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正邪两赋”的哲学思考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4:11:14 中国儒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曹雪芹的“正邪两赋”的哲学思考 李之鼎 《红楼梦》第二回，曹雪芹写贾雨村和冷子兴说话，借贾雨村之口所讲的一番“正气”、“邪气”和“正邪两赋”的大道理，是曹雪芹的一篇哲理宣言，是理解《红楼梦》的一把钥匙。作者写道：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氧，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民，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氧，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乘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属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一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1） 本文结合《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对他的哲学思考这样一种集中的表述做初步探讨，以便更正确地理解作家、作品和第一主人公贾宝玉的形象，下面将分四个方面谈： 一、 雪芹和他通过贾宝玉等形象所表现的专制（2）正统思想和专制伦常观念。 二、 曹雪芹的人性论。 三、 曹雪芹的思想矛盾（曹雪芹的正气与邪气）。 四、 贾宝玉的思想矛盾（贾宝玉的正气与邪气）。 一般来说，作家的主观思想和作品的客现思想之间，往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读者的理解不必、也不可能和作家一致，而且只有站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才能透彻地阐释作品。然而，所有这一切，必须首先建立在理解作家、理解他的创作意旨和他的思想追求、艺术追求的基础之上。读者所有见仁见智以及言之成理的结论，不一定以作家的主观思想为评判尺度，然而它们必须是理解的产物，而不能是误解的产物。由于伟大作家曹雪芹的传记资料比较缺乏，由于〈〈红楼梦〉本身的复杂与丰富，几百年来，不乏正确的理解，但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程度的误解。本文特别着重作家通过贾雨村所表述的人性哲理的思考，打算以它为核心，在作家的主观追求与作品的客观描写的统一中寻求正确理解、评价作品和人物的思想意蕴的方向。 （一） 在第二回这一大段议论中，曹雪芹首先开列了从尧舜一直到张载朱熹这样一个以专制统治阶级代表人物为主的长长名单，认为他们秉赋了“天地之正气”，是“大仁者”，鲜明地表现了他的专制正统思想。在作品里，这种思想则被有机地注入到形象描写里面去了。早在1956年就有论者指出曹雪芹在很多情况下都歌颂皇帝、歌颂皇家统治。（3）这一点往往被50年代和60年代的论者所忽略。当然，对于这种歌颂的性质做如何判断则又当别论。只有到了7O年代末，才有论者把这种歌颂所体现的专制思想和书中的具体情节结合起来加以认真的分析。（4）曹雪芹颂圣，书中屡见不鲜。上面提到的哲学宣言里就说：“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作者写薛宝钗入都：“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之隆恩…·”。即使卑俗如贾琏，讲到元妃省亲事，也说：“如今当今贴体万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这似乎是作家的思想情感的自然流露。 曹雪芹写省亲活动前后的贾宝玉，既写他有明确的“必须颂圣”的主张，也写了他在自己的诗、联、医额中的颂圣具体表现。在这里仅拈出时贤未曾论及的一例以说明，就是在对自然风景的描写中，曹雪芹（通过贾宝玉）也流露出颂圣的感情。如“浣葛山庄”，贾宝玉的题联是：“新绿涨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浣葛”出自《诗经·国风·周南·葛覃》，此诗基本思想是写贵族妇女准备归宁，以歌颂她们敬孝父母、尊重长辈、恭位勤劳的品格。吴闓生认为：“... 