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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考古重现千年绕梁余音


    文/程旭、王霞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悠远绵长,与劳动生活相伴随的音乐也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瑰宝之一。近年来,对“长安古乐”(西安鼓乐)的研究成为陕西学界多学科观照的焦点之一,考古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视角,已经成为不少古乐研究者学术研究的重点。
    考古发现极大丰富音乐史
    纵观中国音乐史,除琴曲,经过打谱,可以了解到唐、宋以来及唐以前的音乐作品情况外,传世的古乐谱极为稀少,即便有,也不知如何演奏。音乐史的研究长期以来面临着诸多困境。近三四十年,由于一些考古新发现,例如湖北随县战国初期编钟的发现等,使我们能够根据实际音响,获得对中国乐律的新认识。由于对古乐谱,例如对宋代姜白石歌曲谱的翻译、对敦煌琵琶谱的研究解读等,使我们得以听读一些古代的音乐作品,这就从音乐上丰富了我们音乐史的内容。
    而对民间古老乐种的发掘研究,更是一种活音乐史的研究。对西安鼓乐,从众多乐谱抄本的抄写年代看,它盛于明清两代而流传至今,而从谱式、谱字、曲目、乐曲结构等方面考察,其历史渊源相当古远,可以上溯到唐宋时期。对它的研究,可以看到我国传统音乐发展的一些轨迹。
    
    南越王墓勾鑃
    考古发掘证实,至迟在西汉中期,南越已仿照西汉中央政府的各项制度,建立了称为“乐府”的音乐机构和规模宏大的钟鼓乐队。这个乐队既有南越“乐府”铸造的带有商文化因素的编饶(勾鑃),也有不少明显具有汉文化特征的编钟、编磬、琴、瑟等。其中,编铙由8枚组为一套,编钟由甬钟5枚与纽钟14枚组为一套,编磬由大小8枚与10枚组为一套。
    与南越相比,滇国的音乐和乐队则是一番奇异的景象。早在战国时代,滇人已经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青铜编钟与铜鼓等乐器。进入汉代,编钟已由6枚筒形钟与1枚羊角钟组为一套,凡遇重大庆典,可与铜鼓、葫芦笙等乐器一起演奏。在滇人的日常生活中,铜鼓与葫芦笙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近年出土的石寨山贮贝器上的画面:一位贵族高坐在“干栏”式房屋的上层主持祭典,周围环列铜鼓十六具,象征其身份与权力。房屋对面地上放有大型铜鼓两具,其间立一铜柱,上缚一人。大型铜鼓旁边,人们或坐或立。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诅盟场面贮贝器(局部)
    铜鼓在西瓯也相当流行。据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遗物来看,它的乐队由竹笛、越筑(越族的筑)、擒(一种形制特异的琴)等管弦乐器演奏旋律,另由木腔革面的大鼓与具有固定音高的编钟、铜鼓、铜锣等打击乐器进行伴奏。
    西安音乐学院“长安古乐学社”的专家学者几十年来上百次的采集、学习、研究鼓乐,走访西安市区、周至县、户县、蓝田县等地,涉及数十位民间艺师,留下数百小时的原始录音资料;涉及何家营、南集贤、城隍庙、东仓、西仓、迎祥观等多家鼓乐社,并将19个民间鼓乐社的遗址照片和演奏照片作为历史资料珍藏。这实际上也体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考古作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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