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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对海权的维护 1909大清龙旗在南海飘扬(5)

从海防到海权
    对大清陆军部练兵处来说,1907年的夏天忙碌而激情。提调姚锡光和他的一帮同仁们,奉命拟制海军规划。他对重建海军的美好愿景,还有未来大清的制海权思想,均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在蹉跎了太多机遇之后,从海防到海权,中国人的海洋意识逐渐走入了现代。
    文/国家历史主笔 庄秋水
    对大清陆军部练兵处来说,1907年的夏天忙碌而激情。提调姚锡光和他的一帮同仁们,奉命拟制海军规划。经过一番努力,最后姚锡光拿出了急就、分年两套方案。他对重建海军的美好愿景,还有未来大清的制海权思想,均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他拟定了《拟就现有兵轮暂编经制舰队说帖》、《拟兴办海军经费五千万两作十年计划说帖》、《拟兴办海军经费一万二千万两作十二年计划说帖》三个说贴,建议将现有的舰艇编成两支统一的巡洋、巡江舰队,由海军提督一员,统领两支舰队,根据各国海军舰长一般都官至上校的惯例,建议以参将为管带的最高品秩。
    不止于此。在姚锡光的海军复兴规划里,海权思想充盈其中。他认为,如果没有海权,不但远洋无法控制,近海权益也难以保全。在《筹海军刍议》里他提醒清政府,"夫天下安有不能外战而能守内者哉!" 是以在他所制订的两个分年规划中,他将中国海军装备建设重点集中在具有巨大远洋作战能力的远洋战舰上。
    这三份说帖,凝聚了这位前李鸿章幕僚对海洋的最新认识,也吸取了整个1900年代风行中国的马汉《海权论》的思想因子。在历经海疆惨遭侵犯,海军完全被摧毁的惨痛之后,中国人对海洋的观念终于开始了艰难的蜕变。
    华夏中心主义解体
    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而海军复兴问题在此过程中被提上了日程,"现时局日艰,海权日重,欲谋自强之用 ,非振兴海军,无以外固洋面,内卫各省",政务处1906年的一份奏章里,明确出现了"海权"一词。而海军处也于1907年建立了。
    甲午战败不过十余年时间,中国人对海洋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受世界海权潮流的影响,一方面则是大清的政府特质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六年前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之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到西安。也就是在这一年年末,帝国的高级官员们奉命上书陈述举凡行政、军事、财政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意见。清政府改革的目标,不再只是"船坚炮利",涉及到了制度层面的某些东西。经太后同意,皇帝发布上谕,命令高级官员们在三纲五常的前提下,"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方面,"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政府特别创立政务处,处理这些改革建议。
    海军复兴规划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进行,不管愿意与否,为了继续维护统治,除了改革,政府已经别无选择余地,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改革的活动加速进行了。这个政府的眼界和认识已经和甲午战前不可同日而语。
    在甲午战败以前,中国并没有民族主义国家的概念。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一种"文化的天下观"。这个认识由诸夏及蛮夷,这个中心-边缘的世界图式组成。以中国为中心,按照道德中心论的视角,中国是礼仪之邦,是天朝上国,在她的周围,是道德文化低下的"夷",再外面是未开化的"蛮",诗书礼乐的华夏文化可以无限扩张。世界环绕在以中国为中心的道德等级秩序中。由此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视作是各国向中国君主纳贡的朝贡关系。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一系列的沉重打击之后,长久以来的文化优越感荡然无存。"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囊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在给清帝的上书中,康有为从一开始就看到西方扩张的危险不仅仅是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在"治法文学"的文教传统,中国的优势也不复存在。
    而那位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留学生严复则翻译了《天演论》,把社会进化论的竞争进化观引入了刚刚重挫的中国,大声疾呼中国已面临劣汰的危境。世界格局下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把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的国家意识推向了高峰。通过文化的深层变革造就一个新国家的意向呼之欲出。
    世界格局认知的变化,加上甲午战争引发的印刷媒介的广泛传播,中国人有了足够的动力和知识资源来突破传统的世界图式。姚锡光们的出现,正是古老中国迈向近代化进程中的一大步。
    在15世纪之前,北部的对抗一直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国防事业,东南部的海岸线,在封闭和保守的当政者眼中,不堪大用,甚至会带来一定的麻烦,朱元璋干脆施行了"海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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