诗虽止叙归宁一事，而德行懿美，恭勤节俭，皆于言外见之，规戒颂扬之意悉寓其中，实立言之至 工者”（5）。朱熹《诗集传》的解释可参看。贾宝玉用这个典故无疑是对做为皇妃的元春的溢美。“采芹”一典，出自《诗经·鲁领·泮水》，此诗以“思乐泮水，薄采其芹”起兴，主要是歌颂鲁候的文治武功。泮水即泮宫之水。朱熹诗曰。“诸候文学，乡射之宫，谓之泮宫。其东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于辟（缺，见原文）笔者按，即辟雍，天子之学〉。故//田排水，而宫亦以名也”（6）。此诗写鲁候修泮宫，也写他在泮宫的活动。赞扬他说：“穆穆鲁候，。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贾宝玉在这里用“采芹”一典，也不外乎颂扬元妃之意。上下联各含一典，精致巧妙，含而不露，艺术性之高正说明皇权思想的刻骨铭心。除了贾宝玉的例子外，薛宝钗自不必说，林黛玉等人的颂圣诗例因时贤已提及，不举。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写诗，如芦雪庵联句。曹雪芹也要通过李纨李绮写出“欲志今朝乐，凭诗祝舜尧”。这里更直露地表现了作家的皇权思想意识。贾宝玉有日常生活不忘歌功颂德的明确主张。第六十三国，他给芳官取名耶律雄奴。本是顽笑，但他解释说： “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一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戈，皆天使其拱手俯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 芳官笑他不去操习弓马，建立武功，并进忠效武力，却拿她们开心作戏，他说： 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升平了。 如果联系他多次歌颂功德的表现，这种说法似乎不是敷衍之词，而是一种文化心理积淀的真实外现。这种情况，常被以贾宝玉为专制主义叛逆的论者所忽略。贾宝玉这话，或许是当时专制知识分子的共同语言，也真实地反映了乾嘉盛世文化精神的一个方面。 贾宝玉向袭人发的那番“人谁不死”的议论，自1950年代后一直被一些研究者肯定、征引、阐发，或曰是贾宝玉反对最高专制道德，或曰是他叛逆思想体现。实际上他这番议论仍是发扬“正气”，宣扬君权神授，提倡忠于朝廷的根本长远的利益，也表现出即使对昏君也不能弃置不顾的愚忠。固然，书中并没有表现曹雪芹或贾宝玉对皇家有什么特殊的情感，而且在写元春封妃那种锦上添花般的红火热闹时，点出唯贾宝玉“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只是惦记好友秦钟的病，因此“怅然如有所失”。这些细处，常被一些论者引为反专制、反皇权统治的论据。其实，它只不过说明对于贾宝玉来说，皇恩并不比友情更为重要，却不能证明他对皇帝朝廷有什么反感，更不能证明对元春省亲送行了那样的铺饰与描绘的作者对皇权有什么不满之处。 元春和众人厮见的那个场面写得很精采，正象脂砚称赞的那样，是作者“心花欲开”时的妙笔。作者精确地写出了众人的行动和语言，从中表现了人物极富于个性特征的情感的倾泻和心态的幽曲。也写出了君臣之间森严而不可逾越的等级界限、帝王家属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也反映了忠孝两种专制观念的矛盾，以及孝对忠的从属性，客观上确有暴露礼教的意义。然而，元春的伤感和哽咽悲切是一个出嫁女子（尤其是没有归宁自由的）对母家思恋的必然表现。也正是而且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把皇宫说成“见不得人的去处”。这样的描写，一方面并不能证用元妃本人对皇妃生活有什么不满或反感，也不能否证她的地位是贾府的骄傲，为天下许多人所艳羡，因而并不违背专制礼教。只有现代读者才能从中悟出某种反专制的意义，这是与作者、与人物毫不相干的。稍微清醒一点儿的专制统治者也会理解这种为忠而牺牲的痛苦心情。这次省亲，是“当今体贴万人之心”，使一切人毫无例外地都能克尽孝道，使孝从属于忠的前提下，调节缓和二者间的矛盾，从而巩固专制统治。因此，二百年来，《红楼梦》只有“诲淫”之名，而无欺君之嫌，还赢得一些最高专制统治者的嗜爱。只有长期受教条主义文化熏陶而把一切人性都等同于阶级性的个别读者，才会认为作者或人物在这时有着某种反专制意识。 有些描写，集中而明显地表现了曹雪芹保持着专制正统思想。作者是这样写农民的反抗和起义的：“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其专制统治阶级的立场与情感是显而易见的。