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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猴儿”篇:乐不思蜀

“嗒、嗒,嗒嗒嗒,嗒嗒……” 
    什么东西轻轻叩击着地面,由远而近,发出清脆的声响?
    农村的夜晚很静,刚从喧闹的大城市来的人更觉得万籁俱寂,对一丝响动都听得格外真切。
    是盲人的马竿。三立猜测。这是他进村的第一天夜里,正在村头蹲茅厕。
    “嗒嗒”声越来越近了,他连忙往里挪开一块地方。
    马竿先探进茅厕,又探索性地在地上戳点了几下,才被靠在土坯墙上。
    一阵衣裳的窸蟀声,来人的身影也渐渐矬了下来。
    “天儿不错?”
    来人冷不丁—问,嗓子又尖又细,把三立吓了一跳,连忙附合:“不错。”
    “该暖和了!”
    “可不。”
    “听说,后半晌才到的?”
    这瞎子原来知道他的行踪。三立只得应声:“对。”
    “贵姓?”
    “免贵,姓马……”
    “马三立?”
    又是突然袭击。三立点头:“是。”
    尖细得近乎女性的嗓子音调悠扬起来:“听——说,每——月170多块?”
    怎么一下子提到了工资?三立被闹迷糊了,没敢吭声。
    “嘿嘿,这才叫人比人,气死人。”瞎子顾自用高调门不慌不忙地说下去:“种地的,脸朝黄土背照天,风吹日晒,汗珠子摔八瓣儿容易吗?大人孩子辛辛苦苦手脚不拾闲土里边刨食,一年下来剩不下仨瓜俩枣儿,不懂啥叫享福,顶不上人家两片嘴,唉——命!……”
    三立屏住声息听着,弄不清对方到底想说什么。
    “可话又说回来了,老年间讲:天燥有雨,人‘造’有病。有病就得恨病吃药,驱邪解毒会热发汗。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鱼生火,肉生痰,窝头咸菜保平安,成天吃山珍海味鸡鸭鱼肉燕窝鱼翅该不添膘还是不添膘。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宰相严嵩还举着金碗要过饭呢!到那一步残汤剩饭胜过满汉全席大海螃蟹活对虾……”
    黑咕隆冬里,瞎子慷慨陈词滔滔不绝,三立却草草结束离开了现场。
    也许那实在不是讨论饮食文化的场所,他一路上只觉得心里不舒服。回来向家人讲述了遇见瞎子的经过,惠敏和孩子们也感觉到瞎子的宏论有点蹊跷莫名其妙。没过两天,几位不速之客的来访使他们似乎明白了。第一位是个高身条的四、五十岁的汉子,中午挺燥热的天,上身还斜披着件大黑棉袄,进门不往里走,倚着门框一边卷叶子烟,一边朝饭桌上瞟,然后就谁也不看地大声叨念:“这怎么弄,油没打,盐也光了,去年盖房的瓦钱还没交,日子怎么过!……”
    一家人听着如堕五里雾中摸不着头脑,只是有些不安地望着他。
    他呢,继续没好气地数落家里如何穷,连买针头线脑的钱都没有了,更别提去集上割二两肉,这怎么弄?总不能把大人、孩子都掐死。或者把脖梗儿都扎起来!……
    “您,说这些事,我……”三立终于忍不住试探地问。
    “你一月赚170多块,不能借点儿?”汉子马上单刀直入了。
    “我,当然……不过您有难处,该找大队去呀!”
    “大队要管,我还来找你?喊,每月170多块拿着,说这路话……”
    汉子很气愤,很不以为然,把卷成喇叭筒的烟叶点燃抽着,脊背在门框上不紧不慢地蹭,看样子不把钱借到手是不忙着走开的。
    后来,又来过几位以不同方式借钱的人。村里还有人找到大队部,要求把牛们的工资没收平均分配。这时的农村已不如50年代那样民风淳朴了。有些人的厚道和同情心被连绵不断的阶级斗争运动磨蚀掉了,他们已经不能用公道和宽厚对待遭受不幸的城里人。同时他们也确实很穷、很苦,而政策又没有赋予他们改善境遇的正常手段。他们也是不幸的。
    生产队的干部也不同于以前了。三立起先被分配干副业活,或者和妇女们去拔草、浇菜地。这是他的老本行,干起来轻车熟路,但没过几天就改为“看边儿”,即看守田里、场上的东西不让别人偷走。他是很尽职尽责的,却挡不住发生意外的情况。白天,人们堆起小山似的稻谷堆,队长用木锨在上面划出“四队”两个大字,这如同封条,谁动了粮食就会使字体变形。三立夜里在窝棚中警觉地守护,忽听有了动静,急忙跑出来张望,原来是队长在用麻袋装稻谷。看见他,低声喝道:“看啥,还不过来帮一把!……”他只好遵命。几麻袋沉甸甸的稻谷装上推车,队长抄起木锨把垛上被弄得七扭八歪残缺不齐的字抹平,重新划上“四队”的字样,扬长而去。他甚至没有嘱咐三立什么,因为他知道牛们老实不敢声张,这也正是让“阶级敌人”当守护神的原因。
    转过天来,队长照样指挥若定发号施令,开牛们的批判会。队里的人并不清楚牛们的罪行,总是牛们内部互相咬,总会有人想尽快脱离牛的处境立功赎罪而欲置同类于死地,于是便有人揭发三立是“5·16”分子。三立着急地说自己根本不知道“5·16”是怎么回事,更别提“分子”了。队长虎起了眼睛:“让你交代就交代呗,还敢不老实认罪?”他只得回去写材料,怎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冥思苦想了一夜也不知道交代什么,只好把自己的老帐又清算一遍,最后恳请革命群众继续揭发,不论什么罪行他一概签字画押就是了。队长接过材料翻了翻,丢在桌上:“先回去吧,接着写。晚半晌,去村东头那块田看夜!”
