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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之天命论对中国人的积极作用

天命论的基本内容是:天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最高主宰者,是至上的神。天的命令即天命是不可违抗的,天意与民意是相一致的,谁尊重民意,保护民意,为人民做好事,天就命令他代表上天来统治人民,他就是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的天子。如果原来的天子滥用上天给他的权利,胡作非为,给人民带来了灾难,那么上天就要寻找能为民除害的人当天子,剥夺原来的天子的一切权利,并让他受到身败名裂、国破家亡的严重惩罚。简单的说,就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一现代人可以任意否定的理论,对历代中国人的积极影响却是不能否定的。   
    一、天命论对统治者的积极作用   
    伴随着启作《甘誓》伐扈、汤作《汤誓》讨桀,姬发作《牧誓》灭纣,天命论思想体系形成了,那么它对统治者的作用也就越加明晰了。当然打着天的旗号享乐者不止一二,但我们也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武王伐纣,纣王说:“呜呼!我生有命在天?”祖伊告诉他:“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就已经看出天命论对统治者的警示作用。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德配天”“敬天保民”,从天命论的核心思想可以看出,理论本身的鞭策意义是无法否认的。人民的耳目与天的耳目是相通的,统治者在人民面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上天都看得一清二楚,听得明明白白。天子如果不能保护人民,那就没有资格在那个位子上,就要换别人来当天子;天子如果残害人民,那就是犯弥天大罪,天就要使他败亡,严厉的惩罚他。再者,天子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摆着大架子,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臣子们就只有借“天命”“天意”来进谏,天子畏天,故大都会认真听取并考虑改正的。乔梁这样劝随侯:“天方援楚,楚之赢,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听了这一番话,心生恐惧,认真修好政务,国泰民安。天命论对统治者的警惕作用可见一斑。   
    二、天命论对百姓的积极作用   
    既然,天命论是统治者创造出来统治百姓的,那么它就必然使百姓处于被统治的状态。这点我们都看到了,无可否认。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天命论对百姓的积极意义。首先,人民崇拜天,人民认定了皇帝是天子,就甘愿受命,顺从天子,天下也就形成了安定有序的社会,人民也就可以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国家和社会就多了安定,少了暴乱,这也就减少暴乱给百姓带来的痛苦。“亡,百姓苦”永远比“兴,百姓苦”要大得多;其次,天命论虽然让百姓学会顺从,也给百姓提供了一个判定天子的标准,一个反对暴君、昏君的思想,一个揭竿而起的理由。“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反不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最后,“好死不如赖活着”,天命论也在逼迫人民顺从的同时让人民学会了生存。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和为贵”,不得不承认根本上受到了天命论的影响。   
    三、天命论对圣哲的积极作用   
    天命论就是圣哲们阐述发展的,那么它对圣哲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至圣”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种“畏天命”“知天命”“立命担当”的思想,孔子不但在教导别人,对其自身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的原因之一。   
    又岂止孔子,可以说有了天命论,才有了老子“天法道,道法自然”,才有了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才有了庄子的“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才有了朱子的“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而天又在人矣”,才有了有荀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也才有了韩非子的“法治”,也才有了杨雄的“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天命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个哲学形态,它第一次对宇宙统一性作了概括,而且还可以说:没有古代的天命论,也就没有后来的道一元论、气一元论、理一元论。   
    四、结语   
    孟子说:“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天命论就是这样,以其神秘影响着中国人数千年,而且现在都没有完全消失。荀子云“制天命而用之”,指的是要了解掌握天命规律以运用它,其实这对我们现在处理天命论也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做的不单是一味的全盘的否定天命论,而是要正视它、研究它、分析它,以掌握它,在倡导科学、倡导辩证唯物主义的同时,对那些没能接受而仍旧坚持天命论的人实行可行的有效的积极引导,以保证其不为恶势力所诱导利用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做到制“天命”而用之。作者:肖尧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