七十八回，作者通过贾宝玉的《姽嫿词》对镇压农民起义的女武官林四娘做了细致的、绘声绘色的歌颂，写她娇文艳武，极力褒扬，写农民队伍则“贼势猖獗不可敌”。这首诗实现了贾政的审美要求：“细心镂刻。风流悲戚”。（这实为作者自赞之词！）作者和贾氏父子，在对待农民反抗这个问题上，其立场是完全和那些“大仁者”一致的。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察曹雪芹的正统思想。第三四，贾宝玉给林黛玉起别号时向探春说：“除了‘四书’，杜撰的也太多呢！”第三十六回写他“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因此被目为“疯颠”。第十二回，袭人批评他“又说只除了‘明明德’外就没书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编纂出来的”。可见，贾宝玉视孔孟著作为圣人经典，并不敢反对。第十九回，他有个解释：“再不说了。那是我小时候儿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信口胡说的，如今再不敢说了。”作者写他某种蔑视孔孟经典以外的著作的狂妄，如上所引，大都说明是过去的事，而且多半都由他人传述，然后写他表示对自己行动的否定，总之是都没有细写，不比“试才题对额”或咏《姽嫿词》那样的洋洋大文，艺术表现上的简略反映出作者思想意向，这又和书中那种深沉的忏悔情绪是一致的。 贾宝玉头脑中的专制伦理观念也必然和上述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一致。作者说：“只是父亲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说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听他这句话，所以，弟兄之间不过尽其大概的情理罢了，……”在这方面，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违礼表现。如，晨昏定省；如贾政打他到半死，他没敢有半点反抗的表示；金钏儿因他含辱致死，他只能偷偷掉泪祭奠；眼睁睁看着重病在身、朝夕相处的晴雯被人拖死，没有任何积极行动，只是事后撞床大哭，对肇事者王夫人无半点埋怨；以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在贾母面前得宠的情况，从来没在贾母等人面前透露过自己与林黛玉生死不渝的爱情。这是多么严谨的“非礼勿动，非礼勿言”啊！不少论者曾以为在《芙蓉诔》里，贾宝玉把母亲骂成“悍妇”。这是谬之千里的误解！诗中“言+皮奴”“悍妇．”对举，实指一个王善保家的，恐怕连他不免怀疑的袭人也不能包括进去。 上述种种完全可以证明，曹雪芹和贾宝玉的思想中正统的专制政治、伦常观念，是占有主导地位的，是与“正邪两赋”理论中的大仁者的观念一致的。也正因如此，高鹗《红楼梦序》说此书“虽稗官野史之流”，“尚不谬千名教”，说的极是。 应该补充的是，曹雪芹虽然在书中主要发泄儿女真情，但在他的哲学见解里却道出了典型的传统史观：“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这种历史观和上述政治、伦理观念一致，兹不赘论。 （二） 在这一节，我们将结合曹雪芹的哲理思考考察他的人性观。 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先有孟轲主人性善，苟卿主人性恶，董仲舒提出了人性三品说，王充虽多正确因素，仍然得出了缺乏说服力的结论：人性天生分为善、恶和中人三等。韩愈则完全继承了董仲舒说。以朱幕为代表的宋儒，系统地发展和总结了专制统治阶级的人性论。这种人性分等的理论，不过是专制等级制在人性论上的反映。 曹雪芹是文学家，他的哲学思考并不是完善的体系。因为一般的伟大文艺家都不善于在思辨上下功夫。曹雪芹的人性论较为简略。不难看出，他也是受了前代思想家的影响。我们还记得史湘云曾向翠缕讲了一番万物生成的道理，她说：“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又说：“阴阳可有什么样儿，不过是个气，器物赋了成形。”很明显，这是曹雪芹自己的正邪理论的推论。我国古代哲学家，有的对“气”做玄虚的解释，有的做实际的解释，一般不予以人格化的规定，不直接赋以人的属性。如王充认为人性是禀受气而生成时说：“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也。”（7）朱熹讲到“天命之性”、 “气质之性”时说：“……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这都是以气固有的性质不同说明所生成的人性各异，比较抽象概括。