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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近代湖南人才辈出 勇冠全国?(3)


    另一方面,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中的苗、瑶、侗及土家族长期相处,既有彼此争斗,亦有相互联姻。据谭其骧对宝庆一府和靖州、湘阴七州县中土著九族的考证,发现有四族系蛮族后裔。所以谭其骧认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
    
    沈从文 湖南凤凰人 苗族(资料图 图源网络)
    也有人说:“汉人与苗人通婚,成了一个混血的民族,所以才有特殊的个性。”近代维新志士、民国“第一流人才内阁”总理熊希龄即为湘西凤凰人,人称“熊凤凰”,祖籍江西丰城,母亲吴氏系苗族。这即是例证之一。
    综上所述,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移民,使湖南全省人口素质实现了更新,带来了移民所有的开拓精神与进取意识,加上与少数民族联姻,吸收了苗瑶等族强悍、刻苦的习性,从而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他省的特殊的民风: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尚气好胜,霸蛮任性。
    受这种民风熏陶的学子士人,也逐渐形成特殊的士气文风:质朴淳实,不尚浮靡,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多带血性却又负气好胜。
    湖南所特有的民风士习,被人称为“吃得了苦,耐得了烦、霸得了蛮”的“骡子脾气”。既有马的刚烈,又有驴的耐性。有了这种性格,种田不怕苦累,汗水换来收获,读书不怕艰辛,砚田笔耕,终有所成。
    第二、湖南建省与南北分闹为湖南士子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机制。成长的基本素质,有成长的坚强性格,还必须有使有才之人脱颖而出的机制。
    在清代,学子士人要想成才,要想获得社会的认可,要想进入仕途以大显身手,一般来说必须通过科举考试,必须取得功名。
    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到清代已推行了千余年,虽然有不少弊端,明清的“八股取仕”在后人看来纯粹是禁锢和摧残人才的敝政,并且已于清末加以废除,但历史地看,科举比之于“乡举里选”和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九品中正制疑是一种进步,下层士人可以通过考试的公开竞争获取仕进的机会。
    
    郭嵩焘 湖南湘阴人(资料图 图源网络)
    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就是生动地反映。古代不少有作为的政治家,如唐代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宋代范仲淹、包拯、文天祥,明清时的海瑞、于谦、陶澍、林则徐等等,都是通过科举即所谓的正途出身而登上政治午台的。
    在清代雍正以前,湖南还是湖广省的一部分,省会在武昌,考举人的考场即“闱场”设在武昌,湖南的秀才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费用浩繁,特别是要越过八百里洞庭湖,风狂浪险。陈鹏年写道:
    洞庭之水,自夏至秋,盖巨浸汪洋,绵亘数百里,狂风恶浪发作不常,当大比之年,贫寒士子,或十数人,或数人敛费僦舟,冲涛而往,一舟覆溺,则所损者多人,一番沦波,则各郡县引以为戒。于是湖南士子畏怯不前,有终身未见场屋者。动曰湖南人少,是因洞庭之险而少。
    
    杨昌济 湖南长沙人(资料图 图源网络)
    杨昌济曾经也说过:
    以前科举时代,南北合闱,湖南士子,惮泛重湖,赴试者少,获隽亦难。有一年仅有一人中试,当时巡抚特加宠异,赠以“一鄂横秋”之匾。风气闭塞,人才寥寥,可想而知。
    他还谈到自己的外祖父向肇昆,就是因为陪伴两个弟弟去武昌赴考,途中过洞庭时遇大风浪惊吓得心脏病发作而死的。
    南北合闱的结果使湖广省中举的名额多被湖北人占去,湖南中举的人极少。各县的教谕一职例由举人担任,因此也大都由湖北人出任。
    雍正元年(1723)设湖南布政使司,湖南正式建省,第二年没湖南巡抚,驻长沙,同年南北分闹,湖南首次单独举行乡试,中试名额49名,副榜9名,仅比湖北少1名。武举25名,与湖北同,从此成为定制。
    
    唐才常 湖南浏阳人(资料图 图源网络)
    建省与分围既免除了风浪之险,又减轻了士子的经济负担,名额的划分又增加了湖南士子中试的机会,从而激发了湖南士子进取心和求得功名的积极性,促进了“人才之奋起”,正如杨昌济所说的那样:“湖南与湖北分围以后,文运大昌。”“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此分围之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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