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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三立:经历过新旧社会的右派相声演员(1)


    
    马三立(资料图)
    【核心提示】:从1929年15岁第一次登台,到2001年底告别舞台,马三立说了70多年相声。其中,前20年是“摞地”卖艺,尝尽江湖之险恶、艰辛甚至屈辱;建国后自由了10年,正当壮年时却被打成右派,自此岁月蹉跎整整20年;待到七十年代末复出时,他已经年近古稀。难怪笔者接触到的老少观众都要在夸赞马三立的相声说得好的同时,还要为他抱憾;难怪这位晚年终得“功成名就”的老人会在回忆童年的文章中感叹:“我这一生,逆境更多于顺境。”
    在一份大概写于八十年代初的思想汇报中,马三立十分细致地描述过多年来自己的真实一面:“二十年来,我是见人不主动说话,见人不主动握手。事事寡言,不闻不问。内心总有自卑感,一直不肯去亲友家、同行家串门聊天,也不参加任何人的合影照像,避免人家小看我,歧视我。”
    这当然又是一段令人心酸的描述。但是,可以告慰老人的是,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就在去年,天津市民投票推选出10个地方名人,要在海河边上为他们树立雕像,供后人瞻仰,最后,他们把最多的票投给了这位为他们说了一辈子相声的老人——马三立。
    一、引子
    1993年夏天,一向谨言慎行的马三立罕见地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我是个苦命人,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事情缘于一家报社约请马三立写一篇回忆童年的文章。时隔多年,这份报纸已杳无踪迹,笔者只在天津市档案馆找到了三页底稿。在文章的开头,马三立写道:“我犹豫了十几天,不想写,不愿意写,更不敢写……这是又被击中一颗催泪弹。”
    虽然很不情愿,很少拒绝别人的马三立还是奉命行事,并且一反常态,借机将自己的一生沧桑直白道出:“我这一生,总是逆境更多于顺境……我不相信宿命论,更不相信我是穷命。我认为不是命苦,是生在旧社会的艺人,就决定了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对于一位已经79岁高龄的老人,这样的自我评说,难免让人心酸,并且意外。毕竟,在众人心目中,1993年的马三立,早已不是普通的老者,而是相声泰斗、喜剧大师,甚至可以归为社会名流了。但是,据老人身边的子女介绍,对于外界赠予的这些称号,对于这些评价,老人一向的态度是,拒而不受。
    实际上,晚年的马三立,除了说相声之外,在很多时候,还是位社会活动家:参加各种各样的慰问演出,给孩子们讲故事,到敬老院说相声,支持子女办养老院,和大爷大妈一起治安巡逻,帮助交通警察维持秩序,作为市政协委员参加官方的活动,等等。
    可以想象,每当这位瘦瘦高高、面目和善的老人一出现,就会出现一种怎样的观者如堵、掌声潮起的场面。所以,至少从表面看来,老人的晚年生活很热闹,或者说还有一些风光。
    但是,不论是直接继承了马三立衣钵的长子马志明,还是赡养老人多年的幼子马志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都透露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细节:更多的时间里,或者说参加完那些热闹的活动之后,老人更愿意做的,是一个人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点上一支烟,枯坐半日,一言不发。
    他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枯坐时,会想些什么?
    谈起父亲,最为了解老人内心世界的马志明最深的感慨是,“老爷子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否则,无法解释何以能经受得住这么多挫折,而且还能迎来晚年的东山再起。
    从1929年15岁第一次登台,到2001年底告别舞台,马三立说了70多年相声。其中,前20年是“摞地”卖艺,尝尽江湖之险恶、艰辛甚至屈辱;建国后自由了10年,正当壮年时却被打成右派,自此岁月蹉跎整整20年;待到七十年代末复出时,他已经年近古稀。
    难怪笔者接触到的老少观众都要在夸赞马三立的相声说得好的同时,还要为他抱憾;难怪这位晚年终得“功成名就”的老人会在回忆童年的文章中感叹:“我这一生,逆境更多于顺境。”
    现在,这位喜欢自称为“普普通通老艺人”的老人躺在了病床上,再也不能登台了。在天津市总医院门诊楼八层的一间病房里,他从年初躺到现在,薄薄的被子下面,几乎看不见他枯瘦的身体。
    二、苦难童年
    马三立的一生坎坷,自童年始。
    1914年,他出生于北京一个传统艺人家庭。迫于生计,他的祖父马诚方干上了“拾样杂耍”中的评书这一行,在老北京的闹市、书场和茶园说《水浒》养家糊口,由此结识相声界的老前辈旗人春长隆、恩培等人。随后,当马三立的父亲马德禄9岁时,马德禄又拜春长隆为师,学说相声,满师后跟随恩培作艺,12岁就在北京的天桥、鼓楼一带卖艺,艺名“小恩子”。恩培收的徒弟都以“德”字排名,马德禄这一辈的八个师兄弟在清末民初蜚声京津两地,成为相声史上赫赫有名的“相声八德”。
    马德禄为人厚道,技艺精湛,活儿磁实,深得师父恩培的喜爱,后来和师父的女儿萃卿成家。萃卿也是门中人,唱京韵大鼓,不幸的是她体弱多病,在1917年全家迁居天津后病逝。为了给妻子治病和送终,马德禄变卖了家中所有财物,带着10岁的大儿子马桂元住到相声园子的后台,把三岁半的马三立送到弟弟家寄养。
    马三立在婶婶家长到六岁时,父亲又娶了丁氏,马三立也被父亲接了回来。丁氏好吃懒做,与丈夫和已经长大的马桂元之间多有矛盾。据马三立晚年回忆,他回到父亲身边后,就成了继母丁氏的仆人,丁氏对他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以至于马三立上学后,中午放学宁肯挨饿也愿不回家。
    马德禄原先和“万人迷”搭档在燕乐戏院说相声,收入尚可;1929年,“万人迷”去世,马德禄只好在到老天津的“三不管”地带南市露天“摞地”,收入锐减,家中供不起马三立读书了。在同样求学不成的哥哥马桂元的说服下,马三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天津汇文中学,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绰号周蛤蟆)为师。自此算是正式成为“穷作艺的”的一员,进入吃“开口饭”这一行当。
    在二十、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相声、评书、坠子等“拾样杂耍”的艺人的地位属于“下九流”,名声不如“戏子”,更次于引车卖浆之流。对于马家而言,自说评书的祖父马诚方起,虽然都是在只有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闯荡江湖,但无一不是迫于要活命、要吃饭而不得不从事这一低贱行当。马德禄原指望靠自己说相声供养马桂元、马三立两个儿子读书取得功名,出人头地,但这一计划先后落空。先是马桂元从天津东马路商业学校毕业后进了相声园子,接着是马三立中学未读完就买不起校服、交不起学费而继操父业。
    天津市文化局刘连群先生撰写的《马三立别传》对马三立辍学一事记载详细。据说,半个多世纪以后,马三立对一位年轻的客人提起当年旧事时,语调深沉,感慨万端:“我不是不爱上学,至今我爱看书……过去每个年级的书,多少年的,多少科目,都保存得整整齐齐,象新的一样……我当时就是认为自己的命不好,一个大子儿说一段的命!”
    在传统相声老艺人中,被迫从艺是一个终生难解的结。对于马三立,这个情结更为沉重。(李玉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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