文学家曹雪芹受了这些说法的影响，而略去了某种哲理修饰，他刚一接触到阴阳二气这个本来可以做进一步的理论阐释的范畴，立刻就把它们人格化了：正气、邪气。如果史湘云的话还可能往正确方向扭转的话，贾雨村的话只能从粗浅的人格化角度理解了：“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无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从这儿可以看出来，曹雪芹的人性论基本上是唯心的。一些研究者以为贾雨村这大段议论是正确的，期期以为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在自己的理论中，曹雪芹没有涉及一般下层人民的人性问题。董仲舒把上层阶级的人性称为“圣人之性”（“善”），把下层人民的人性称为“斗筲之性” （“恶”）。王充曾较深入地探讨了人性变化问题，（8）认为“中人”、“中人之性”可以变，大多数的人性都可以变。他是把下层人民放到“中人””、“中人之性”这一类里。王充与朱熹的社会地位不尽相同，所以划分人性品类时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也各异。曹雪芹也分了“正”“邪”“正邪两赋”三类，他也曾提到的“走卒健仆”之流，但他们属哪类，他没说。是理论的不严密，或不屑一顾，看来多半是前者。 可见曹雪芹的人性论，仍是专制统治阶级的人性论，是大仁者流的人性论。 最重要的是他怎样看“正邪两赋”之人。在他的理论里，属于这一品类的很多也很杂。其中细分为三种：“情痴情种”、“逸土高人”、“奇优名娼”；相对应地是他们不同的出身：“公侯富贵之家”、“诗书清贫之族”、“薄祚寒门”。这分明是等级制和命定论的混合产物。值得注意的是他把三个皇帝和奇优名娼并列，是否表现了某种民主性的思想从而和他的正统观念产生矛盾呢？看来没有。这种分法，倒很有“不干政治”的味道，即不考虑这三个皇帝的政绩上的差别，而着重看他们对异性的态度。或者某些传统看法影响了作者，使他认为这三个人没资格列入大仁者的名单。但是，陈叔宝虽然合适，赵佶也不冤枉，《宋史·徽宗本纪》曾说他“玩物”、“丧志”、“纵欲”、“败度”，亡国是必然的，还提到未立前就有人反对他当皇帝。不过，未免贬低了曾经颇有作为的李隆基。 其实，贾宝玉兼有情痴情种和逸士高人的特征。后者应以庄周为代表，虽然没被列入名单，但曹雪芹和贾宝玉明显地受了庄周许多影响，书中直接例证很多。在中国思想史上，我以为，从许由经庄周、到陶潜、嵇、阮、一直到唐寅，可以组成一个连续性的“逸士高人”思想族系。他们有共同的特征：1、都有庄周式的虚无主义；2 、愤世嫉俗，狂荡不羁，拒绝与统治阶级的当权派合作，反对“立身扬名”，消极反抗，3、一般都有突出的文艺才华；4、其中不少人生活遭遇不幸。于是，他们构成了统治阶级的放荡派，与当权派处于某种对立状态。其中嵇阮二人的反抗性较强。嵇康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说：“六经未必为太阳”。(9)这样大胆的言论在专制社会里确为罕见。阮籍似乎更折中些。他们提倡尚自然，反礼法，实际上从主要方面着仍受名教束缚，并不敢直接和当权派进行斗争。放荡派的佯狂、纵酒、颓唐，时而大言攻击礼法，似是夸张性行为，是发泄不得志的苦闷的一种方式，是特殊形式的抗议。他们对自己这样消极反抗，往往也缺乏信心。（10）提倡自然、崇尚庄老的魏晋玄学家，以及后来的禅宗和谈禅的士大夫，其思想表现大都有如上的共同点。嵇阮一流，并未叛逆本阶级，也并不真正反对礼法，因为那样做会破坏他们自身利益，历史也没提供给他们那样做的条件。比较起来，曹雪芹和贾宝玉的反抗性还赶不上他们。 对“正邪两赋”之人做了上述比较性的了解，可以断定，曹雪芹和贾宝玉都是这样的人物。贾雨村这番议论，与他的性格关系不大，作者主要是利用这个结构性质的角色，阐释自己对贾宝玉一流人物的哲理思考。这流人物，是既“正”且“邪”的，因秉“清明灵秀之气”，所以“聪俊灵秀”，这是“正”；又同时秉“残忍乖僻之邪气”，所以有“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所以为“邪”。而“正”“邪”的判断标准，不是别的，是专制统治阶级的政治伦理观念。曹雪芹的人性理论并没有也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与阶级，正如黑格尔说的：“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超出他的皮肤”。（11） （三） 曹雪芹的世界观充满着深刻的、复杂的矛盾，他也是由“正气”和“邪气”互相“搏击掀发”、“两不相下”而构成。 “石”这个形象是我国文学艺术的传统主题。它似乎是一种孤傲清高和不驯服的象征。曹雪芹多才多艺，颇喜画石，故书名曰《石头记》。敦敏有《题芹圃画石》诗：“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傀儡时”。石的形象是曹雪芹胸中傀儡外化，是他精神性格的再现。书中开头那个关于女娲补天所弃之石的寓言倾泻出多少感慨！它就是贾宝口衔之玉，也是他的前身。又说书中的内容悉刻在石上，或者说是石头所记。石头因“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自然成为贾宝玉。“假”的宝玉岂非石头？石后的偈子是作者的自述，也是石头的自述，书的宗旨是由石头阐述的。这种云山雾罩、掩映多姿的文字无非是说：石头、作者、贾宝玉三位一体、难解难分。 在《红楼梦》里，曹雪芹还是想补天，想补专制制度的天（毛泽东语）。这话是有道理的。它至少道中了作者的世界观的一个方面，一个为坚持贾宝玉是叛逆者说的论者常忽略的一个方面。脂批曾点出，“无材补天，幻形入世”八字是“作者一生惭恨”。在石后的偈子下面脂批写道：“惭愧之言，呜咽如闻”。偈子中的“无才”是反语、愤激之词；“枉入红尘”才是真叹息，是对落魄、潦倒的“自想自愧”。以作者的出身经历而论。他不会把“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贾雨村诗）的传统理想抛弃净尽的。（12）作者总怀着无限沉重的负罪感回忆过去，耿耿于“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正如鲁迅说：“独于自身，多所忏悔”。（13）正是这样的深沉痛苦，使作品带上了一种哀婉、低沉的调子。这种痛苦来源于思想矛盾：补天和当顽石。 从作者对那些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小说的批评看，他很有睥睨千古的自信，但又似乎感到这“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好象又没有什么真正用处。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文学殿堂上并没有小说的席位。写小说的也矮人几分，有时受人诅咒，还有怵目惊心的文字狱的威胁。所以许多著名小说的作者都是后人考证出来的。大约从明朝，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但比起载道的“时文八股”，小说的地位仍是低下的。所以曹雪芹在书的开头编的故事绕圈子。最后才承认自己“批阅”、“增删”、纂目录、分章回，但仍不说是自己写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声明不干时世、不干政治。即使如此，还有人说他“诲淫”，咒他绝后、下地狱，乃至奏请焚禁等。这是造成他的传记材料缺乏的重要原因。 上文我们曾提到曹雪芹和庄子精神族系的人物同属“正邪两赋”之人，例如其中的嵇阮，这一品类的人物大多都是矛盾的。曹雪芹不但和他们在这方面相似，就是在生活的时代环境方面也有很大的相同处。魏晋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上层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尤为激烈。他们往往用阴谋和残杀的手段争权夺位，于是有些人，便觉得生死无常，朝不保夕，便颓废、放荡、腐朽、纵欲，在老庄哲学中找安慰。清代皇室内部父子、兄弟及所属派系之间因争权位而互相残害的情形，与之近似。每次斗争都残酷诛戮、株连无数，使环境恶劣，人人自危。因此，当时宗人及有关的满汉知识者不少都或禅或道，或兼而有之。他们不问政治，不谈国事，逍遥于诗酒花月之间，酿成上层社会一种特殊风气、曹氏家族也不止一次卷入斗争的漩涡，屡遭变故。曹雪芹从“温柔富贵乡”堕落到“举家食粥酒常赊”（敦城诗）的困境，所以有“陋室空堂，当年饬满床”之叹。这种遭遇对他有极深的影响，他的悲观虚无主义、命定论、循环论是很突出的，同时还养成一种狷介狂放、梁骛不驯的作风。历史上一些想有所为而不能有所为的人大都是这样的。无所作为，那么，干什么呢？曹雪芹却在穷愁潦倒之中，为“破人愁闷”（何尝不是破自己之愁闷？）“适趣解闷”写出了一部《红楼梦》，成为文学史上高峰而崛起。看来，天才的创造力和表现力是无可阻挡的 “正邪两赋”之人大都有共同的智慧的痛苦，——其实是主客观矛盾造成的痛苦。张宜泉可能是曹雪芹生活后期的朋友，在《题芹溪居上》小序中提到曹雪芹“字梦阮”，与诗题中称之为居士同看，可以想见曹雪芹的生活作风。“梦阮”这个字确凿地证明曹雪芹认为自己也是“正邪两赋”之人。