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学与符号学结合之意义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0:11:01 中国儒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仁学和符号学结合之意义 ——《忆往叙实》* 后记 李幼蒸 《忆往叙实》文集现在可以正式出版了。作者个人的特殊学术经验，固然获得了个人表现”的机会，同时也可喜地反映了学术环境的向前发展。我愿告诉读者，这样一本颇多涉及学界人际关系的回忆文集，在今日海外任何地区的任何正规出版社，都不可能被接受。这一事实真可谓“意味深长”了！出版社安排此书的出版，鼓励不同思想方式之间的交流，反映了大陆出版界的学术眼光和学界潜力（我始终认为：克服今日学界弊病的关键，正是出版界独立学术精神之发展）。 上世纪末我曾旅欧9年，因此获得了深入体认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的机会，我的学术实践目标也就从中国扩大到世界，认识到中国和世界，某种意义上，今日已成为一体。从此必须从世界角度来看待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必须将中国历史和现代学术融入于世界。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战后世界学术的全面制度化发展，学术的目标、内容、观点和方法，仍然受到学科分隔化和市场化的严重限制。换言之，一种广义的学术实践方面的“实用主义”，已然充斥于全世界，虽然彼此的实用主义类型不同。以“成”代“真”的学术观，实已成为商业化时代的一种“通则”。这样的商业化通则，却与我30年前在北京府右街旁北京图书馆独自进学时所怀抱的学术动机和目标相反。30年来我有各种机会来“顺应”各处学术制度化的要求，以有利于和现行学术潮流取齐。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的动机和目标不可能还原为个人对“成”的追求。《忆往叙实》所记叙的我的各种学术遭遇，也就反映了个人学术实践与学术环境之间的各种各样矛盾。 人类社会生存必须有坚强的制度化保障。学习和教育，当然须在制度化框架内展开。我的实际关心成为：如何在求“成”的制度性学术环境内，发展学者个人求“真”的学术实践；以及如何对传统思想史进行更有效的科学分析。这样，我就在30年前“找到了”符号学。而这个符号学，今日岂非同样正在沿着求“成”的方向前进？我们于是须遵行一种“学术实践辩证法”：在客观制度化的和主观功利化的学术活动中，设法相对有效地输入求“真”的要素。未来的“中西思想交流”的庞大实践任务，可以说就是“仁学动机学”和“西方方法论”之间的深入“对话”和“结合”。人类的物质技术能力，日新月异；而人类的精神思考能力发展缓慢。我于是在《论语》中发现了这个“人类价值学密码”。如果说，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客观认知工具，仁学则为我们提供了学术实践中的主观价值标准。这样，今日我们已有了主客观条件，来更有效地推进中西比较研究的水准了。至于这个仁学的主观条件，首先应指一种先秦“仁学原教旨主义”（以对峙于秦后儒学封建主义）。作为中西理论之间的对话方法，符号学则成为一种“准中性语言”工具。我于是试图在中外学界（可以说）“独立地”地提出了一个仁学和符号学的互动关系问题（也就相当于一个伦理学和人文科学间的互动关系问题）。仁学和人文学术以及和符号学的结合，首先就是为了克服商业化时代学者“个人主义”倾向。 《忆往叙实》的公开出版，使我进一步体会到，我的有关中西学术关系的独立研究，虽然难以被实用主义取向的“港台美华”学界理解，却可以在大陆新一代学人间获得某种“同情”。大陆仁学精神“种子”根源于两三千年来的伦理精神实践历史。这个人类历史上特殊的仁学“实践风格学”，却是西方思想史上所没有的。我们今后必须让西方学界有效地（即不再是通过功利主义的“玄学语言”和古迹本位的“史学语言”）领悟仁学人本主义的真实价值。不久前本人刚完成的《儒学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专著，实际上呈现了一部中国仁学精神表现史。本书则从侧面为我的中西学术解释学，进一步提供了多方面的背景说明。这本有关个人学术经历的回忆文集，既不是文学性散文，也不是系统的传记或回忆录。但它记载了我在30年来学术活动中的治学方向、个人背景、社会环境和学术立场。