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和去同”“和而不同”的思想传统(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2:11:07 论文联盟 佚名 参加讨论
(二)“和而不同”思想的现代诠释 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和而不同”思想进行过现代诠释,例如,袁济喜教授在其专著《和——审美理想之维》中认为:“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以和为美’,诞生于这种特定的农耕文化土壤与人际关系之中,从而造成了审美范畴‘和’的直观与感性色彩浓烈的特征,同时也说明‘以和为美’更近于一种伦理价值观上的认同与判断,而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与美观上的判断。”[5](P7)在笔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美”具有多重意蕴,它既是一种“形式与美观上的判断”,同时也是一种“伦理价值观上的认同与判断”,袁济喜先生的这一观点是有一定见地的。 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亦对中国儒家“和而不同”思想作了创造性的发挥和阐释,例如,冯先生在著名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6](P253)虽寥寥数语,但冯先生的这番话却深刻地阐释了“和而不同”的哲学道理。为了更加形象地说明这一道理,冯先生还巧妙地运用打比方的方式进一步阐发这一问题,冯友兰先生说:“譬如一道好菜,必须把许多不同的味道调和起来,成为一种统一的新的味道;一首好乐章,必须把许多不同的声音综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统一体。只有一种味道,一个声音,那是‘同’;各种味道,不同声音,配合起来,那是‘和’。”[6](P253)通过这些生动形象的比喻,冯友兰先生进一步阐释了“和而不同”这一重要的哲学思想。然后,冯友兰先生得出结论说:“客观辩证法的两个对立而矛盾统一的局面,就是一个‘和’。两个对立面矛盾斗争,当然不是‘同’,而是‘异’;但却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又是‘和’。”[6](P253)通过这一系列深入浅出的论述,冯友兰先生对“和”“同”的关系作了系统性的概括和总结,尤其对“和而不同”的思想作了精辟的解析。冯友兰先生认为,“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它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二者对待“异”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同”不能够容“异”,而“和”却非但能够容“异”,而且还必须有“异”。可见,“同”与“和”分别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同”代表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和”则代表的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的思维方式。 此外,江泽民也曾阐述过“和而不同”这一优秀思想。江泽民指出:“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7](P522)从这里不难看出,既不讲求“千篇一律”,同时也不“相互冲突”,乃是“和而不同”理念的基本要义。既“相辅相成”,又“共生共长”,才符合“和而不同”的真正意蕴。应该说,江泽民对“和而不同”的这一阐释是非常深刻的,也是非常辩证的。不仅如此,江泽民还进一步将“和而不同”视为“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7](P522)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对中国儒家“和而不同”思想的深入挖掘和现代诠释,非常难能可贵。 三、“尚和去同”“和而不同”的思想传统 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尚和去同”“和而不同”的思想虽历时久远,却历久弥新。它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实践当中,具有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譬如说,“求同存异”原则的提出和运用便是中国儒家“和而不同”思想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的一个创造性的发展。 “求同”者,乃寻求“共同点”也。“共同点”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例如,共同的思想、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立场等等),这是不同力量共同合作的重要基础。而“存异”则是敢于承认差异、包容差异、尊重差异,勇于提出不同意见、不同主张。所以,综合起来看,“求同存异”既能够建立起多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同时又保证了不同方面的多元利益和多元要求,进而在不同力量之间达成和谐共处的局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求同存异”正是体现了“尚和去同”“和而不同”思想传统,是中国儒家“尚和去同”“和而不同”思想的现代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尚和去同”“和而不同”既是一种睿智的哲学观,同时也是一种辩证的方法论,它既为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渊源和文化积淀,同时也为协商民主的实践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撑。 早在1945年,毛泽东与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进行过一段著名的对话,对话的“主题”就是关于“历史周期律”问题。黄炎培先生这样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8](P148)黄炎培先生接着还说道:“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8](P149)黄炎培先生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8](P149)对此,毛泽东认为,黄先生所谓的“历史周期律”是有办法跳出的,“民主”就是跳出这一“周期律”的“新路”。于是,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8](P149)毛泽东接着回答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8](P149)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和黄炎培之间的著名“延安窑洞对”(学界亦有学者将其称为“黄毛对”)。[9] 70多年过去了,“民主”这一主题仍然在继续。党的十八大继续强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这一观点。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一系列战略举措,例如,十八大报告提出“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10]十八大报告还提出“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10]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充分继承并发展了党的十八大这些思想,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还提出要“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11]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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