历史上嵇阮并称，二人是有区别的。曹雪芹的精神风貌确实更近乎阮籍。史书上记载“阮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嵇康说他“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14）嵇康有“性烈而才隽”的一面，也有“性慎言行”的一面。（15）从他师效阮籍，自叹弗如来看，阮籍确是小心翼翼的，时常用放浪形骸、酩酊大醉，躲避政治纠纷，掩饰真实情感。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使我们联想到曹雪芹一再声明写书不干政治。史书标出阮籍有“济世志”（16）。曹雪芹不是有补天未成之叹么？阮籍的同代人以他为“痴”，曹雪芹不是也说“都云作者痴”么？阮籍以嗜饮闻名，曹雪芹也常“酒渴如狂”，敦诚更直接写他“步兵白眼向人斜”。这是专制社会知识分子共同的时代病。 可以说，曹雪芹划分人性三品，包含着他的自我分析与自我体验，这种情况在学术史上和文学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从我们对他的生平的了解，从他的开卷自诉，从他对贾宝玉的矛盾态度等等方面，看来他自己身上常有正邪两气在互相斗争，这使他痛苦而又不能解脱，一直到写完《红楼梦》。这部书总体上是“邪气”偏多，作者偏偏又称之为悔罪之作，是为了回忆过去、消愁破闷，而且其中对“正气”又时时未能忘情，于是有秦可卿魂嘱王熙风、秦钟死前劝宝玉、荣宁二公之灵恳求警幻教训宝玉，无不是作者的“正气”的艺术再现。再如对王熙凤、贾探春、薛宝钗等的治家才能的讴赞，是把“正气”有机地体现到形象描绘中了。这是作者补天的理想在起作用，也体现了中国伦理政治的特点。脂批（第一回）说：“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远、其数则略无差异。”这是说作者把挽救专制政治的思想感情寄寓在治理大家庭的描写中去了。这就是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仅仅以现代人的思想感情体会作者对专制社会国家的反感或反抗，而看不到他思想上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如何体现在作品中，那是很难正确评价它的。 总之，曹雪芹思想中“正气”、“邪气”的矛盾极为明显，事实证明，他把自己也归属于“正邪两赋”一类人。 （四） 对曹雪芹自己头脑中正邪矛盾做了如上分析，贾宝玉这个复杂的、丰富的形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读者常常发现，当作者对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思想行为、情感心态做“追迹蹑踪”的客观描绘时，往往是洋溢着美感的大块文章，使读者对贾宝玉同情而做出肯定性的评价。当作者对他进行评论时，作者就直接做出否定性的评价。读者这时就要花费脑力，去分析作者的思想意图。否则往往产生误解。贾宝玉出场有两首《西江月》，就是对他的理性评价，其基调是贬，是从“正气”的立场出发的。诗词的形式怎么能说是理性评价呢？因为诗与哲理有共同的概括性。自195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把《西江月》理解为力似褒似贬，甚至认为表面上贬，实质上是褒，可能是因为心中先存了一个作为专制叛逆者的贾宝玉，又主观地认为曹雪芹对他不能贬。实际上并非如此。《西江月》的思想感情和作者开卷第一回的惭悔是一致的。因而这两首词，也可以看做作者的自贬自嘲。作者用两词贬贾宝玉，不等于在所有场合都贬低他，也不妨碍在更多的具体描写中赞颂他。如果到处看到的是褒扬，甚至把否定态度一定看成正面的，那自然是过分机械，而且并不符合作品实际。总的来说，当作者偏于理性思考时，贾宝玉的形象就向“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败家子形象倾斜；当作者对他做客观的描写时，对他就流露出理解、同情、甚至不动声色的欣赏，使这个形象就带上了颇为耀眼的光彩。正是因此，贾宝玉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物，他的矛盾，是作者自己思想矛盾的反映，二者的思想情感的矛盾内涵，都是正气与邪气的搏斗。 贾宝玉的矛盾是多方面的。作者既写他“聪明灵慧，略可望成”，同时具体地写了他有多种才华，又谴责他“禀性乖张，用情怪谲”，叹他“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贾宝玉对家庭的管束是恐惧的、厌烦的，他感到不自由，行动到哪里都有人跟着，有时也因为花钱不能自主而发牢骚。