始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目前的努力主要在留学生的层面，我们应建立高层次的、面向全球的学术和科研基金会，邀请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大众媒体的从业人员从学术和大众传媒的角度，对中国问题做多层次的和客观的研究和报道。例如，成立于1972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动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以及日本研究与知识交流，对日本国际形象的改善起了重要的作用。1989年成立于台湾地区的蒋经国基金会和1991年成立的韩国国际交流财团也起了类似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官方背景和资助的机构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其一，它们的建立都是在各自的经济起飞和国际化程度日益明显的时期；其二，它们都以推动高层次的国际学术研究和交流为中心任务，最终是为了加强它们自己的软实力。我觉得，中国现在也面临同样的时代背景和挑战，需要有一个宏观战略和国家级的跨部门机构来加以应对。 转变三：从“跨学科或多学科合作”到“后学科时代” 海外中国学的第三个转变是与整个学术变迁相关，即从“跨学科或多学科合作”（“inter-disciplinary” or “multi-disciplinary”）到“后学科时代”（“post- disciplinary”）的转变。当代中国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兴起之初，学者们多提倡的是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通过不同的专业背景使研究更加多样化和具有更宽的视野，因此，中国学基本上是处于“区域研究” 的大框架之内，注重语言、历史、地理、文化、经济和政治等不同领域的交叉和碰撞。但最近20年来，区域研究受到文化研究、全球化、理性选择等不同理论的挑战，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开始转型。与此同时，随着非西方世界（如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现有的基于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框架无法解释许多新的现象，区域研究必须与社会科学对话，不仅仅以它为参照系，也要以非西方经验来修正或完善现有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学者们开始超越各自的学科界限，更为关注问题和现象本身以及知识的生产。如一个英国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后学科时代的研究者追随观念和联系的步伐，而不是将它们局限于学科的界限之内”。在这种大的时代和学术范式变迁的背景下，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从未间断过的文明，中国的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研究能够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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