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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五四运动”细节

“五四运动”期间,学生们的演讲不仅面向普通大众,也面对本应来抓自己的军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结果,常常是学生们把军警感动得一塌糊涂。一些军警不再抓学生了,倒戈相向,大骂段祺瑞、徐世昌、曹汝霖等人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贼。  
    “五四运动”期间所谓军警的残暴被人为放大,甚至魔鬼化了。济南的军警在当时已经算是很残暴的了,但是面对学生有时真的很仁慈。眼见学生蜂拥而至,军警要关上城门,将学生关在门外。有胆大的跑得快的学生伸出腿来,就朝城门的门缝塞了进去。军警见状,没有再关城门。结果,学生们很快便彻底挤开了城门,蜂拥进了城中。  
    “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是有些偶然的:1919年5月3日,巴黎和会失败之事传回国内后,当时的北京各大高校社团骨干就决定在第二天游行。次日是星期天,各国使馆都休息,政府方面也没有要人在上班,所以学生们有些失望,便就近去了附近的曹汝霖家(即赵家楼)抗议。结果,愤怒的学生没处发泄,便把火撒到曹汝霖身上,由此发生著名的火烧赵家楼曹宅事件。晚年的曹汝霖在回忆“五四运动”时,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现在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也是有好处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了回报。”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胜国,在北京天安门前后有两次学生集会。1917年,中国加入到协约国的行列中,也就意味着正式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此之前,对于加入协约国还是同盟国,中国内部意见不合,段祺瑞要求对德(同盟国的代表)宣战,而黎元洪唱反调,极力反对,要求加入同盟国。不管过程如何“纠结”,中国最终还是成为了协约国一方的一员。1918年11月11日,同盟国的代表德国在投降书中签字了。等此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欢腾,中方在这场赌博中总算押对了筹码。北京政府一高兴,就决定放假三天。昔日记录庚子之耻的克林德碑也被高兴的国人拆了,磨掉了原来的文字,移到中央公园,一夜之间变成了“公理战胜”碑。当时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异常高兴,找了一帮教授,在天安门搭了一个露天演讲台,面对民众大讲特讲了一天。各校的学生们闻讯赶来,在天安门欢聚一堂。历史有时候很吊诡,数个月后,学生们又齐聚到了天安门,只不过这次的心情却是愤愤不平,甚至有人还割破手指,写下血书,要求“还我青岛,还我河山”。  
    “五四运动”期间,政府不是在学生运动起初就开始抓学生的,而是等到事态较为严重且不得不出此下策时。在当时的天津地区,曾出现了这样一幕:学生因运动被抓,而后被收监了。在关押期间,学生们可以读书,可以搞讨论会,可以办晚会,可以开茶话会,也可以玩游戏、进行演讲、吃茶点,更可以唱京剧、听说书、演相声、演滑稽戏剧,甚至可以吆五喝六地聚餐喝酒划拳。  
    据“五四运动”的亲身经历者回忆,“五四”期间的军警根本不敢拿刺刀对着参加运动的学生们。
    作者:李玉广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