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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文化哲学意蕴(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性地位,它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的实际运用,又是共产主义理论得以确立的科学依据,因此,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原则来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蕴藏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文精神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一、商品经济的基本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在于人有属于人自身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与物质世界不同,它是一个不可量化的整体;当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内核被外在的商品生产交换系统不断地分割、衡量时,生活世界同商品经济系统之间的矛盾就不断积累、不断激化。从劳动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上看,劳动创造了生活世界,源初的劳动创造了源初的生活世界。原始劳动是社会分工尚未出现时的源初的劳动,源初的劳动具有整体性,由它创造出来的原始社会也是整体性的社会。从存在论上看,人类社会恰恰是在“源初劳动”所创建的“源初社会”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演进而来的,而这个“源初社会”就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源初生活世界”,因此,源初生活世界同源初劳动相互发明、同时出现,共同构成了生活世界的存在论内核。 
    作为商品经济出现条件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以源始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消解为代价产生出来的。源始劳动和分工劳动分别同源始生活世界和私有制相适应,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时代,“源始时代”的人的劳动和生活都是整体性的,它存在的社会前提是源始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物化时代”的人的劳动和生活都是碎片化的,它存在的社会前提是分工劳动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经济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便成为了统治性的经济形式,而主宰这一经济形式的阶层就是资产者阶层。资产者阶层通过商品经济形式促进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发展,以便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不断资本化又再生产了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即再生产出了更加细化的社会分工和更大规模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使“物化时代”的基础更加巩固。质言之,私有制商品经济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的存在条件,巩固着“物化时代”存在基础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削弱着“源始时代”的存在基础,即整体性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 
    商品经济的两个存在条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们的发展进一步遮蔽了源始劳动和源始生活世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导致了整体性的“源始劳动”愈发被遮蔽,这表现为劳动不断的商品化和碎片化上;同时,生产资料私有制程度越来越高导致了统一的“源初生活世界”愈发被遮蔽,这表现为生活世界的物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与劳动的商品化和碎片化的物化方式相类似,人类生活也在不断物化,一个由资产者所主宰的人类世界必然是一个丧失了整体性源始生活世界的纯粹物质化的世界,它的物质性的一个集中表现是以可计算、可交换的物化特征为主要标志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系统来支配整个人类生活。 
    二、商品经济基本矛盾 
    人的现代性困境可以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学说中被直观到。根据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学说,商品自身矛盾的解决是人的劳动的矛盾得以解决的先决条件,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只有靠商品交换的方式才能够解决。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全部生活都置于“商品生产交换系统”之中,商品生产者的心情好坏、生活怎样、幸福与否都与商品能否交换息息相关。商品交换出去,则私人劳动受到社会承认成为了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得到解决,于是心情喜悦、生活幸福;商品没有交换出去,则私人劳动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心情沮丧、生活得不到改善。正因为作为物的运动的商品交换对人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人们才像敬畏神明一样敬畏商品。“商品拜物教”的社会意识所折射出的社会存在的状况是生活在物的运动中的人已经丧失了主体性地位,完全处于商品的支配之下。 
    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物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商品拜物教”的更高形式“资本拜物教”出现了,资本代替人的抽象劳动成为了商品价值创造的来源。在“资本拜物教”中,马克思指出了那些彻底“物化”的资产者阶层已经无法看到的“人的劳动的特殊作用”,他们完全抹杀了“人的价值创造者的地位”而将实物和货币形式的物化劳动,即资本当做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这种颠倒表现为资产者刻意地混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界限,“劳动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的界限上。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资产者的阶级利益决定了能够创造商品价值的是“物”(资本)而不是“人”(抽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立场,由此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人的主体地位完全被遮蔽,而且也在理论上阻断了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产生的可能性。一句话,“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观念成为“物化时代”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它既反映出了“物化时代”的一般特点,也反映出了人的现代性困境的政治经济学根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处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的基本特点,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商品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一方面要求消除一切等级特权、非经济的血缘、地缘上的依附关系,形成人人平等的法律关系,“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另一方面要求每个人都自觉地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潜力,不断增强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商品经济的运行是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系统的运行来完成的,因此以该系统为中介而展开的人的主体性必然是物化的主体性,一方面,人的劳动只有通过这个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系统才能够得到评价,从而导致非商品性劳动无法得到评价,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基本矛盾”中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内容的错位关系,导致了“表面劳动”的泛化。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