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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背景下责任伦理建构的哲学蕴思(1)

信息技术延拓了教育空间,为其提供了一种新的信息留传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泛化”,它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应用或信息存有的工具性身份,不再满足于教育交往的背景性因素。作为教育活动与行为的新形态,在对教育进行符号化复制与传播的同时,也赋予教育新的实践内涵,改变了已有的教育习惯,释放了更多的教育自由。在催生创造的同时带来新的教育的“危”与“机”,消解了已有教育伦理的规范功能,催生了教育的一种新伦理,一种基于责任意识的伦理。   
    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由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提出,通过与“信念伦理” (Gesinnungsethik)的比较分析,区别了两种不同伦理精神的内涵。韦伯认为信念伦理是基于一种纯洁信念产生的行为,它并不为行为结果所负责,即使行为可能导致罪恶的后果。“责任伦理”则与此相反,是在行为活动中对“目的——手段”的一种反思与承担,目的上以“善”的达成为其行为愿景,手段上是主体对其行为结果的负责。与信念伦理对于教育行为效应的不考量,责任伦理是教育行为者摒弃单纯信念,结合教育实践,采取理性与成熟的行为,对行为结果有着合理预期与干预机制。信念伦理作为教育活动的前提性动因,需要责任伦理对无序行为结果进行有效补充,弥合实践的鸿沟。   
    一、自为时空观:责任伦理的效用向度   
    一般意义下的伦理学通过主体间行为规范的发展演绎为具有普遍共识的交往实践准则,其效用向度的发挥集中于传统时空观下的社会交往,这种交往多体现为人与人间“近距离”的行为关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主体交往与实践已转向新的境域,以技术为中介的远距离伦理关系正成为一种新的交往存在。   
    班级制下的教育格局是教育主体间近距离交往的一种常在,它为教育活动划定了稳定的物理空间,对主体行为进行特定的时间约束,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教育伦理准则与规范效用的一致性与连续性。教育技术的发展,使主体交往方式发生变革,近距离伦理在时空两种维度下无限延伸,使教育主体从时空规则的栅栏中出走,实践交往具有广阔空间与无限选择。教育自产生之日,就是在场与此在的契合。教育主体被定位在特定的场所,身体出场规划着教育的存在。教育技术的出现模糊了在场与空场的界限,使空间与在场分离。教育主体借助于信息技术自由交流与理解,主体身份出现空间与在场的二元分离:遥在即此在,而此在非真在。   
    教育技术打破了教育行为不可逆转、不可度量、不可预测的线性时间束缚,教育行为的发生明显有了“即时化”的特点。教育活动与信息的交流停留在掌上与拇指的移动,教育行为时间的运作与指向更加自我。主体根据自身需求对时间进行选择、分配、复制,教育时间具有了个性化的特征,教育空间也变得更加扁平化,只要教育信息意识流向得以满足,教育空间可以通过信息技术“脱域”存在。教育技术重新编码了教育的时间与空间,教育全景性地得以回溯与呈现。知识更新速率加快,“过去”在不断被拉入“现在”,诠释着教育的当下,交往过程的快捷与交往视野的拓展,使教育在时间穿梭中加速着未来的孕育。   
    “责任”,虽然在教育场域内存在已久,但它经常被作为担保式或过失情景下的一种追溯性责任,以追究少数教育主体或唯一过失者因果行为的责任为导向,也就是传统的过失性责任。教育技术时代由于行为发生境域的自为,传统教育伦理规范的失效,行为潜在风险加大,已有的追溯性责任模式已不再具有普世性。因此,新的责任意识,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预防性的、前瞻性的责任,即责任伦理应运而生。它所要实现的是主体对行为后果的觉知,对行为过程的理性约束,而非教育指导者单方意识下的先定效应。   
    二、多级主体交往:责任伦理的行为意志   
    “责任伦理”并非单纯的知识函数,作为技术应用的一种实践原则,对日益增强的技术滥用、误用以及未曾预料的行为后果,警示教育行为者对信息技术“适度”与“节制”。   
    教育技术是对教育交往中多级主体的进一步明确。尽管相对于师生主——客体的价值认知,主体间性的理论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承认师生教育关系中主体地位的轮换与互设。但在教育实践中,教师对于教育活动的掌控,致使学生主体性的流转并非自为,仍然要获得教师的“承认”,需要其“有意识”地觉知。教师对主体地位设立与把持占有绝对优势。正如教育场域中教师目光关注所自然投射出的权威。萨特认为,“‘我们注视他们’的这个‘我们’与‘他们注视我们’的这个‘我们’不可能在同一个本体论水平上”。“对于对象——我们的体验和对于主体——我们的经验之间完全不对称。前者揭示实在存在的一维并相当于单纯充实着对为他的原始体验。后者则是被历史的,沉浸在加工过的宇宙和特定经济类型的社会中的人所实现的心理经验;它不揭示任何特殊的东西,这是一个纯主观的经历”[1]。作为主体存在的学生,在视觉权力的统摄下,其实践行为敞现在教师的凝视下,主体地位游离于教育行为外。   
    教育技术的出现,通过对传统教育场域的消弭,对身体规训的消解,不再以固定空间对身体活动场所进行设定与限制,不再以时间对身体活动行为进行规训与拘囿,废止了教育权威的一种重要先在,使教育实践活动远离敞现式的“他人目光”,提升了学生主体性完满实现的可能。教育技术下的实践交往是开放的,具有多元差异性的主体通过信息交互达成共识,自我在教育交往中遇到一系列不可抹去的“他者”,自我与他者都具有相对契合的身份角色与认知水平,交往者之间能动地表达教育认知与理解,交往实践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与自由性。教育由教师主体性向师生主体间性进而发展为多极主体性,提升了主体自我的存在高度与交往的广度。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