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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及其特点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中国学到底成果如何,有什么特点,对美国中国学长远发展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应该弄清楚。看到一些文章对这一阶段的中国学、汉学成果比较模糊,所以试图把这个问题梳理一下,这方面资料也正好在积累。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对这个问题的想法。第一,它到底有多少成果,第二,它到底有什么特点。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把成果归为四类,就是:队伍的大体形成、中国文献的大幅度增长、中文教学和研究平台的建立、一批研究成果的出现。我想从这四个方面来归纳将近50年里它所取得的成就,这跟20世纪以前是大不一样的。
    首先,关于队伍的情况,基本上形成了一支汉学研究队伍。因为在这以前主要是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为主的一支队伍,20世纪以后专业研究队伍基本形成,是专家队伍、教授队伍、学者队伍。主要是指柔克义、贾德、恒慕义、德效蹇、卜德、芮沃寿、顾里雅、韦慕廷、拉铁摩尔,费正清等,这支队伍是在这段时间内形成的。说他们是一支专家队伍,主要是他们拿出了一批很硬的学术成果,跟20世纪前的队伍有明显区别。
    其二就是一批中文资料的出现,而且基本上形成了规模,以后的发展也是在这个规模的基础上前进的。20世纪以前美国关于中国的书籍微乎其微,主要就是1869年美国国会得到中国政府的一批赠书,以及耶鲁大学得到容闳的一些赠书,还有加利福利亚大学所收到傅兰雅的赠书,那就比较早了。进入20世纪以后,就开始比较有规模地积累,象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包括宾州大学。有一本很重要的研究资料,是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馆长钱承训先生写的,题目是《中美书缘》,他在这方面有详细资料,比较具体介绍了20世纪后这些大学所收到资料及其研究情况。当时宾州大学的中文资料是卜德负责收集的,他也写了回忆录,专门回忆这个问题。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馆,从1927年到1941年,藏书就从8万册扩充到20万册,整个美国中文藏书这个阶段有比较明显的发展。认识它发展的另外一个标志,是裘开明的《汉和图书分类法》,它的出现本身就是资料积累的结果。没那么多的中文书籍、东方书籍,何必要去做分类的处理?这个方案一直沿用了很多年。 1935年,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还出版了《美国的中国研究:对史料和根据的观察》,也是认识美国中文文献发展的一个标志。这本书对美国地区中文资料收集情况的记载还是比较详细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注意到中文教学机构和研究平台建立。在这50年里面得到了比较大的扩展,基本奠定了以后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规模。教学机构往往是汉学职业化的一个标志,1742年法国皇家汉学院开始讲授汉学,1796年设立巴黎东方语言学院,1844年设立汉学课程,这些是法国开始走向职业化道路的标志性事件。在美国,开始汉学教学的标志性事件在耶鲁大学,是1876年。不久,又有中国人戈鲲化到哈佛大学教中文。但是它的比较大的增长是在20世纪后。20世纪以后,有些学校相继开展中文讲座和东方语言教学,有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等。还有就是研究机构。20世纪以后也出现了很多。实际上有几个是值得特别关注、对美国中国学发展起关键作用的研究机构。一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在后来美国中国学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组织者,1919年成立。太平洋学会美国委员会也大体上在这个时候建立,对推动当时美国中国学研究起了作用。这些机构可以分成几类:一类是专职的研究机构,象燕京学社等;第二类是政策咨询性质的机构,如外交政策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还有就是民间交流、研究机构,如耶鲁大学的雅礼协会、西雅图中国俱乐部等,这些机构也大体上在这一时候有了一定规模。
    第四方面就是颇多中国学研究成果的诞生。产生了一些到今天都认为是汉学经典的著作,学术含金量很高,象顾立雅的《中国的诞生》等。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看,这一段时间有大批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文章,主要刊登在《哈佛亚洲学报》。当时经常有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论文,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注。当然也包括一些新闻记者的东西。
    概括这四个方面,美国中国学在这个时期,确实在研究队伍、研究资料、研究机构、研究成果几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而且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区域格局、院校配置、资料规模大体在这时候形成,对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这是应该看到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个问题,关于这一阶段美国中国学的特点,有些什么现象?我觉得有四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第一,非常关注中国学术及其学术思潮新发展,也就是说,当时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受到中国学术思潮的影响。我们是做史学史研究的,中外史学交流一直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中国学术到底怎么样影响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或者说,美国人的哪些著作体现了中国史学的影响,这是我们搞史学史的人应该搞清楚的。现在我还是发现了几个例子,当然更多的例子还需要下工夫去做。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庭的《中国前汉奴隶制度》,这本书实际上受到了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影响。因为他当时正好在中国,又赶上安阳考古新发现,而且也注意到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他两边观点都听的很仔细,陶希圣、郭沫若的观点他听得非常仔细。回去后他说我要写,但不受中国观点的影响。他从《汉书》里面找了128个地方,从这些史料中判断中国是否存在奴隶社会,规模和特点如何,然后写了一篇,这也是他的博士论文,不久出版了。这本著作一直到现在为止,都被认为是西方汉学的经典著作。另一个例子就是芝加哥大学顾立雅的《中国的诞生》,他1930年到中国,访问了3年,也赶上安阳考古发现,接触了一批中国学者,包括顾颉刚、陈寅恪、李济、梅光迪、傅斯年、柳饴徵、董作宾、徐中舒等,和他们个人关系都非常好,在这个基础上写了《中国的诞生》。毕晓普给他作序。他自己的前言很明确,就是深受中国学者的影响,是在中国朋友的支持、鼓励、帮助下写成的。另外还有古史辩,古史辩派确实也对美国产生了影响。