感情上的纠葛也使他痛苦，他有一种摆脱不了的幻灭感，多次说要去出家、当和尚，要化灰化烟，或者幻想女儿们的眼泪把他的尸首冲到一个干净的去处，……但这些毕竟太消极了，（哪儿象个叛逆者？）而且事实上他根本无力摆脱自己的环境，离不开大家庭。当林黛玉对贾府的经济状况表示忧虑，他向她说“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后来又劝探春：“只管安富尊荣才是”。因为他的绰号叫“无事忙”、“富贵闲人”、“混世魔王”……。试看他“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反对“立身扬名”，骂做官的是沽名钓誉的“禄蠢”、“国贼禄鬼”，但从来没有觉察到他自己就生活在这样的人中间，而且依赖他们生活。 贾宝玉在矛盾、痛苦中混日子，正如他自己说的过一天算一夭，因而他不可能有什么值得肯定的正面理想，他初进大观园，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在一起，就“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他写的那首四季即事诗，那种格调，和那些峨冠博带的人或“禄蠹”们的闲情逸致有什么区别？这大概就是他的生活理想了，这一点在第五回，作者写他到太虚幻境，他就想：“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去了家也愿意，强如被父母师傅打呢。”他平时喜欢自称“浊”或“俗”，其实是标榜高雅，努力与俗人、浊物划清界限，然而事实上并不那么容易，他没有正面的理想，就无所凭藉而反对传统；他无所肯定，也就难以真正否定。旧的不去，新的从哪儿来呢？而且他这一种思想是一而贯之的，在书中没有什么发展。根据曹雪芹原来的构思，就是出了家，也需看为什么出家，即使不看为什么出家，光一个出家，也未必是叛逆的表现，更难如有些论者所说出家是叛逆的高潮，出家不过是避开正邪二气的搏斗而已。 这个人物最突出的矛盾表现在他的妇女观上，因为使他有别于文学史上其他典型的特征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对女性的特殊态度，作者写他崇拜“女儿”（不是全部妇女或女性！），是有条件的，即崇拜那些年青的、美丽的、聪明的女儿，对他们尊重、同情、体贴、爱护，虽然他还不可能触及女儿们的社会地位问题，但这种态度比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还是有进步意义的。我们所应着重谈的，是在他对女儿的尊重体贴中包含的矛盾。他有时不免对许多女儿动感情，接近、讨好自不必说，他幻想女儿们陪伴自己一生一世，见到袭人的两姨姐姐，也想把她们弄来贾家；听说傅秋芳“才貌双全，虽自未亲睹，然通思遥爱之心十分诚敬”；听到哪个女孩儿出嫁就不高兴；认为女孩儿一出嫁就生“毛病”，越老越没价值，……。只有看到龄官画著，知道了贾蔷和龄官之间的感情，才领悟到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可见他的女儿观虽不无进步意义工却有着先天的弱点，他是以自己为核心等重与同情女儿的，如果说他在这方面表现出了贵族公子意识或有一夫多妻制的曲折的、隐晦的反映，大概不算过分。对于贾宝玉的女儿观，作者的矛盾则表现得更为明显。他极力描写贾宝玉的多情，不涉皮肤滥淫，但又以“意淫”概括他这个性格侧面，不但认为“好色即淫”，而且说：“知情更淫”，于是称他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至于什么是“意淫”，作者说：“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多么神秘！作者本来是以发泄儿女真情为己任的，但谈到贾宝玉对女儿以及对林黛玉的感情，却说他有着一种“下流痴病”，这是多么大的矛盾！然而，我们能要求二百多年前的作者在性与爱的关系上具有人文主义时代的先进意识么？ 当作者站在邪气的立场上时，贾宝玉就是一个不读经书、不干仕进的虽消极但表示不满或反抗的人物，就是一个尊重同情女儿们并努力深护她们的多请公子；当作者站在了正气的立场上时，他就以悔罪的心情，希望贾宝玉在“历饮馔声色之幻”，有“将来一悟”，改悔前愆，“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以免受那种“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过那种“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可见，贾宝玉的正气邪气矛盾，正是作者自己身上或所赋得的正气邪气的矛盾的反映。