这不仅是一套有关一个“自学者”的生活轨迹素描，而且也是一个“独立学者”在全球学术强制度化时代，对国际人文学术现状所进行的“反应”和“反省”。 我于去国12年之后于2000年首次返国以来，曾在不同场合，本“坐而思，起而行”之义，在离开单位后，继续参与推动国内外的符号学跨学科事业。后来因缘际会，竟不期然地与幼年情思所寄之地南京的学府，发展了一种学术合作关系，并最终得以于下月召开“南京文化符号学国际研讨会”。届时将有七、八十位国际学者与会*，应该说这是中国30年符号学研究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聚会。不仅如此，南师大还将争取承办2012年国际符号学大会，如果成功，将使得中国首次成为举办“世界人文科学主流理论研讨会”的国家（比较文学和儒学的国际交流活动相当活跃，但二者都是“单学科”内部的国际交流活动，符号学则涉及人文科学全域。而且更重要的区别是，符号学是朝向世界主流理论实践的）。中国将不仅参与引导世界“物质生产”活动，也将参与引导世界“精神生产”活动。具体来说，这就是现代人文科学理论创新活动。就人类精神现象而言，一方面有实用性、历史性、大众性的宗教信仰活动；另一方面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性探讨活动。前者根源于、朝向于历史，后者根源于过去，而朝向于未来。前者重大众之信行，后者重学者之理悟，二者为人世间截然不同之二事，不可相互混淆。符号学国际会议的象征意义在于，中国的学术思想实践，将不再限于颇有“自我窄化”之虞的民族历史本位方向，而一反两千年传统地朝向于世界人文学术理论主流方向。中国学界或将在西方之外成为世界上的另一理论研究中心（有百余年历史的日本学术界，在研究和吸收西学人文理论方面，至今远比中国学界深入和认真；但是也同时显露了一种民族性学术弱点：严谨跟随而不事创新。）因此，在未来世界人文科学革新任务面前，中国的人文科学抱负将日趋重要，并应当仁不让地朝向“中西汇通”之高层次精神实践。“西学”并非“属于”西方，学术是天下公器，而任何地区产生的学术成果，最终都只能是属于全人类的。 然而正如我在许多文中指出的，今日国际符号学的“成绩”和“风格”，也并无多少值得特别称道之处。我所强调的，如其说是现实符号学活动本身，不如说是“符号学”所代表的一种学术思想方向和理念：集体性跨学科科研精神之发展。现实符号学只是我们追求此方向和理念的具体途径和阶段性手段。我们所追求的，如其说是符号学活动的具体成就，不如说是通过具体活动所“显示”的思考方向和推动经验。一种符号学实践的辩证法在于：通过陆续实现的符号学对话活动来体悟和呈现一种学术理念新模型。专业学科知识，产生于、传播于诸学科；而其思想性发展，则取决于对诸学科知识的综合性运作。为此首先要求学者克服单学科本位的“成”（也就是名利追求）之人生观，而采取传统的“真”之人生观（仁学在此切入）。如此才可不求或缓求其“成”，而把眼光放到更深刻的思想创新目标上去。而跨学科的思想性创新，不是期待出现多少“通儒”天才，而是诉诸新一代学人思想方式和学术方式的“现代化调整”和集体合作意识之形成。新的人文科学理论探索，即所谓跨学科、跨文化方向的研究，取决于专科学者之间合作精神的贯彻。在理论层面上，新时代人类知识结构，也应当是专学和通学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但这个“通学”再也不可能是中西传统上的哲学中心论方式的了。历史上，哲学确实曾经是人类知识的主体和理论基础，而一两百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现代化发展，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身份和功能。今日残留的哲学中心论，貌似深刻严谨，实乃对人类生存经验的简单化、浪漫化处理。哲学必须满足于作为人文科学大家庭一员的身份，不可再“幼稚地”以为各种玄学话语均仍可成为其他学术之“逻辑基础”。经此认识论调整，哲学功能和使命亦将焕然一新，并得以继续在人文科学大家庭内担任部分的“领导”职责。传统哲学理论和符号学的跨学科理论，亦应展开更具成效的互动关系。 不幸，在西方人文科学整体环境里，符号学也正遭受到同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理性颠覆”。今日西方符号学已被“科学性”和“艺术性”之间的身份混淆所笼照，从而削弱了其思想性、科学性的创新潜能。我们固然需要继续向西方符号学各科专家学习其专业知识，但我们必须在人文科学全局框架内独立地为符号学重新定位。