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天威星双鞭呼延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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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 陈垣早年为纯客观的历史考证,至抗战前后,受时事刺激,转而重致用、崇气节,从事“有意义之史学”;钱穆一生的学问取径,亦以抗战为分界,由考证而转义理,由专精而转宏观,由整理国故而转表彰传统,由实证主义而转文化保守主义。 钱氏早期颇受考据派赏识,尤其得到顾颉刚的提携,而学风亦受其沾染。《刘向歆父子年谱》在结论上否定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亦间接反对顾颉刚的立场,但在方法上固未脱离考证樊篱;专著如《先秦诸子系年》考订诸子年代及事迹,单篇论文如《关于老子成书时代之一种考察》辨《老子》出于《庄子》之后,《周官著作时代考》辨《周礼》作于战国,《周初地理考》辨周人起于山西,《古三苗疆域考》辨三苗故地在河南、山西间,多承疑古作风而一反旧说。钱氏以后亦承认:“……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钱氏以考证功夫打入主流学界,至三十年代,一方面个人已站稳脚跟,不必再追随潮流;一方面国家外患日深,思有以振作人心,乃藉中国通史的讲授以表白其保守史观,此即《国史大纲》之所由起。近代以来,中国通史之作甚多,而无一完善者,《大纲》已可谓鹤立鸡群。《大纲》的宗旨,大致为一种中国特殊论,反对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历史,处处表彰“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而文化自恋的气味未免过于浓重;同时,钱氏在此书《引论》中对考据派作公开批评,亦表示反出曹营,自立门户。 自此以至暮年,钱氏精力不衰,著述宏富,多至不可胜计。要者如《庄子纂笺》、《中国历史研究法》、《朱子新学案》、《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皆足以自立;《国史新论》泛论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及知识分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自上古至明清顺流而下,分别为单篇论述的总汇。钱氏后半生,大抵以传道解惑之心著文讲学,故普及之功大,专业之功浅,若仅论精密深入,则不逮早年远甚。其综论中国历史及学术,以学力所在,尚不乏见道会心语;惟现代知识肤浅,而又好作中西文化比较,则往往信口开河,不脱五四时代梁漱溟、李大钊的口吻。 钱氏在政治上亦趋向保守,他有一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即认为中国传统政治非但不是君主专制,实为“一种自适国情之民主政治”。则吾国古已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今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后辉映,何其漪欤盛哉。 按:现代新儒家一系的张君劢、徐复观,与钱氏同样持中国文化本位论,但于钱氏此论,皆深恶痛绝。张氏有《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钱著〈中国传统政治〉商榷》,以三十万言篇幅,对钱氏二万言的《中国传统政治》逐条批驳;徐氏有《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亦批判钱氏“所发掘的是二千年的专制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 1949年,钱氏南下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后改名新亚书院);至1967年迁台定居,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并住进以官地官款建造的素书楼。而钱氏受宠若惊,亦报之以《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竟歌颂蒋氏为“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从为古代君主制作辩护士,到为当代独裁者作帮闲,亦可谓顺理成章欤?故李敖指责他肉麻无耻,“成为蒋介石养育卵翼的御用学者,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并表示“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语虽苛刻,却中要害;而余杰《我来剥钱穆的“皮”》一文,则不免拾李敖余唾,出语轻薄,对学问亦缺乏素养及同情,可谓过犹不及矣。 钱氏与占据学界主流的考据派凶终隙末,尤其受到傅斯年一系的排斥,故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钱氏名落孙山。至1966年始获提名,钱氏耻而不受,并愤愤表示:“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两年后,钱氏始同意列名院士。 诗曰:院士荣名授已迟,香江讲学亦宗师。只缘老蒋虚前席,惹得狂生剥尔皮。 □胡文辉(学者 广州) 新京报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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