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猴儿”篇：在劫难逃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8:10:06 中华相声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世间大风波、人生大转折往往是有预兆的。“月丽于箕，风扬不少矣”。不过往往当事者无暇留意罢了。在三立挟《买猴儿》势头驰骋艺坛春风得意的时候，已经隐隐传出对这部作品及其作者的责难之声。 一部作品引起争论按说是好事，不是坏事。56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党组领导下的《文艺报》开展了对相声《买猴儿》的讨论，事先一位党组成员兼编辑部副主任还专门约见何迟，向他通报了情况。据说原来想以老舍创作的话剧《西里长安》为讨论对象的，考虑作者不是党员，出于某些原因决定改为《买猴儿》。这场讨论进行了半年之久，许多作家、评论家、干部及一般读者、观众都参加了。肯定和否定两种意见激烈交锋，好不热闹。著名作家赵树理（化名王甲土）、胡可（化名胡琴）和老舍等人在文章中对作品热情赞扬，支持作者的创作思想和方法，胡可更向何迟表示：以“胡琴”为笔名就含有为他伴奏的意思。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作者污蔑了新社会的商业职工，给社会主义抹黑，甚至说相声里群猴闹千货公司的情节象征着一帮作家闹社会主义——这个罪名着实不小。最后编辑部未下结论，而以何迟的一篇长文《我怎样写并怎样认识“买猴儿”》收尾，他强调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迥然不同，尤其相声是语言艺术，象漫画一样应该允许夸张、变形，有时为表现内容、深化主题可以到怪诞的程度，这样才能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他在结尾处写道，至于有些人莫名其妙地给他扣了许多帽子，读者可以独立思考，爱怎样想就怎样想，他本人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问题似乎没有争出个明确结果，也许对文艺作品的看法历来是见仁见智，不必强求“统一”的。作者表示“不是那个意思”尽够平息非议了。不料，何迟紧接着又写出一段新相声《统一病》，是针对社会主义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冒进情绪的。初稿出来以后，他觉得内容关乎方针政策，主动报送上级主管部门审查，而审查的结论是其作品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这一来就离“明确结果”不远了，为作者在后来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的险遇埋下了伏笔。 而且，按一度流行的逻辑推理方式，它将追根寻源牵扯到争论过的《买猴儿》及其演出者。 对这一切，从文坛上尖锐对立的笔墨官司到作者被定性的新作，当时的三立还全然不知。他正处于被领袖接见过后的喜悦、兴奋之中，忙于在京、津两地的舞台上大显身手，不断推出新段子，而且大多出于那位前景不妙的作者之手。事后想来，他的异常活跃近乎“玩火”，足能使他后悔、后怕一阵子的了。 反右运动一点点迫近了。57年6月，天津市曲艺杂技汇演的开幕式上，做为主持人的何迟又对文艺管理体制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言论，7月份由他带队赴北京汇报演出，回来不久便召开了批判他的专题会议，由言论涉及工作中的问题，再及作品，关于《统一病》的审查结论首次在会议上公开披露出来，与会者似乎很自然地开始对他的其它作品也问上几个“为什么”。 三立终于感受到了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在气氛紧张、激烈的批判会场上，他显得有些沉闷，内心则深深潜伏着迷茫和不安。虽说这一切早已是未雨绸缪，对他来说却仍显得突如其来。他弄不清楚怎么好好儿好好儿地就来了“运动”，“大鸣大放”转为了批判；不清楚党的干部何迟怎么一下子反起党来，还反社会主义；不清楚自己说过他那么多挺好的段子，应该算是怎么回事。 暂时平安无事。团部的办公室墙上贴满了大标语，有“不揪辫子”、“不打棍子”、“扫除障碍”等。