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千秋：汴河对古代开封城的影响——刘春迎教授在河南博物院的演讲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6:11:11 国学网 刘春迎 参加讨论
 刘春迎 1967年生。1989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历任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开封市文物局局长等职，现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大学中原考古研究所所长、河南大学宋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出版《北宋东京城研究》《考古开封》《揭秘开封城下城》等学术专著多部。  游客在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游玩。新华社发  河南开封博物馆收藏的《清明上河图》（复制品）局部。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一位市民在北京故宫参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新华社发  河南开封“城摞城”新郑门遗址考古发掘现场（2017年摄）。新华社发  市民游客在河南省开封市龙亭景区参观游览。新华社发 演讲人：刘春迎 演讲地点：河南博物院 时间：二〇一八年三月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讲述一条河与一座城的历史姻缘，这就是汴河与开封。 从历史角度来说，古代开封是一个和运河特别有缘的城市。公元前365年，魏惠王将国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并在此开凿了开封城市史上第一条人工运河——鸿沟，把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连接起来，使千里中原变成水陆通道，促进了大梁乃至魏国的繁荣，掀开了开封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页光辉篇章。不过，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派大将王贲引军攻魏，“引（黄）河（鸿）沟灌大梁”，大梁城遂在滔滔黄水中化为废墟。 秦灭魏后，大梁城由于大水淹没和战火毁坏，名城大都的繁荣景象变成了满目凄凉，城市地位急剧下降，开封地区也由此进入了长期衰沉期。 隋唐大运河：开封复兴之匙 开封的再次复兴始于隋炀帝时期大运河的开通。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炀帝继位后，于公元605至610年间，开凿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全长4000余里，成为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运河中段通济渠因为是利用古代汴水改造而来，亦称汴渠，它西通河洛，南达江淮，是运河最主要的河段。“汴渠，在县（指浚仪县，秦、汉、南北朝时开封名称）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莨荡渠……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开封在隋代又称汴州，坐落在汴河北岸，系隋王朝东都洛阳与西都西安沟通江淮的东大门，就是因为汴河的缘故，当时的汴州很快成了南北物资的汇聚之地，进而驶入了城市发展的快车道。 进入初唐，通济渠更名广济渠，开封一带仍称汴河，系南来北往商旅漕船的必经之地，“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汴河日益成为大唐王朝的生命航线。唐代的开封仍居汴河要冲，“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左淮右河，抱负齐楚，浊流浩浩，舟车所同”，交通枢纽地位愈加凸显，城市日趋兴旺，被誉为大唐王朝的“王室藩屏”，是两京之外规模最大的城池，也是文人墨客的趋游之地。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曾相邀同游汴州，在汴又恰逢高适，三人结伴游览，同登开封吹台，怀古赋诗，成为一时盛事，更成了千古佳话。《新唐书·杜甫传》对此记载曰：“甫少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时任汴州刺史的李勉组织扩筑汴州城，把汴河圈入了城内，此举对开封的经济发展和商贸繁荣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运河和开封城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唐代诗人王建在《汴州纪事》一诗中曾这样写道：“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诗中的“津桥”即指汴河上的州桥，位于当时汴州城的正中心，这首诗描写的正是州桥附近的汴河两岸商业贸易一派繁荣景象。 汴河与开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历数秦、汉、隋、唐等代，我国封建社会的都城选址，长期都在关中地区的西安和伊洛地区的洛阳之间徘徊。但是自从唐代“安史之乱”爆发之后，随着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向江南转移幅度加大，已经逐渐形成了“军国费用，取资江淮”“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的经济新局面。大运河沟通南北之后，西安、洛阳作为政治中心的优势地位，日益受到运河沿岸都市经济优势地位的冲击。而地处运河要冲的汴州，借助自身的漕运枢纽地位，最终得以取代西安和洛阳，成了后续的五代各王朝、北宋以及金的定都之地。 汴河漕运的便利决定了开封成为五代、北宋统治者择都的首选之地。自东南沿海至开封，皆一马平川，江南物资通过运河到开封相对方便，而自开封以西至洛阳、西安等地，则由于地势问题渐趋丘陵和山区，海拔落差陡增，漕运船只西行需要穿山越岭、逆流而上，辗转而至，难度自然加大。《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期以东京（开封）城内的相国寺桥为界，以东汴河上的桥梁皆如《清明上河图》所绘“虹桥”之制，形似飞虹，单孔无柱，可通大型舟楫，而自相国寺桥以西如州桥等则均为平桥，“皆低平不通舟船，唯西河平船可过”，在开封境内的东西差别都如此巨大，整个漕运向西的运力自然大打折扣。正因如此，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温才选择在开封称帝建梁（史称后梁），使开封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古代都城“东渐北移”的一个重要节点。