典型的例子就是后来担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的恒慕义,也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主要负责人。他把顾颉刚的《<古史辩>序》全文翻译成英文,然后加了非常具体的注释,再写了自己的序。这个序被认为是当时海外学者如何看待中国古史辩派的重要文献。因为我们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想把它翻译出来,这个对认识我们的古史辩派是重要的。另外也有些事情,很难说到底受了哪一思潮的影响,但可以说明美国学者非常关注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如芮沃寿,和中国相当友好,到中国以后,因为抗日战争被日本人关到集中营3年,出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了一篇《1941年——1945年的北平汉学研究》,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这是很重要的文章,对当时中国的汉学研究做了详尽梳理和概括,是认识中国学术的很重要文献。另外还有如邓嗣禹的《最近50年中国史学》,他当时已经在美国。
    第二个问题就是受西方学者的影响,受德国学者和其他国家学者影响的问题。我们应该关注到,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外来移入成分。我们要注意到这样一个因素,象夏德、劳费尔等都是。还要注意到,美国一些很重要的学者,也是来自欧洲大学的,像恒慕义,留学荷兰,是莱顿大学中国史博士学位的获得者;卜德,宾州大学汉学奠基人,也留学过莱顿大学,攻读中国哲学。费正清,也留学英国。美国相当一部分学者是欧洲培养出来的。再有个因素,应该看到中国学者和华人学者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学者到那里去,对美国汉学发展产生影响,包括洪业、杨联陞、陈寅恪、翁独健、齐思和、王伊同、蒙思明、邓嗣禹、郑德坤、周一良、陈观胜等,他们带去中国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影响了美国汉学。他们参与培养了一批美国汉学弟子。象我们知道的史华慈,他的论文答辩导师,一个是克拉克洪,一个是费正清,还有一个就是杨联陞。
    第三,要考察一下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这个影响当时美国人的中国观。整个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抗战中一系列格局的变化,都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19世纪以后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所写的中国人,几乎全是劣根性,没什么好的了。但在这个时候,你去看30、40年代美国的中国学著作,和明恩溥写的完全不一样,对中国抱有很大的敬意。当时很多书的序言,都提到“中华文明的伟大”、“中国人了不起”的问题。卜德的《中国物品西传考》强调,如果没有中国的文明,欧美人还将生活在黑暗之中。还有赛珍珠,她当时关于中国的小说,在世界上影响非常大,成为美国诺贝尔奖首位女性获得者。她当时用一种非常平和、尊敬的语气来写中国农民的形象。国际形势的变化、二战形势的变化,造成美国人中国观极大的变化。当时,还造成很多新闻记者作品的诞生,这也是当时特殊时代的产物。它的评价如何,大家有各自看法。我想补充一点的是,从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确实非常感谢象斯诺这样的介绍,要不然山沟沟里的共产党,世界上是不知道的,它确实起了这样的作用。但是实际上,象史华慈这些的美国学者,都对新闻记者的作品表示过批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政府被* ,美国朝野有一个为什么会丢失中国、责任在谁的讨论。史华慈的一个观点就是新闻记者有责任。我认为他不是纯粹从政治上来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能仅是一种口述或调查,而应该从文献上来了解。所以他后来写了《毛的崛起和中国共产主义》,他的这本书完全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文献来写的。他认为中共的发展完全和苏联是不一样的,思路不一样,传统不一样,文化不一样,苏联共产党和中共内在理路上有分歧。他写这本书是1951年,那时候正是我们“莫斯科——北京”的歌曲唱得最响亮的时候。后来证实他的话有预见,就是说文化不一样。他的意思就是应该根据文献来了解* ,他主要从这一方面来批评新闻记者。如果说二战以前美国中国学有几个特点的话,这确实是一个特点。怎么样来认识新闻记者,新闻记者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形成了很大的反响。在此,还要注意到一种现象,就是由于战争影响,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中国学还出现了一个和我们中国差不多的情况:一批中国通史著作和中国民族史著作出现。当时,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在解放区发行量很大。而这时候,拉铁摩尔、赖德烈等中国学家也写过关于中国的通史和民族史研究的著作。这些书在美国战区发行量很大。这个现象很有趣,很值得研究,也是当时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一个引人关注的特点。
    第四个特点,就是基金会和学术团体的作用。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中国社科院资中筠教授作了很深入研究,特别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美国中国学的影响,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大的问题。基金会推动美国中国学发展,这个阶段也很典型。最典型的事件,是1928年12月1日召开的“美国首届促进中国会议”,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专门关于推动美国中国学发展的会议。会议留下了一系列文件,我们也做了收集。这个会议就是在洛克费勒基金会的推动下组织起来的,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参与了,领导人就是恒慕义。洛克费勒基金会还投钱,资助翻译中国历史的著作,资助建设搞图书馆。前面我们这时候讲资料增长,就是因为这时候有资金投下去。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都在这个时候都拿到洛克费勒基金会的钱。为什么宾州大学中国图书收集特别好,也主要是钱投下去以后,卜德亲自管理这些钱,亲自到东方去采购资料。基金会在这个里面起了很大作用,包括人才培养。所以应该把这个问题看得重一点,花点时间研究。还有一个很典型例子就是燕京学社,一直在起作用,推动了中美文化的交流。
    总之,美国中国学的一些特点,影响以后的特点,这个时候大体形成了。一个是它与中国学术有千丝万缕联系,来自中国的学者或华人学者始终在美国中国学进程中有重要影响。第二,这一阶段的中国学,和这个国家移民特征一样,一度受外来学者影响比较大,但又很快转入以美国学者为主体队伍的时期。第三,深深受到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影响,研究很有针对性。第四,基金会和研究机构对美国中国学发展的重要的组织和推进作用、调控作用很大。
    [编者说明:本文是作者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研讨会上的发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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