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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重建(3)

由于受感性欲望的束缚,善良意志的实现只是一个“应当”,无法在现世生活中实现。“至善”只有在灵魂不朽这个假设下,在实践上才是可能的,只有寄希望于来世,至善才有可能实现。康德通过设定灵魂不死,首先在说明道德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趋于完善的目的,人必须无穷的追求下去。另外,关于上帝,不能得出任何知识,但是假设上帝的存在却是道德的需要,因为上帝的存在可以保证道德的神圣性和纯洁性。至善是幸福与德行的统一,只有上帝才能使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才能保证世人在道德法则的绝对命令下使自己的行为具有道德价值。  
    三、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启示意义  
    康德努力为道德寻求一种神圣的形而上学基础,这种架构意义深远。人所信守的道德规范何来,道德的本质是什么,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已有逻辑定论。尽管康德是以“应该”来表示道德法则与理性存在者之间的关系,但他从超验的层面解决了“道德何以可能”这一理论难题。康德把人的视角从宇宙转向自身,重视人的自觉,将人性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为后来西方存在主义等各种思潮提供了理论支撑,也给我国伦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在西方的批判与继承  
    在关于为道德寻求的形而上学根基的合法性问题上,后来诸多思想家做出了不同的判断。  
    黑格尔认为康德的实践理性是抽象的、空洞的,作为实践理性应该是具体的。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实践理性所提供的最高法则除了在形式上具有自我一致的同一性外,没有任何的规定和内容。康德提出善良意志固然说明人的尊严与伟大,然而,康德把善良意志看作为应当,完全陷入了主观的深渊。善良意志要成为真实的,就必须进入客观性。由此,黑格尔提出“伦理法”的概念,包括家庭、社会和国家。道德只有进入到这些领域,才会超出其自身,并且具有客观内容时即成为社会伦理时才是真正的存在。黑格尔要求道德体现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尽管多了一些具体的内容,表面上超过了康德,实质上降低了道德法则的神圣性,失去了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性和纯洁性。  
    作为意志主义的代表,叔本华对康德的道德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康德习惯把理论理性中的先验综合命题移植到实践理性中来,缺乏现实的根据,其伦理学在根据、推理形式上都是不成立的。叔本华从经验出发,指出康德的先验得到的法则是作为一个假设提出的,不具有现实性。叔本华从“生存意志”本体出发,建立起自己的同情主义伦理学。尼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大筛选,只保留张扬人的“权力意志”,在批判基督教哲学的同时,将康德的道德哲学视为一种偏见,认为其所谓的道德法则与基督教神学一样带有伪善的性质,抹煞了人的权力意志。  
    尽管如此,康德道德哲学在西方近现代哲学史上仍然是绕不过去的桥头堡,也产生了大量的拥趸者,成为道德研究领域的主流方向。康德对人性的提升,为后来的存在主义思潮开了先河,尤其是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原因在于康德把人的视角从宇宙转向自身,把人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重视人的自觉。海德格尔把《纯粹理性批判》看作是形而上学奠基之作,认为康德所关注的不是自然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而是存在实践理性上何以可能的问题。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哲学把对人自身的思考放在首位,讨论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主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直接参与的关系,给人以更多的自由。  
    (二)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之于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借鉴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不乏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自佛教传入以来,加之本土宗教道教的冲击,到隋、唐及两宋时期,三教鼎立局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三教合流、彼此借鉴也成为新的趋势。传统儒家积极吸收佛教、道教中的形而上成分,为儒家学说寻求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至宋明时期,儒家产生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前者向外诉求于天理,以天理为本体,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后者向内求诸本心,以心为本体,主张“吾心即是宇宙”“致良知”等等。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二者虽在本体论上主张不同,但对传统道德的形而上学架构发挥了关键作用。晚清以降,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一方面与世界隔离,经济、思想、政治等各领域均止步不前,处于落后地位,一方面被动挨打,也催生了洋务运动等实学思潮,对传统儒家文化进行了新的审视。  
    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科学与民主成为主流观念,传统道德观念受到了极大冲击,并在与西方价值观念的碰撞中得到丰富和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经过总结凝练,构建和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不仅肯定了传统道德观念的历史地位,也凸显了其时代价值。同时也应当清楚地看到其中存在的现实困境,比如理想与现实脱节,信仰与教育背离等,这其中隐含着三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其一,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继承性与创新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是否需要建立相应的道德本体论予以支撑;其二,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能否直接形成本体论支撑;其三,如果构成本体支撑作用,如何在逻辑层面形成有效架构,并在现实层面加以运用。  
    康德为道德寻求形而上学基础,把对物的思考重新转移到对人的思考上来,给人以合理的地位,缩小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张力,界定了道德行为的合理性。总之。康德关于道德形而上学的构建,为把人从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基,也为后世对道德形而上学的探讨奠定了坚实基础。作者:高新文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