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侯宝林与新中国的新相声（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8:10:03 中国经济网 佚名 参加讨论
四场演出一炮红 在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有件事是难忘的。它使我们的相声事业在困难处境中迈出了新的一步，打开了局面，获得了新生。 新华游艺社一开始生意不错。大家能分到一些钱。时间一长，不行了，听众少了，给的钱也少了。我一天只能分到八角钱，我从西城跑到南城说一天相声，这钱只够我吃一顿饭。大家不安起来，都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说：“沉住气，有办法。”我又说，愿意跟着相声改进小组一起走的人，咱们一起干；实在不想留的话，您就请便。没有人愿意离开相声改进小组。说句老实话，离开相声改进小组去单干，不好办，你说相声时还使用那些不健康的语言，观众不答应，会把你送到派出所去。只有和相声改进小组在一起，改革相声，使用健康的语言，才有前途。 我那时精力旺盛，我想为相声事业找条出路。我开了个节目单，人名儿，节目名儿，都有了。我首先来到长安戏院，找到管业务的人。我说：“给我们两天日子，搞两场相声大会。” 那时戏院对待剧团有两个方案：其一你这剧团业务软，他就不跟你劈账，他跟你要租金。这场子租给你，要三百元的租金。你卖八个人他也不管。其二你这个剧团的演员有号召力，他就跟你劈账。戏院知道我们有号召力，最后决定还是劈账，同意我们卖八角的票价。 糟糕的是，那时候正是夏天雨季。星期五这一天，从天亮就下起雨来，而且下的是瓢泼大雨，这暴雨一直下到下午两点才停，我坐立不安，晚上相声演出能卖出多少座儿呢?我不知道。耗到三点多钟，我出门去。那时候，我家住在绒线胡同西口，离长安戏院很近，走着、走着，来到了长安戏院。我直奔票房那个小窗户，去看票图上卖了多少座儿。我一看，心里有底了，卖了五成座儿，都是前边八角票价的，我的心踏实下来了。等我从长安戏院出来，刚下台阶儿，看见罗荣寿从西边过来，两眼发直。我在台阶底下，他走到我跟前才瞧见我，说：“喔，您也来了!”我让他估计估计今晚形势怎么样?他说：“现在起码有半座儿，您估计呢?”我说：“只要从现在起不下雨，晚上包你满座儿。要再下，下小雨，不是暴雨，包你七成座儿。”那天果然没有再下雨。到开场时，满座了。 星期五满座，星期六更没有问题。两天演完之后，我就到吉祥戏院，跟他们要两天园子.我们到东城再演两场，日期是星期二、星期三，也卖了两场满座。这四场下来，大家一分钱，腰板都挺起来。我说：“所以我跟大家说过，我们要沉住气，有办法。这就是我们的办法。”确实从那以后，新相声就打开了局面，我们到处演出，卖座率不低。很多晚会演出需要相声节目，都来找相声改进小组，由我组织统一安排。大家情绪很高，演新相声的劲头更大了。 给毛主席说相声 在我们困难的日子里，中央领导同志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我们经常给中央领导同志去说相声。我们这时还是边演出边改进，中央领导同志差不多都听过我们演出的相声，这本身就是对相声艺术的提倡和支持，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毛泽东喜欢听相声，这对相声更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 1949年北京刚解放，我给毛主席第一次说相声，就发现他很爱听相声。后来，又一次我给他说相声时，我从后台看见他老人家坐在藤椅上，手臂上挽着件雨衣。前边的节目演完，毛主席站起来想走了，但当他看到我和郭启儒出场时(当时没有报幕员)，就挽着雨衣又坐下了，这对我是莫大的鼓舞。有时，我在小范围里也给毛主席说相声。 我给毛主席一共说过一百五十多段相声，我在说唱团只说过一百段左右。有些段子在外边已经不说了，像《字像》这个段子，需要白沙撒字，在舞台上由于不具备条件，说起来很困难。但是我给毛主席就可以说了。我们坐在地板上，地板很干净，我们就边写边说。有些段子在外边该不该演，能不能说在拿不准的情况下，我们也给毛泽东说。所以毛泽东听我说相声听得最多。我觉得毛泽东最喜欢的段子是《关公战秦琼》，因为这个段子他点过，当场要求重演。别的段子像《戏剧杂谈》、《戏剧与方言》、《改行》等，我们都给毛泽东重演过。惟独《关公战秦琼》这段子，我们刚说完，毛泽东说：“再说一次。”他喜欢听《关公战秦琼》。 毛泽东喜欢听相声，我们又在他的指引下力求说好相声。我们从毛泽东著作中学习他老人家使用语言的方法。毛泽东非常讲究语言艺术，他使用语言可贵之处就在于变化。比如一句俏皮话，过去是这样说的：“老太太的裹脚条子——又臭又长。”这句话的打击面太大了，把所有老太太都得罪了。毛主席就把这话改为：“懒婆娘的裹脚条子——又臭又长。”前边加一个“懒”字，就给“又臭又长”定了性。还有一个成语，叫“揠苗助长”。这个“揠”(音ya，讶)字很多人不认识，念成“晏苗助长”。毛泽东把它改成“拔苗助长”，我们一听就懂了。我们学习毛泽东这种使用语言的方法，在相声中学着改些词句。再有，毛泽东著作中有很多讽刺语言，“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把那些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刻画得淋漓尽致。我们的相声艺术也学习毛泽东的讽刺语言，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进行了正确的讽刺。相声是离不开讽刺的。 摘自《一户侯说——侯宝林自传和逸事》 主编侯鑫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8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