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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表现主义的存在主义文化背景

摘要:在20世纪之前,艺术与哲学分属着各自不同的领域。但随着现代主义艺术的兴起,艺术与哲学的联系却不断加强,超过了与其他任何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探究一个艺术流派和运动,离不开对其哲学基础的探究。抽象表现主义艺术与存在主义便是这样。 
    关键词:抽象表现主义;存在主义 
    二战后,存在主义盛行,主要原因是当时的西方尚未摆脱战争的阴影,而同时又无法适应新的时代的来临。作为战争的幸存者,人们急于找寻存在着的自我意识。 
    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萨特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他的一生都实践着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一切非正义的抗争,是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者。萨特在1944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一句话,人必须创造他自己的本质;正是由于他投身到世界中来,遭受世界的苦难,与世界搏斗才一点一滴地定义了他自己。”[2]这就是说,存在本没有本质,人存在着,进行自由选择,而后获得自己的本质。因而,萨特在他的小说描写中所强调的也往往是处境,而不是刻画人物。萨特的思想和理论为苦于在荒诞之中挣扎的人们指明了一条出路――自我选择。但是,一方面他们认为自由超于自然现实中的一切,扭曲、变形的心态使他们个人的行为无法接受社会制约;另一方面,这种极端扩张的个人主义导致孤独,无法被社会认同,也无法与社会沟通。对于他们来说,激情和活力是与痛苦和寂寞并存的,对空虚和无聊的恐惧使他们像逃离自己的影子一样逃离现实。 
    与抽象表现主义类似,存在主义并非明确的哲学派别。除萨特之外的存在主义者,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卡夫卡、海德格尔、雅斯贝斯(Jaspers),也都极其关注个体性和主观经验的独特性,他们拒绝自己属于任何思想流派的说法。克尔恺郭尔故意在著作中回避系统的论述,他声称:“‘个体’是一个范畴,从宗教的层面讲,在这个时代,在全部历史中,作为整体的人类都是必须要经过这个范畴的。站在塞莫皮莱山口的人就其所处位置而言,并不像我一样可以安全地站在这里保卫这个狭隘的山口――‘个体’――然而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这个山口,除非成为一个个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地下室手记》中也提出个体性是最高的善,无论它多么乖戾或受到折磨。而尼采则写道:“没有一个人能为你建造一座你正好可以跨过人生河流的桥,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存在主义者拒绝系统的信仰,他们都对传统的哲学不满意,认为它们肤浅、学术化,而且远离生活的当下性。雅斯贝斯厌恶所有的教条,认为真正的哲学必须由一个人的个体存在的内在世界中涌现。他把理性看成是亚哲学的,并宣布哲学只在理性失败的地方开始。海德格尔坚持返回前苏格拉底,因为他自己认为对希腊思想家的拉丁文错误翻译损坏了所有后来的哲学,而个体当下的经验才是思考的开始。 
    抽象表现主义当时就处在这样一个复杂文化背景之中,他们的题材、主题和隐喻的产生都受到了它的影响。实现人对自然的超越,是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根本宗旨,而超越自然,超越人自身,也是整个社会所处时代的精神实质的体现。尽管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并不是哲学家,也没有在作品中图解存在主义的想法,但是他们无法免受当时文化气候的影响。就像德库宁所说的:“我们没有直接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但是它就在空气中,所以我们尽管对它了解不多却能感受到它。我们与这种情绪保持着接触。”[3] 
    大萧条和艺术品进步管理局、西班牙内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政治行动主义和行动精神,这些都是波洛克、德库宁以及他们圈子内的其他画家要寻求一种风格来表达的东西。在这种风格中,艺术家是通过创作艺术的行动来定义艺术的,行动意味着了解个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手段。行动绘画中,没有一部分过程是纯粹技术的;按照罗森伯格的说法,一切都是与画家的传记相分离的、有意义的姿态。“一种解放了的姿态,它从政治,审美,道德的价值中解放出来。”[4]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尤其是行动绘画的这种预先没有任何思考的绘画行为,与存在主义只从经验开始的思考不谋而合。 
    在行动画家那里,他们所追求绘画的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所蕴含的更深层意义是对自由个性的渴望。迈耶・夏皮罗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个性和自发性的意识……刺激了艺术家去发明处理、平涂表面的方法,给自由创造提供最大限度。因此所有艺术家活动中产生的符号―标记、笔触、画笔、色滴、油彩自身物质的特性以及作为创作领域和作为一个结构的画布表面都很重要……通过画布表面画出的标记使冲击力变得确实和肯定。”但是自发性并不是一切,所以,夏皮罗接着指出:“这些冲击力的因素起初似乎是在画布上被无目的地形成一个整体的……今天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从混乱多变的因素中创造出一种秩序……这个秩序在你眼前被创造出来,但是它的规律却无处可寻……艺术家手的力量传达出一种连贯的被称为偶然性的因素,它属于一个定义明确的形式和分组的个人种类,它服从于艺术家的控制,艺术家对因素的正确与错误传达保持着警觉以决定接受或拒绝它们。” 
    从战后美国艺术的角度来看,存在主义在1945年至1946年之间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当时卡夫卡、萨特及后来的海德格尔的著作开始用英文出版。较早时候,可以看到克尔恺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翻译作品,他们已经对现代艺术和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萨特那种专注于厌倦、失败、死亡,关注焦虑和模糊,探寻直接地、自然而然地与自我相遇,都成为所有的存在主义作家的特点。罗森伯格1947年站在行动画家的立场上声称,每个画家“都不幸地意识到只有他自己所构筑的东西对他来说才是真实的”。类似地,马瑟韦尔在1951年把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对现代生活的反应描述为“叛逆的、个人主义的、非传统的、敏感的、急躁的……这种态度来自不能在宇宙中轻松驾驭的一种感觉……所需要的就是追求可感觉的经验”[2]。 作者: 陈凯
    参考文献: 
    [1]柳鸣九.萨特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 
    [2] 乔纳森・费恩伯格.1940年以来的艺术――艺术生存的策略[M].王春辰,丁亚蕾,译.易英,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0,41. 
    [3] Irving Sandler.The Triumph of American Painting:A History of Abstract Expressionism[M].Harper& Row,Publishers,1976:98. 
    [4] Harold Rosenberg.‘American Action Painters’.Art News 51,December 1952:23.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