    这天夜里,队长折腾的越发邪乎,意率领家人用抽水机把垄沟的水抽干以后抓鱼,三立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听从调遣帮着忙活了一夜。
    附带说明几句,他在农村始终没弄清“5·16”是什么东西,问谁也说不清楚。多年以后回到天津仍念念不忘,觉得自己不能白当一回“分子”,查找资料多方求教才知道“5·16”是个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反动组织,里边名堂多着哪。三立不禁摇起头来,他怎么会反对周总理呢?亏他们想得出!不过他料定,包括揭发者本人和队长在内,当时也未必清楚什么叫“5·16”。
    世态尽管变化,三立一家还是安顿下来了。刚来时借农民的房子住,秋后盖了两间土坯房,虽然阴暗潮湿,总算有了栖身之所。小儿子志良16岁,成为全家唯一的壮劳力,应付村里派的出河工、赶大车和卸煤车等重体力活;志明身子弱,跟着父亲干轻活。三立有在幺六桥务农的底子,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尽管条件苦,还要应付批斗,但只要咬住一个“忍”字还是活得下去的。73年以后,社会上越来越乱,对牛们的管制也松了。队里看三立年老体弱,也不再硬派他什么活,他反倒自在起来。
    每天早晨,他起来先做自创的保健操,包括弯腰、踢腿、摆臂等,只是不敢“磕牙”,因为在牛棚里练“磕牙”,曾被打成对社会主义咬牙切齿。然后就悄悄地小声背“趟子”,即《开粥厂》、《夸住宅》等传统段子里的大段贯口活,背绕口令。他不敢想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只是心疼从小学到的艺术,舍不得丢下。白天闲下来的时候,也常给志明讲活,说是“就当解闷儿”。志明后来回忆说,这是向父亲学艺最从容最有收获的一段时期。终日沉默寡言的父亲一提起相声就神采焕发眉飞色舞象换了一个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平时,三立除去下田,回来还帮惠敏忙些家里的事,他在院里种了些不知名的草花,惠敏则向邻居大嫂们要些菜籽,学着种起菜来。一进夏天,草花姹紫嫣红地开了,不久西红柿、青椒、茄子等也给出了果实,院里一片葱绿,倒也喜人。三立还摸索着干木工活,而且一干就上瘾,终日锯、刨不止,渐渐悟出如何把据拉直的门道,编成口诀向儿子传授:“脚踩中心线儿,胳膊肘对磕膝盖儿,抬头翻屁股蛋儿,锯走直道不拐弯儿……”他自己动手做成一扇纱窗,居然都是榫子活。他很得意,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劳动技能萌生了雄心,说只要有木料,打个立柜什么的不成问题。
    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他越来越习惯于这里平淡而又自在的生活了。除去75年底被曲艺团召回去教学员,在市里住了一段,到76年夏天地震时住房震塌又返回乡下之外,始终不曾离开他的农家小院。
    转眼到了77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一年之后,市文化局和曲艺团正式通知要接他回去了。
    家人们自然都很兴奋,总算熬到头了,独他闷闷不乐,也不提回去的事。儿子们再三催问,他才声明不想回去:干嘛非得回天津?这儿虽说吃的、住的苦些,可是不挨整,不受气,不用防备什么,每天吃得饱、睡得着,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他在大半生里,在艺途上经历的坎坷够多了,挨整被斗忍气吞声提心吊胆夹紧尾巴象走钢丝那样熬日子的时间也够长了,实在不愿重返昔日的世界中去了。
    孩子们当然不甘于眼下的处境,坚持要回去,最后吓唬他说:您不走,我们都走,看您一个人留下怎么办!
    惠敏夹在中间两头为难,只得劝说老伴。
    他又犹豫了几天,终于屈服了。他知道,自己不走孩子们也是不会走的,他们还年轻,已经被自己连累吃过许多年的苦,不能再延误他们的前途。
    动身那天清晨,市里派来一辆嘎斯牌卡车。从车上跳下来的是老相识——“干部”曹某。
    曹的态度和气多了,却依然很有干部风度,挺负责任地指挥装车。
    都装齐了,三立又恋恋不舍地回头望了小院一眼,才把随身带的小提包扔进车里,抬腿往装杂乱东西的马槽里爬。
    曹忙跑过来,郑重地说:“老马,你,坐驾驶室里!”
    三立一怔。下乡以来,他每次搭汽车回城都是坐在装货的马槽里的。这次,看来待遇有些不同了。
    但他,还是翻身跨进了马槽,往两只旧木箱上一靠,对立在车下的曹笑笑,说:“我,惯了!……”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