后晋石敬瑭天福元年（公元936年）虽复选洛阳为都，但再三对比洛阳与开封两地利弊后，于次年便诏令迁都汴州，在迁都前后的两封诏书中，均强调“今夷门重地，梁苑雄藩，水陆交通，舟车必集”“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厢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可见后晋迁都汴州的原因之中，汴河因素仍居首位。后周时期汴州作为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世宗于显德三年（公元956年）重新规划、扩建了东京外城，为北宋在开封的定都奠定了坚实基础。北宋时期“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东京城之所以能成为“人口逾百万、富丽甲天下”的国际大都会，更是与汴河漕运休戚相关。正如时人所谓：“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 北宋灭亡后，受战火影响，汴河作用大减。经过靖康年间，“汴河上游为盗所决者数处，决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干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后来南宋与金朝南北对峙，汴河从此被双方分占。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宋高宗为了“务要不通敌船”，下令开决汴河，并烧毁所流经地区的汴河诸堰。随着汴河的断流和废弃，金代之后，开封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没落，其作为都城的历史也彻底终结。 如此算来，有“八朝古都”之称的开封，其中有六朝是伴着唐宋时期大运河的通畅而定都开封的。 一条河带给一座城的革新 我国古代的城市发展，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沿袭着坊（住宅区）与市（商业区）分设制度，这其中以唐代的长安城最为典型，当时的唐长安城，城内住宅区被25条纵横大街井然分割成整齐的110坊，坊四周筑高大围墙，坊门定时启闭，商业区只有东市和西市，由官方集中管理，其他地方则严禁市场交易。这样的坊市结构城市，在城市商品经济活跃的时期，活力自然受限。 自唐代汴河被圈入开封城后，汴河对开封城市的剧烈的影响就开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封城内的汴河水门、岸边、桥头等处很快就成为市场贸易的闹市之区。后世学者从唐王建“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刘禹锡“四面诸侯瞻节制，八方通货溢河渠”等诗赋的描述中，均能发现当时商贸活动繁盛背后的运河因素。宋人释文莹《玉壶清话》记载，后周时期的东京城中已是“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大臣周景还在东京城内汴河岸边“起巨楼十二间……邀巨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 北宋时期，东京城内汴河沿岸的商业气息更加浓郁，整个京城南半部尤其浓烈，汴河上的粮仓、码头、桥市、草市比比皆是，《清明上河图》中重笔描绘的许多馆驿、茶楼、酒肆，也均沿汴河岸边徐徐展开。在汤鼎笔下，桥市也较唐代更加喧闹，“桥头车马闹喧阗，桥下帆樯见画船。弦管隔花人似玉，楼台近水柳如烟”。《宋会要辑稿·食货志》描述东京城市场时还有“南河北市”一说，即指东京城南部的市场多集中在汴河沿岸。后来，东京城还逐渐形成了“河桥上多是开铺贩鬻，妨碍会及人马车乘往来，兼损坏桥道”的局面，以至于当时的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对市面严加整顿，“诏在京诸河桥上，不得百姓搭盖铺占栏，有妨车马过往”。东京城中由于汴河而出现的河市，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地域坊市壁垒，而且还突破了古代城市对时间的限制，例如位于东京城中心汴河岸边的州桥夜，市“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传统坊市制度下古代城市中的“宵禁”制度已不见了踪影，北宋时期的东京开封，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一座著名的不夜城。 总之，唐、宋之际的开封，先是以运河桥市为中心，形成与市、河平行的商业街，并沿运河两岸而伸展，运河与平行的市街构成城市新的成长轴线。随着“街市”的发展和坊巷中商业交易的开展，逐渐形成大街小巷的交通网，于是大街小巷的结构就代替过去“街坊”的结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说，隋、唐之际洛阳、西安城形成的那种规矩平整、结构严谨的封闭性坊市结构体系，延续到了唐、五代和北宋时期的东京城中，是被一条汴河逐渐冲开的。 汴河虽逝 影响犹存 从汴河被圈入汴州城之日起，汴河的特质就直接限制了城内主要街道的走向，界定了部分重要城门的位置，从而影响了汴州城的结构布局和方向。 汴河是沟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非一般城市的景观河可比，唐代扩筑汴州城时，始将汴河包罗城中，筑城时必然会受到汴河的制约。汴河两岸的街道与运河平行，城的方向尤其是南北城墙的方向和运河方向一致，这样的布局结构才更加合理。此后，历代开封城或利用汴州城直接改造而成，或对其部分墙体向外拓展而成，或依此在其外围扩筑而成，可谓一脉相承，千年沿袭。近年来开封城和汴河故道的考古发现表明，唐汴州城之后的历代开封城均不是正方向，其南、北城墙约东偏南14度，这就是汴河的力量，这种走向与历史上开封城内的汴河的走向是完全一致的。 汴河自金代断流，继而在明代被黄河泥沙堙塞淤平。但是，消逝的汴河仍旧对近、现代的开封城市发展具有影响力，只有在新城区建设后才逐渐摆脱汴河的“挟持”，重新恢复了北方地区平原城市坐北朝南、横平竖直的布局形态。而老城区因为受到开封城墙的限制和框定，其城市基本格局和街道走向仍然保持和延续着唐、宋时期运河城市的特点和遗风。特别是在开封“城摞城”历史现象的影响之下，消逝的汴河赋予开封的这些特点，较历史上其他的运河城市更加明显和突出。 如今，在开封城区内外的地平线以上，人们再也看不到汴河的踪迹了，甚至生活在这座古城里的大多数人，恐怕也已经不知道唐宋时期的开封城曾经是一座典型的运河城市了。但是，汴河，这条早已在历史上消逝的古老运河，却依然和开封城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仍旧在开封地图上保留着自己的年代印记。比如唐、宋时期的州桥遗址，仍深埋在今开封城正中心的中山路之下；州桥遗址两侧汴河故道附近的街道，仍然保持着唐汴州城时期的位置和走向；甚至于今天开封城墙上的宋门、曹门和大梁门，其名称和位置也均源自唐汴州城。以上种种不是汴河却皆因汴河的历史遗存，连缀起来，能够让后世的我们，依稀可以一窥往昔汴河的繁盛光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