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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奥康纳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根源和消解(2)

显然,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和第二重矛盾的同时存在,使得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的影响相互交织,且越来越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破坏了自身赖以生存的生产条件,导致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而生态危机的出现又加深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影响。资本主义在毁灭生产条件的过程中,也在进行自我的毁灭。换言之,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实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设想都是无稽之谈,或者说是痴人做梦。   
    二、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消解途径   
    奥康纳认为,既然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存在二重矛盾,“资本主义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1]378,那么,我们就需要着手寻找一条消除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道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奥康纳设想“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或许不是一条而是两条”[3],也就是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他在充分分析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消解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途径。首先,我们需要把“保护第一”运动,作为解决目前已经表现得十分紧迫的生态危机的方案。“保护第一”运动必然是革命性的。其次,我们必然要在反对“分配性正义”的同时,坚持“生产性正义”。最后,我们要坚持国家民主化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国际化。   
    (一)坚持“保护第一”   
    马克思曾指出:“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4]奥康纳也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可能也不会保护生产条件,也就是说,“资本是拙于对事物的保护的”[1]503。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对于解决生态危机时表现的软弱无力,正是其对于生产条件保护不力的现实反映,而这造成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无视自身的生产条件,同时倒置了其与生活条件的正常关系。   
    因此,奥康纳大声疾呼,我们需要把“保护第一”运动作为解决目前已经表现得十分紧迫的生态危机的方案。他指出:“‘保护第一’是指运用劳动力与原材料、技术与机器、知识与社会组织、以及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去斗争、去重建、去修复、去更新、去维持、去保存、去保护:第一,劳动力自身(人类智力的、体力的、审美的、以及其他一些可能性的拓展;心理与生理的健康);第二,环境(生态系统、宜人性)与环保运动;第三,社区(社会的与物质的基础设施、正义与平等、团结与公民德性)与社区权利运动。”[1]505-506在“保护第一”运动中,我们绝不能把“社区商业、合作制、混合企业、以及其他一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形式(还有公共开支、非利润预算等)”[1]501当作对人类、自然的投资,期待经济上的各种收益和回报。恰恰相反的是,我们应该把它们当作社会中经济的组织和货币开支的某种形式,这些都是为了保护、提高生活水平和生产条件。   
    在此,奥康纳强调:“保护第一”是需要不断增长的,这是为了恢复遭到破坏的环境和保护环境能力。“保护第一”也要求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但这不是为了经济的增长,不是为了资本的积累,不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为了人们能够很好地自我管理,提高发展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的能力。这也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5]   
    奥康纳还说:“保护第一”绝不是放弃劳动,而是深入劳动中。“保护第一”不但改造了劳动关系,而且也会减少劳动时间。在“保护第一”运动中,平等主义原则和社会政治逻辑将会控制劳动,而不是经济的逻辑在作祟。劳动是为了维护环境与社会的平衡,而不是为了资本的不断增值。可以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6]134劳动在“保护第一”中,不仅在工具层面中有意义,而且在情感和审美的层面中也有重大意义。因此,“保护第一”与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这种替代性方案(它同样要求减少劳动时间)从其意图和后果来说都是革命性的。”[1]513   
    (二)坚持“生产性正义”   
    奥康纳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的“分配性正义”,认为“分配性正义”是伪善的、虚假的,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奥康纳指出,我们应当实现从“分配性正义”走向“生产性正义”,“生产性正义”是消除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有力方式。   
    奥康纳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是出于追逐最大利润的目的,而不是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在这一生产过程中,交换价值凌驾于使用价值之上,抽象劳动凌驾于具体劳动之上。奥康纳说,“分配性正义”中有很多问题。构建在“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可以用一个最小公分母即金钱来衡量”[1]536的地基上的“分配性正义”,缺乏对于生命个体价值的尊重,造成了社会中的各类非正义现象的出现。它只是把成本效益分析运用于计算成本的过程中,比如,“北部国家对南部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所欠下的生态债务。”[1]536即资本主义企业考虑到在发达国家中发展高污染的工业,必然会增加自己的成本,于是就将这类工业转移到普遍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中去。还有资本主义对于劳动者、妇女、少数民族以及后代人也欠下了生态债务。   
    此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资源分配过程出现了不公正,自然资源本该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全体人民都应该被赋予使用自然资源的权利。但是,在“分配性正义”的掩护下,一些人占有了另一些人本该拥有的自然资源,以损坏另一些人的权利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毫无补偿地占有他人资源。同时,这些人只看到了自然资源的“工具价值”,而无视更重要的“生态价值”。给自然资源定市场价格,这是简化自然的突出表现。即使他们对自然资源成本进行了支付,也只是对自然的经济补偿,仅仅是对自然资源的“工具价值”方面的反映,“生态价值”早已不见踪影。这是“分配性正义”产出的必然“果实”,是在现实中出现的各类残酷现象。由此,奥康纳说:“资产阶级的正义是‘分配性正义’,而不是‘生产性正义’”[1]535。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