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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变革与继承的统一(4)

要实现理想社会,就要有为实现理想社会而努力的理想人格,因此两者是紧密联系的。中国传统哲学特别关注理想人格问题。圣贤是以儒家为主导的理想人格,发展到宋明理学,圣贤人格成为“无欲”、“无我”、“忘情”之“醇儒”,实际上是把理想人格纯化为片面的德性人格。近代中国很多思想家都不赞成这样的圣贤人格。近代伊始,龚自珍、魏源大声疾呼“不拘一格降人才”,期盼出现勇于激荡时代“风雷”的“豪杰之士”、“山中之民”,强调“尊情”和肯定“才情”,主张“我”为天地主宰和“造化自我”等,表明反对传统的圣贤人格是近代哲学的主流。由此近代哲学在理想人格问题上展开了讨论,追求新的理想人格。但是,中国近代在批评传统圣贤人格的同时,也继承了传统圣贤人格的某些思想。这里以近代对于理想人格问题有较大影响的梁启超的“新民说”予以说明。  
    近代中国在梁启超之前,已有不少思想家提出“新民”,即塑造新的理想人格的要求。梁启超的“新民说”对此加以系统化的论述。“新民”出自儒家经典《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对此注解为:“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就是说,“新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主体自身的道德不断更新,二是使得他人的道德也不断更新;归结起来,“新民”所说的理想人格就是道德“至善”的人格。这正是上述的儒家的纯化为片面的德性人格。梁启超的“新民说”是与其“道德革命”思想相联系的(“道德革命”就是在《新民说》中提出的)。因此,他的“新民说”对于传统的“新民”说就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从梁启超的“新民说”中,不难看到他的“新民”即新的理想人格完全超出了道德层面,而是将自由、权利、进取、力量等作为理想人格的维度,展示了“新民”的近代理想。所以,梁启超的“新民”是对《大学》的近代变革。但是,梁启超的“新民说”也承继了《大学》“新民”的某些传统。比如,《大学》讲“明明德”,意谓对自身的德性有明觉,也就说道德是出于理性自觉。这是儒家的一以贯之的传统。梁启超的“新民说”强调“新民德”在于“开民智”,实际上就是继承了这样的传统。还有《大学》讲“明明德于天下”,意谓德性修养是治国平天下的价值根据。梁启超的《新民说》专门“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显然也是继承了《大学》这一思想的。  
    从上述中国近代哲学的四个主要问题来看,近代哲学对传统哲学是变革和继承的统一,因而成为中国整个哲学史的有机部分,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新阶段。 
    作者:陈卫平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