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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互动道德和先事道德


    
    孔子的互動道德和先事道德
    鄧思平
    當今在中華大地上再次掀起宣傳孔子學説,學習孔子思想的熱潮。但其宣揚的内容太過空泛和陳舊,找不到更適當的切入點,因此,總有隔靴搔癢或逢場作戲的感覺。
    只有找到切入點,才能抓住主題,只有抓住主題,才能領悟孔子主張的根本實質。兩千年前的精神遺產才能得到正確的傳承,開出新的,適應時代進步的良丹妙藥。如果找不到切入點,再把討論延續上千年,也無濟於事,只能逐漸荒廢我們的精神家園。
    孔子道德的核心是“仁者愛人”,這幾乎經已成爲共識,沒有什麽疑問。但是否可行?現實生活中能夠做到的人似乎少之又少。問題就在於:我凴什麽愛他人,愛他人而付出的代價誰來補償?這些問題似乎無人懂得回答。即使到了近代以至現代,就一直在這個“仁”的外圍打轉轉,沒有什麽新的突破和超越,無人可以達到“仁者愛人”的境界。好像看見一個很大的雞蛋卻無法找到破殼取黃兒的辦法一樣。同樣墮入西方道德理論關於“實然”和“應然”這個怪圈而不能自拔。
    馮友蘭先生好不容易發明了一個“忠恕之道”,但他只是做了一番自我證明的功夫。新儒家玄之又玄,發明了一個“上契天理”的法則,道德標準愈訂愈高,然而無人響應,儒家學説因此成爲了哲學家們困在象牙塔中高不可攀的鑑賞物,完全脫離了現實社會民衆的利益需求。
    “忠恕之道”也好,“上契天理”也好,無人響應的原因十分簡單,就在於人們錯誤地認爲,孔子“仁者愛人”的主張只是一種單方面的付出,因此而駐足不前。
    事實是否如此,我們今天就不妨以此為切入點,深入再深入,希望能夠挖出數千年孔子思想的真諦。
    研究孔子思想,以前使用過衆多的理論,什麽政治的(如統治利益),社會的(如家庭宗族),文化的(如周禮傳統),甚至是哲學的(如唯物唯心),然而,這些傳統的思想工具和方法,均被事實證明是陳舊的,無效的,不合時宜的。今天,在新的世紀,我們必須另辟蹊徑,尋求新的思維,新的方法,新的工具,對“仁者愛人”進行重新的審視和分析,最終走出歷史的迷途。
    這種新的思維方法就是心理學。
    討論“仁者愛人”之前,我們首先從一段耳熟能詳的孔子與宰我的對話講起。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鑽燧改火,期已可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甘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 宰我去。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爲什麽指斥宰我的行爲“不仁”?
    首先分析一下孔子的思維路向:第一,幼年時父母的三年之愛,子女必然從身體上,即生理上深深感覺得到;第二,這種生理的感覺,在正常的人身上當會轉化為心理的作用,即是“不安”;第三,在“不安”的促動下,必上升為回報/回饋的行動。這是一個正常的人,在接受他人的道德行爲下,從生理,心理到行動的三部曲過程,這是一個完整的回饋效應過程。我們因此可以判定,在此過程中,第一和第二步,是正常人的自然反應(即“人”),第三步則是正常人的社會反應(即“仁”)。
    宰我既沒有因父母的恩情而感受到“不安”,即沒有自然反應;又沒有按照通常的道德標準實行“三年之喪”,因此,也沒有社會的反應,所以孔子說宰我既非“人”,也“不仁”。
    人的自然反應可以歸納為自然性,人的社會反應可以歸納為社會性。由宰我行爲推而演之,孔子堅信,任何外在的道德行爲,根據人類正常的自然性(如果沒有自然性,即不是人,已被孔子排除在討論的範圍之外)和社會性(社會性是從幼年讀經學禮的結果),應該也必然地,會引起道德受益者的回饋效應。
    這是其理論的立足點。必須高度重視這個立足點,如果沒有這個立足點,孔子道德體系就不復存在。
    請看以下事例。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里仁》)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為政》)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
    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
    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子路》)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子路》)