每个人都要写“向党交心100条”，三立写不出那么多条，他检查自己近年来的一言一行，按上级的要求逐条对照，绞尽脑汁搜索枯肠尽量做到没有遗漏，也只写了五、六十条。真够难为他的了。因为那里面都是真事、真话。真“交心”反而交不齐“100条”，他不清楚别人怎么就能“交”齐甚至超额，于是怨自己水平太低，对自己很不满意，很苦恼，也很惭愧。 第一批右派分子定案了，何迟榜上有名。三立那时还是副团长，“运动”的领导小组成员，曾代表曲艺界去歌舞团批判右派的大会上发过言，批判对象是谁并不清楚，反正有现成的材料。让批就批，让念就念，心都交了，嘴自然要跟着心走。 运动如火如荼了一阵似乎平息下来了，象三伏天的雷阵雨，来的急会的也快。三立和他的同事们照旧演出，排练节目，何迟的段子自然不宜再说了，仿佛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事。 然而到五八年春夏之交，风声又渐渐紧了起来，学习和各种会议又连上趟儿了。后来便传出了“内部消息”：运动后期还有个“反右补漏”，简称“补漏儿”，即把前番漏网者补进右派队伍里去。谁都知道“回马枪”的厉害，剧团里表面上平静一切按部就班，私下却已开始人心惶惶。7月间，三立等主要演员赴京参加全国汇演，住在朝阳门内大街文化部招待所。天津的节目很受欢迎，在长安大戏院演完最后一场受到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并合影留念，汇演组织者在后台通知演员们，要照片者每人交11元。赵佩茹当时就把钱交了，还极力鼓动三立：“交吧，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三立当时就觉得他的话不是个滋味儿，等回到住处打点行装的时候，赵又用神秘而且有些异常的语气说：“……听说了吗，回去以后‘反右’接着搞，咱们怕是在劫难逃！……” 说完，两个人倏地对视一眼，都发觉对方脸上的笑容有点陌生、勉强。 回来不久，到9月间，运动果然又卷土重来了。不过，三立当时尽管心里忐忑不安，却没有真的认为自己去“在劫”。一来他确实没想过反党——怎么会呢？二来他是个谨言慎行的人，从不信口开河，不象有的人平常嘴上没有把门的，为嘴伤身。如团里一个说山东快书的，唯恐被别人当成哑巴，整日神呼海哨，说什么人不留芳千古也要遗臭万年，人过留名燕过留声，暗杀领袖自然该换枪子儿，可过了多少年提起领袖X年X月X日是被谁暗杀的也算留名呀……等等，当时人们大笑一场谁也没想过真去“暗杀”谁，可运动一来那山东快书演员便成了右派，并定为反革命犯。还有的人只是发过几句牢骚，一联系原则也属“右”了。运动给予人们最初的也是相当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祸从口出”。 三立的寡言少语应是他性格中的极大优势，使他几乎无可挑剔，无可揭发。但他还是“难逃”。后来的事态发展颇富有戏剧性。电台共有500余名职工，先是揪出了4名右派，有关部门嫌“太少了”（！），又分下11名指标来，要求各个单位落实。曲艺团领导小组先报了一名老艺人，解放前社会关系、经历比较复杂，又有一些可供问“罪”的现实言论，按说应属漏网者之列，不料报上去被驳了回来，原因是老艺人乃烈士的父亲，不宜与右派为伍的。领导们只好重新研究，又报上去一位年轻演员，还是未被批准，这次原因是名气太小，工资只有55元，堂堂文艺界的右派是他当得的么？领导们为难了，重又打起精神在剩余人员中查找，这一次要抓一个符合条件的，一次次被驳回岂不显得领导运动不力？身为副团长的三立了解这一查找的全部过程，也替领导们伤过脑筋，痛感要全面领会、真正吃透上级精神实在是不容易呀！……直到有一天下午，一位领导告诉他：“马三立，从明天起，你就只钉晚上演出吧，不用参加领导小组的会了！……” 说时迟那时快，他几乎同时在心里暗叫：“得，这回轮上我了！……” 确实，论级别，三级演员，工资233元；论名气，社会上谁不知道马三立的大名？只此两项在团里便属凤毛麟角，非一般演员可比，打成个右派自有轰动效应。但，这能算是当右派的理由吗？回想起来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啼笑皆非。当然，理自不仅限于此，他还有一个最“优越”的条件——说过许多右派作者写的相声，然而那本子也是领导分派的呀。况且，即使作者真的反社会主义演员便也一准反社会主义吗？ 当时，这些疑问，谁能够给三立解答？他又能去问谁？ 他只能沉默。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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