人文科学内科学性功能和艺术性功能之间的认识论矛盾关系，在我看来，相当程度上源于今日学术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制度。如果符号学家持有坚定的伦理学立场（如仁学立场），就可能对自身学术方向产生独立反省意识。而如继续坚持个人功利主义目标，将只会随波逐流，并最终被商业化大潮“压缩”为文字类艺术玩赏品。 一个月后，我将返国以“中国符号学和理论符号学组成之改变”讲题*，在南京会议上再度“提醒”西方同行（正如我于2004年中国社科院举行的“国际符号学研讨会”总结发言中和2006年芬兰符号学大会上所谈的那样，参见《理论符号学导论》新版）。“中国符号学”的出现，将必然改写西方理论符号学“地形图”。采取“仁学”方向的现代跨学科学术理论方向，将“逼使”人文科学和符号学返回“多元化理性科学立场”；而经过符号学“改述”的中国历史话语，也将呈现不同于西方历史和思想史的材料学新形态。一种符号学方向的新历史文献学，也将改变传统史料学的结构。符号学，不仅处理思想性实践，也同样处理史料学现代化的任务。我们的西方同行，能够接受这样的前景么？他们积极来华，无不以个人对“低于”他们的中国学界进行“传道解惑”为目的。一方面，我们的确需要从其学习专业知识，而另一方面，我们要智慧地“引领”他们适当恢复一百年前尚有的求“真”之念。有了求真之念，才能在逻辑上和感情上容纳和接受异文化的优秀思想。因此，仁学，不只是中华民族的事，而且也是全人类的事；是全人类人文科学革新的伦理学基础！孔子通过当初“黄淮流域”所面对的历史“全人类”，今日应该“解释学地”转化为全球界域内之真正“全人类”。如此理解后，中国学人的任务规模将大幅度扩增。仁学的价值和作用也必然随之增高。而在解释学的意义上，孔子所“操心”的实乃“全体人类”问题，并非只是中国人和黄种人的问题。中国人如果想自私地“垄断”孔子及其思想，其效果是在弘扬还是在压缩仁学呢？ 把孔子加以“神话”和故事化，是往昔帝王将相的把戏。今日我们“接近”孔子，却是在经历和消化了现代世界科学学术思想之后的新认知努力（所谓“新仁学”其义在此）。其实质，不是鼓励皈依于任何一种新“历史个体崇拜”，而是强调对人本主义理性的认同（理性和迷信之间的明确区别即在于：是否“发明”和鼓吹任何一种新个体崇拜）。“孔子”并不代表一位古代“类神祗”，而是代表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人本主义理念。重要的根本不是去想象和虚构孔子之历史行迹，而是深刻地去理解以“孔子”为标名的几百句“伦理学指令”之内涵。后者绝对不是一个叫做孔子的历史人物之个人天才发明，而是秦汉以前千年间逐渐演化出来的民族文明集体理性意识之结晶。因此，“孔子思想”不是指孔子个人发明的思想，而是指民族集体思想在“孔门”个别性运作基地上完成的“集大成”结果。我们不应对孔子传说产生“个人崇拜”情结，有如今日人们对影星、歌星、体星产生的那种“偶像崇拜”。《论语》所言“述而不作”，早已透露此伦理学指令之“民族集体性根源”。按此理解，孔子和其弟子的故事，不过是表达仁学思想的一种历史性“表达工具”，不过是用以托现仁学精神的修辞学手段。这样，古典仁学理性主义，才可以与现代社会人文科学思想协调一致，并互为依傍。这样一种东方伦理学和西方科学的“有机结合”，才能在世界和中国学界产生一种具体而真切的新理性主义启蒙效果。反对神话孔子，正是为了更有效地弘扬“仁学”。 仁学和符号学的合作，体现了东方义理价值和西方逻辑方法的历史性汇合。二者归根结蒂均属人类整体在不同历史阶段上之不同而互补的集体理性成就。我趁写此“后记”机会，对新一代青年学人再申未尽之言。纸短笔长，何能尽意，读者谅之。 2008， 10 月1日 于旧金山湾区 * 《忆往叙实》已于2009年2月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 网刊补记：该会实际到会外宾为五十余人。 * 网刊补记：此讲于会议后，其主旨（中国符号学前景将可能影响西方符号学理论框架）已成为2009年3篇布局完全不同文章的“组成部分”之一：国际符号学会刊semiotica （2009某期）上的一篇专论（英文）；《南师大符号学学刊：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专刊》所收论文（英文）；上海《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6月号）刊载的文章（中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