    我們可以看到,上述這些“德”、“ 直”、“正”、“善”、“禮”、“義”等道德規範不是單方面的主張,孔子反復提醒人們,應該十分注意其後的反應和效果。比如:“德有鄰”, “直則服”,“政者正”,“善而善”,“禮則敬;義則服;信則情”,以及“正而行”等。十分明顯,在孔子看來,道德所主張的,絕對不僅是單方面的付出。一方行動後,根據人的自然性和社會性,對方必然有回饋,也就是說,“德”、“直”、“正”、“善”、“禮”、“義”實施後,統統都可以獲得對方的回饋。因此,道德的行爲和結果,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成對的,是互動的行爲,並達致互利的結果。
    在《陽貨》篇中,孔子對上述的觀點做出了更集中的表述。他說:“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根據邢昺疏解,“ 恭則不侮 ”即“己若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己,故不見侮”;“ 寬則得眾 ”即“ 言行能寬簡,則為眾所歸 ”;“ 信則人任焉 ”即“ 言而有信,則人所委任也 ”;“ 敏則有功 ”,即“ 敏疾則多成功 ”;“ 惠則足以使人 ”即“ 有恩惠則人忘其勞也 ”。
    由此可見,“ 恭、寬、信、敏、惠 ”並不是甚麼單方面的道德奉獻。如果首先實行這五項規範要求,將其具體內容付之實施,那麼,他人根據自然性和社會性,也必定會做出相應的回饋行為。也就是說,當以“恭、寬、信、惠”的態度待他人,你即可以得到“恭以待己”,“為眾所歸”,“人所委任”以及“人忘其勞”的利益回報,即是說,他人會對你恭敬地信任和服從,並為你不顧一切地盡心盡力。
    這種由單方面首先實施的道德行爲,引起對方的回饋行動,最終就可以導致行爲雙方均獲得利益,達至互動互利,和諧共處的結果。這種道德,可稱爲“互動道德”。其結果,孔子給予最高的道德稱讚 --- 仁 (“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在此,我們回到“仁者愛人”的主張之上。如果由“仁者愛人”出發,基於人類自然性和社會性的基礎,通過互動道德的實施,必然可以導致互利的結果,用今天的話來説,達到雙贏的局面。我們爲什麽要拒絕互利呢?爲什麽要拒絕雙贏呢?因此,“仁者愛人”就變得水到渠成,變得“欲仁得仁”。這正是孔子道德對世人的説服,以此為人們提供一條進入最高境界的切入途徑。
    落實“仁者愛人”,無疑,必須採取一種率先和主動的態度。這是“仁者愛人”主張必然的邏輯結果。孔子在其互動道德的主張中,多次提倡這點。
    在《子路》之中,孔子把“先之勞之”作爲統治者管制百姓的準則。在《顔淵》中,孔子進一步主張“先事後得”,並把它稱爲“崇德”,意即最高境界的道德。在《雍也》中,孔子更把“先難而後獲”定義為“仁”。我們不難看到,這裡幾處論述都是反覆突出一個“先”字,即是在道德行爲中先行一步。這不是偶然的提及,而是孔子思想發展必然的邏輯結果,這正正是激活他自己主張的互動道德的關鍵點。這些論述,前人多有忽略。今天放在其互動的道德體系中觀察,則顯得格外醒目,格外亮麗,起了一個畫龍點睛的作用。在雙方的道德行爲中,如果無人先行一步,互動道德的主張就像一條不能動彈的假龍一樣,趴在地上,沒有任何活力,生命力,動力和效力,如果有人走先一步,整條龍就活了,動了,有生氣了,可以奔騰地上天了。
    這種“先”字爲主導的道德我們可以暫稱之爲“先事道德”。孔子的“忠恕之道”正是這種“先事道德”的徹頭徹尾的體現和貫徹。我們看到,無論作爲“恕道”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還是作爲“忠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無論在“不欲”或“有欲”的情況,孔子都要求首先並主動替別人著想,這是二者的出發點。只有首先主動地替別人著想,才能在行動上落實這兩條“忠恕之道”。可見,“先”是“忠恕之道”的靈魂,是主導,是關鍵。沒有這個“先”字,一切都等於零。沒有“先事道德”的貫徹,“忠恕之道”以及孔子的全部道德思想,包括那個重要的“互動道德”,即失去了精神主導。
    論述至此,通向“仁者愛人”的路徑已經十分清楚:只要採取率先且主動的態度,根據人類的自然性和社會性,道德行爲必然達致互動且互利的結果。也就是說,由“先事道德”的帶領,通過“互動道德”的行爲,達致“仁者愛人”的境界。
    用八句話做總結:
    道德為道,並不難懂;互動相成,更需主動;只有主動,才有互動;只有互動,才有大同。
    (詳細論述可參閲本人《經驗主義的孔子道德思想及其歷史演變》,巴蜀出版社,2000年版)(sipengt@macau.ctm.net)
    鄧思平,哲學博士,澳門中國哲學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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