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掌握好评价作品和人物的分寸。我们还可以看到，脂砚斋和作者一样，对贾宝玉的观察也是时而变换立场或角度，时而从正气出发，时而从邪气出发，于是也就同样看不清楚，所以在第十九回，贾宝玉自称“浊物”时，这个人物究竟是贤还是愚，是善还是恶，是聪明才俊还是庸俗平凡，是好色好淫还是情痴情种，批者就分不清了，看不出他“终是何等人物”。脂砚的困惑正如作者的困惑一样，作者虽然通过贾雨村说出一番大道理，真的运用起来，自己也不免矛盾，这种矛盾必然反映到对人物的具体描写中。作者批者认识不清，是因为历史没有提供给他们一定的条件，他们认识不清的，我们该认识清楚。如果我们认识不清，可能是不善于利用历史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把我们的主观意识过多地浸润到作品里。 曹雪芹的世界观是一个复杂、丰富的存在，正邪理论是它的基本内涵，上文我们分析了这种理论的性质和他的思想矛盾，并以此为核心谈论了第一主人公贾宝玉的性格的矛盾构成，目的是在作家的主观创作思想和作品呈现出来的本来面貌的统一中，尽可能排除我们论者自己的主观性去认识作家作品和人物。我认为，这是批评必须经过的第一道基本工序，在此之后，才能对作品的意义进行阐发分析，如果超过了这道工序率尔操笔，批评将失去科学的基础。本文是否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则有待读者和红学界诸君明鉴与指教。 1978年5月25日一6月5日。1988年修改。 031001-02输入。 注： （1） 引自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本文以下引《红楼梦》文字，均出于此，不另加注。 （2） “专制”即以往常说的“封建”，因后者不确，本文用“专制”，意指中国皇（王）权主义。 （3）何其芳：《论“红楼梦”》，在132－133页提到贾宝玉给芳官取名耶律雄奴时所讲的那一段颂扬清朝统治的话，但何先生说：“这些歌颂到底是真心话还是敷衍之词，就很难判断了”。其实，、曹雪芹既已声明所写天朝代可考，以避文字狱，如若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流露，又何必谀颁？这篇文章还提到，对于那个升平之世，“曹雪芹借贾宝玉的话来歌颂几句，也是不足奇怪的，这些思想以及其他类似的思想，都带有封建色彩。不过这些部分在全书中所占比重极其微小，无损于‘红楼梦’的总的意义和效果，无损于它对封建主义批判的总倾向”。笔者以为何其芳是最早实事求是地提出这个问题的研究者，但上述意见似仍有拔高作品思想性的倾向，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 （4）张毕来：《漫说红楼》，368－372页。这一内容曾包括在《略论贾宝玉的鄙弃功名利禄》一文中，发表在《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 （5）吴闓生：《诗义会通》。 （6）朱熹：《诗集传》 （7）《论衡·率性》 （8）见《论衡》中《率性》及《本性》两篇。 （9）分别见《与山巨源绝交书》和《难自然好学论》。 （10）（16）《晋书·阮籍传》：“子浑，字仲成，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籍侄阮威字仲容，竹林七贤之一。——引者）已豫吾此流，卿不得复尔！’”。又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邓粲《晋纪》：“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日：‘仲容已予之，卿不得复尔”。此例可证对自己的反抗缺乏信心。 （11）《哲学史讲演录》，一卷《导言》。 （12）秦钟弥留之际，赠宝玉遗言：“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了。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此言与卷首的忏悔一致。 （13）见《中国小说史略》。 （14）（15）《晋书·嵇康传》。 《人文科学》（本校内刊）1988·2 来源：作者赐稿 2004/01/31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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