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句话撬动中国千年管理壁垒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8:11:17 大道知行 大道知行 参加讨论
提起范仲淹，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千古名句，仿佛他这种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情怀使其扬名立万。然而殊不知，从管理学角度来看，他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范仲淹（资料图 图源网络）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当读到这句话时，很多人都会被范仲淹这种博大的情怀所感动，为其视天下为己任的豪情所感慨。细观范仲淹，深入品析其思想世界，隐约间，你会看到儒家管理思想正蜿蜒曲折地向你走来。 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后人论及范仲淹，往往称道他的操守和事功。但从管理思想角度看，范仲淹的重要性并非在直言进谏、抗击西夏、主持新政这些方面，而是在他确立的士大夫精神方面。 所谓士大夫精神，是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与治理天下之志的结合。孟子曾经强调，普通人的思想与态度与其物质产业相匹配，“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那些德行修炼达到一定高度的士，才能不依赖于产业支撑而成为社会中坚。“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范仲淹则把这种思想推演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且强调士大夫以忧患意识为主导，“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要胸怀天下；“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资料图 图源网络） 这段话，说明了士大夫的担当和责任，所以脍炙人口，千古传诵。思孟学派在修身方面弘扬了儒学的基本精神，而且为由修齐到治平构思出德治仁政的思想路线，但没有提供由修齐到治平的操作路线。所以，汉代以后，独尊儒术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上的指导。到了范仲淹，则变为一种行为上的践履。可以说，范仲淹是儒者从政的提倡者。 这种从政已经不再是从五经中寻求答案，而是要追求士大夫的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不再局限于儒者个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担当。所谓从政，不仅在庙堂，而且在江湖。也就是说，以天下为己任，不仅仅是一种职责，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生使命。 忧国爱民，心怀天下，“进则持坚正之方，冒雷霆而不变；退则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润州谢上表》）“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谢转礼部侍郎表》）钱穆认为，这是一种时代精神，被范仲淹呼唤出来，此即他的伟大之处。同孟子的“夜气”“浩然之气”相比，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是儒者个人意义上的大丈夫，而范仲淹则把其变成了社会意义上的大丈夫，由此打通了修身到治国、内圣到外王的践履通道。 在士大夫的养成上，范仲淹重视名教。他曾教导青年张载放弃抗击外敌的追求而去读《中庸》，理由是“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他曾赞颂东汉严光“大有功于名教也”。今人言及儒学名教，多持批判角度。而范仲淹所说名教，无非怀仁抱义，尊礼贵德，以诚立人，弘扬三纲五常。“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朱熹认为，在学问上，范仲淹粗放而不精密，但在风气上，范仲淹“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 二、委以人臣之职，不委以人君之权 范仲淹治理国家的基本思路，见于他的“四论”。在《帝王好尚论》中，他并不赞成老子主张的无为，认为帝王是天下的表率，所以其好尚关系到政风民俗。“圣帝明王岂得无好，在其正而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为正，故能天下归心；桀纣秦隋，所为不正，故招丧乱之祸。在《选任贤能论》中，他强调“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选人之道应当遵循孔子的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重俊义，斥柔讷，勿使英雄失望于时。在《近名论》中，他反对老庄的养生保身，主张弘扬儒家名教，以激励天下之忠臣烈士。在《推委臣下论》中，他主张强化君权，委政大臣。 关于君主与大臣的关系，是范仲淹最上心的问题。他认为，君主离不开大臣辅佐，然而重用大臣又可能导致君权旁落，所以在君臣关系上必须做到“委以人臣之职，不委以人君之权”。  委以人臣之职，不委以人君之权（资料图 图源网络） 凡是治理国家的内政外交、文治武功、莅民治事、上下庶务，都属于人臣之职，均可委任臣下办理；凡是“区别邪正，进退左右，操荣辱之柄，制英雄之命”，都属于人君之权，必须由帝王亲掌，绝不能委给臣下。 按照范仲淹的这种思想，执行权乃至决策权均可委之大臣，但清要雄剧之职的用人权、组织制衡的职能配置权以及组织运行的监控权，一概归之君主。皇帝之下的国家治理系统，以宰辅（文）和将帅（武）为主体，以御史监控整个系统，以京尹管控核心区域，以有司分理金谷刑法，以州县教化黎民百姓。而君主则掌握不同类型的人才储备，区分宰辅人才、顾问人才、谏诤人才、将帅人才，然后恰当使用。用人大权独揽，庶务小权分散。“圣帝明王常精意于求贤，不劳虑于临事。精意求贤，则日聪明而自广；劳心临事，则日丛脞而自困。”在这些方面，范仲淹并未超出前代儒者的思想水平。 三、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 范仲淹和欧阳修，在儒家强调的谏诤方面不愧为出色的代表，他们二位为人的正派，意志的坚定，儒学修养的深厚，加上宋朝对台谏的重视，政治环境的宽松，使他们的谏诤行为垂范史册。如果说，唐代魏徵的进谏和太宗的纳谏，还属于小心翼翼的政治改良，那么，宋代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的强谏，则已经形成大张旗鼓的习惯性制度。史称“尝考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宋史》卷390论曰）此时的谏诤，已经成为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而言谏的荣耀，既要立足于谏官的个人品质，又不仅仅来自于个人品质。儒家的批评者角色，已经被职业化制度化。  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资料图 图源网络） 欧阳修自己称，为官“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不妨说，儒家的道统传承，在宋代的台谏中有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并且以近乎严苛的眼光审视着政统的正当性和治理的合法性。 在体制建构上，皇帝与宰执的互动，构成政务决策系统；台谏对宰执的制衡，构成决策检验系统；台谏对皇帝的进言，构成决策纠错系统。台谏与宰执之间的张力，形成中国特有的权力制约。皇帝以任免两部分官员的权力，调整这种张力的大小和方向。这种话语权和行动权之间的制衡体制，正是儒家道统与帝王政统互为作用形成的。 顺便指出，从南北朝以后，中国的监察制度就形成了“风闻奏事”的传统。史称御史台“旧制但闻风弹事，提纲而已”。注曰：“旧例，御史台不受诉讼，有通辞状者，立于台门，候御史，御史竟往门外收采。知可弹者，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通典？职官六》）可见，所谓风闻奏事，并非没有根据，而是略去举报人姓名的一种保护方式。即便是道听途说，也应当有确切来源。 很多人都把风闻言事作为台谏可以言事不实的证据。王安石就是这样理解的，他说：“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但言事不实是否加罪，要根据具体情况。在宋朝鼓励进谏的情况下，不加罪意味着朝廷宽大，而不是允许捕风捉影。批评可以有误，但弹奏官员必须有据。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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