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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为何这样“坐”?——且谈道教造像中的顺应与坚守


    文/赵洋
    《玉皇心印经》曰:“神依形生,精依气盈”。道家修炼本身就秉承着“性命双修”的原则,最后达到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的境界。然而,“形神俱妙”却不仅是修炼家的一家之言。
    事实上,“形神俱妙”本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命题,贯穿于哲学、医学、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本文将从形神观入手,简析道教造像艺术中的吸收转化。
    早在张道陵之前,中华大地已孕育了内涵丰富的神灵信仰,这为道教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可发挥的素材。反过来,将早期神灵信仰的实物体现和后世道教造像作一对比,就能了解部分道教造像之中所体现的形神观。
    坐姿与身形
    先秦时期的道家并非只有单纯的头脑思想,其见地与修炼并行。如《庄子·齐物论》就说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
    隐,倚靠意;机,同“几”,家具,几案或凭几之意。子綦倚靠着几案而坐,消除了机心和二元对立之心。然而,子綦究竟是怎样的坐姿,这大概并非庄子要表达的重点,所以不甚明了。
    但对造像研究而言,坐姿的迁变却显得十分重要。对此,我们可以参考汉代画像砖中的神灵坐姿,推测秦汉之前的情景。
    
    汉画像砖拓片《西王母与牛羊车》 (提供者:穆晨晨)
    滕州市汉画像石馆收藏了几块西王母题材的画像砖,其中的西王母都以跪坐的姿态出现。在一块名为《西王母与牛羊车》的作品中,画面被分割为天上与人间。
    人间部分刻画了牛羊车,而天上部分的主体则为被伏羲女娲围绕的西王母。汉代艺术家以一个W形刻画了西王母的双膝,表现了跪坐的姿态。
    据此推断,早期的道家修炼活动可能采取跪坐的姿态。但道教造像中,几乎不见跪坐,取而代之的是垂足坐和跏趺坐。这两种坐姿都与佛教的传入有关。
    
    泰山王母池西王母圣像(选自刘慧葵《中华名寺古刹》)
    当人坐于高腿家具时,双腿自然下垂,形成垂足之坐。从跪坐到垂足,关键在于高腿家具——胡床的出现。胡床来自西域,与佛教相伴来到中原。与此相应,垂足坐最早也表现于佛教艺术之中。
    敦煌285窟的西魏壁画上,菩萨垂足而坐,双手放于身体两侧。开凿于唐代的敦煌北大像、南大像以及乐山大佛也都是垂足的。仍以西王母为例,道教造像中的西王母多垂足坐,如泰山王母池和山西纯阳宫的明代王母造像。这正是吸收佛教艺术的结果。
    至于跏趺坐,其与佛教的关系就更加显而易见了——佛教禅坐的主流姿势即为跏趺坐。《大智度论》卷七云:“诸坐法中,结跏趺坐,最安稳不疲极,此是坐禅人坐法,摄此手足,心亦不散。又于一切四种身仪中最安稳,此是禅坐取道法坐,魔王见之,其心忧怖。”
    历代佛教造像的主流坐姿也都是跏趺坐,而道教造像中也有很多结跏趺坐。以太上老君为例,如现藏于美国奥萨卡博物馆的北魏延昌四年的老君造像碑、上海博物馆藏唐代老君造像、龙山石窟元代道德天尊造像、武当山南岩宫元代老君像等都是跏趺庄严之相。
    
