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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主体性在《道德经》翻译中的体现(1)

一、译者主体性与我国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回顾   
    (一)译者主体性   
    在翻译的漫长发展中,译者一直生活在原文作者的阴影之中,努力使自己做“隐形人”,处于“一仆二主”的尴尬地位。随着翻译理论从原文到译文的转变,译者的身份也经历了从幕后到台前的变化。翻译理论研究者终于意识到, 作为翻译活动的最终执行者, 译者是翻译研究最不应忽视的一维, “与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相比, 译者主体属于译学本体论范畴, 是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葛校琴,2006:14)。   
    查明建, 田雨(2003)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 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 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 人文意识和文化, 审美创造性。”   
    (二)我国译者主体性研究   
    杨武能是较早注意翻译主体问题的学者代表。他认为译者首先是阐释者,同时是接受者,更是创作者;文学翻译的主体是人,即原作者、译者和读者;原作和译本都是他们创作的客体;在此过程中,译者无疑处于中心地位,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许钧则从整体上确立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位置,肯定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其他的学者也开始多角度、多层次地对译者主体性进行总结和反思。译者主体性的探讨不再仅限于文学翻译者的主体性,对从事法律翻译的译者的主体性也有所研究。另外,也突出了实证性个案研究。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视角被引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主要有阐释学视角、译语文化视角、多元互补理论与多元系统理论视角、女性主义视角、适应选择论视角以及解构主义视角。   
    二、文学翻译问题   
    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Jiri Levy (1966) 在其著作中,运用语言学理论讨论文学翻译标准和技巧等方面的问题。Levy 认为,文学翻译重在再创作。他继承了自古罗马戏剧翻译家Terence 开始的传统,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学艺术,焦点在于再创作。(谭载喜,2004:201)因此,文学翻译的目的在于使读者能够从中获得智慧、知识和美感,使译作具有和原作相应的艺术感染力。要做到这一点,取决于译者的文学素养、译者是否熟悉原作的内容以及能否判断并再现原作的特征。   
    张今,张宁(2005:160-165)主张保存文学翻译作品的历史性,并且译品应该具有时代性。1.历史性。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将作者的历史心理真实地加以反映,而不应该予以现代化或者古代化。文学作品的历史形式主要是指体裁。一定的体裁总是和一定的历史时代紧密联系,荷马史诗不会出现在现代。在语言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尊重文学作品的体裁。   
    2.时代性。我们的文学译品首先要包括的,就是我们时代对于作品的理解。翻译史证明,伟大的作品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译本。文学译品的时代性还在于译文要具有现代读者易于理解的语言形式。在这当中,译者必须努力化艰涩为鲜明,把原作中现代读者所不易理解的含义、典故和比喻,融入鲜明完美的语言形式中,使其既能为现代读者所理解,又不失本意。   
    由此可见,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处理好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的关系。二者是一种辩证的统一,作者的风格应当通过译者的风格得到表现,而译者的风格又应当以作家的风格为依归(张今,张宁,2005:85)。在上乘译品的境界中,译者的风格是若隐若现的。   
    三、译者主体性在《道德经》翻译中的体现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哲学著作,短短五千余言的《道德经》因其历史久远,内涵丰富和“哲化诗”的形式,引发了无数的争辩。《道德经》也是公认的除了《圣经》以外,翻译版本最多的著作。由于原文的版本问题、译者主体的情况、以及主流翻译策略的不同,对于《道德经》的翻译体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以下主要从三方面说明译者主体性在《道德经》翻译中的体现。   
    (一)译者对原文本的选择   
    “阐释之所以具有多样性,必先具备本文提供的某种可能性。如果本文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结构,那么对它的阐释就必然只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无所谓多样性可言”(金元浦,1997:359)。马王堆汉墓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通行本则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1973年以前,大部分英译本都以王弼的注本及其它几个流行版本为底本,文本之间的出入并不大,对原文的理解及翻译也没有太大的影响。1973年,在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本的《道德经》后,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因为帛书本与先前已有的底本出入很大。1977年出版的林语堂的译本就是以帛书本为底本的。   
    辛红娟,高圣兵(2008)对不同时期的《道德经》英译本进行了历史分期描述,绘出《道德经》英译脉络图,将其分为三次高潮。他们指出,在第三次翻译高潮1972-2004年中,译者的版本意识很强, 世传本、帛书本和竹简本等不同的版本选择成为一大特色。译者选取哪个作为自己的底本,成为影响其译文的首要因素。   
    (二)译者对原文的前理解   
    阐释学认为,人对世界、自身以及一切事物的理解必然有时间的限制,因而理解总是具有历史局限性。在中国古代,有韩非、王弼、河上公等对《道德经》的注释;在近代,有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辩论;在当代,更有任继愈,陈鼓应等著名哲学家对《道德经》的经典论述。译者最先接触到的文本和自身文化、社会因素对他将产生重大影响。   
    哲学著作本来就深奥难解,《道德经》本身又是一部作于距今2500年前用古汉语写就的古典哲学著作。东西方传统哲学在表达上截然不同,西方哲学重逻辑,用词准确明晰,是“科学之科学”;而中国传统哲学寻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哲学家们对自己诗意境界的一种陈述。而古汉语中的通假字,一词多义以及汉语句法上的某些不确定性,又使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产生差异从而导致不同的翻译结果。作者:武婷婷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