    武当山南岩宫太上老君像(选自《中国道教神仙造像大系》)
    道教造像的坐姿改变,究其原因,一方面吸收了佛教元素,前文已述;另一方面也是古人的坐姿习惯及观念改变所致。唐代时,跪坐与垂足坐、跏趺坐尚且并行于世。
    到了宋代,椅子的广泛使用基本奠定了垂足坐的主体地位,而跏趺坐也随着佛教的传播和耕耘而深入人心,儒生们也开始尝试跏趺而坐。明儒陈白沙即以跏趺坐的姿势做儒学里存心养性的功夫。
    跪坐越来越少见了。毕竟,与垂足、跏趺相比,跪坐的姿态显得比较低矮,不再适合表现道教神仙的神圣性。故而,垂足坐与跏趺坐取代了早期神灵的跪坐,成为道教造像的主流坐姿。
    曲凭几与道家精神
    垂足跏趺的改变,主要集中于造像形体上的变迁,而曲凭几的保留,就更多地涉及道教和道家的精神追求了。在说曲凭几之前,我们要先讲一讲凭几及其分类。
    凭几,古代家具。由狭长的案板以及低矮的足组成,与席榻配合,在跪坐中使用。根据案板的曲直,凭几又分为直凭几和曲凭几两种。一般而言,直凭几有两足,曲凭几有三足且多呈蹄形。
    
    直凭几(图片来自网络)
    直凭几的历史较为久远,且与儒家礼制和宗法等级观念相伴存在。汉代刘歆《西京杂记》说:“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其上,谓之绨几,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稿以凭之。”
    河北满城汉墓曾出土玉人雕像,玉人呈跪坐姿态,双手平放于直凭几上,显得恭敬而拘谨。和鼎一样,直凭几在器具层面之上还被赋予了很多社会秩序、等级规范的内涵。可以说,直凭几体现了儒家的礼乐思想。
    
    曲凭几(图片来自网络)
    相比之下,曲凭几的出现较晚。从考古发掘来看,最早的曲凭几出现在三国时期东吴墓葬之中,但到了南北朝时期,曲凭几就大为流行了。甘肃酒泉丁家闸5号墓的壁画上就有曲凭几的身影;南京象山琅琊王氏7号墓出土一陶质牛车,车上载有曲凭几。
    魏晋时期,世人大多崇尚道家,形成玄学清谈之风。比起直凭几所代表的礼制,曲凭几案面弯曲,可以随意而用,或斜倚、或置于腋下,不再像直凭几那样恪守规则。它的气质更接近老庄“无为自然”的逍遥,是魏晋玄学突破礼教的体现。
    形神之间
    凭几一物,无论其曲直之间的精神气质相隔多远,都是与跪坐搭配使用的。在这个大前提下,已经改变坐姿的道教造像理应放弃才是,但道教并没有这样做。
    道教反其道而行,有意识地将曲凭几纳入自己的造像艺术体系。垂足坐固然无法使用曲凭几,但是很多结跏趺坐的道教造像都会搭配曲凭。三清像表现得尤其明显。
    我们将此现象与中国佛教艺术对比,就更能明了。除去维摩诘造像偶尔使用外,佛教造像在跏趺坐中并不使用曲凭几。莲花台上的佛菩萨都是直接跏趺,纵然手中持物,也多数置于膝上、腿上或悬空。
    道教造像吸取了魏晋名士钟爱的曲凭几,将其置于天尊的莲座之上。北京白云观三清阁造像和武当山紫霄宫道德天尊像都为明代造像,都保留了曲凭几。
    可惜此时的曲凭几已经不再是必备家具了,也很少有人认识它。晚明高濂曾感慨地说:“此式知者甚少,庙中三清圣像,环身有若围带,即此几也,似得古制。”
    
    北京白云观三清阁元始天尊造像上的曲凭几(选自《中国道教神仙造像大系》)
    道教造像于莲台之上、跏趺坐之间吸收了不为佛教所用的曲凭几,并作为一种造像传统保持下去,这足以证明是有意为之,以便于表现造像的精神属性。
    曲凭几是道家“鸥鹭忘机”的体现,也象征着消融机心和二元对立之后的先天境界。相比于坐姿改变,曲凭几是道教造像的精神象征,偏重于神。跏趺坐与曲凭几的结合,正好反映出道教造像在形神之间的某种顺应与坚守。
    (编辑: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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