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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图读经,事半功倍”:中国礼图传统


    文/张涛
    中国古代礼学中有着绵延不绝的礼图传统。
    顾名思义,礼图是对礼和礼学思想的图像表现。历代礼学文献汗牛充栋,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文字,而礼图则以图像为主、文本为辅,在礼学文献里独树一帜。礼图大致分为仪节图和礼器图两类,前者关注行礼仪节,后者以行礼所用的器物为主要对象。本来,礼图只是从属于礼学本经——《仪礼》的学问辅助工具,范围应以礼经为限。但《仪礼》与《周礼》、《礼记》既汇合为三礼之学,礼图中王国经野等图像比例大增,加上礼经中原有的丧服服叙内容,虽非器物,但均勉强归入礼器图这一类中。
    最著名的礼器图是五代宋初聂崇义的《三礼图》,仪节图是南宋杨复的《仪礼图》,不过,礼图之学的诞生却绝非迟至宋代。
    郑玄有画过礼节图吗?
    有人说东汉六玉碑是最早的礼图,这不对。从文献著录上看,也许只能追溯到汉末郑玄那里。作为一代礼学宗师,郑玄将礼的升降周旋注释得如指诸掌,对礼的名物制度也是如数家珍,令人推想他作注与讲授当时,一定配有礼图。《隋书经籍志》就记载郑玄和阮谌等撰有《三礼图》,惜已亡佚,后人猜测隋代开皇年间官修礼图中提到的“郑氏”,很可能就是郑玄。问题是,郑玄礼图是礼器图吗?还是仪节图呢?
    清人陈澧说郑贾作注作疏时皆必先绘图,这是认为郑玄有仪节图。然而聂崇义号称“博采三礼旧图”,或许参考过郑氏图,可所绘尽是礼器图,莫非是沿袭了郑图体例?倘若往东汉以前追溯,则仅有马王堆出土的丧服图比较接近于礼图,但性质接近礼器图。从前后源流来看,郑玄《三礼图》似乎不包含仪节。
    
    马王堆丧服图
    那么,郑玄在讲经习礼之际,难道不曾用过图示来展现古礼的揖让进退吗?却又未必。只是东汉去古不远,礼仪尚可传习,亲身实践便好,还不需要就此著书立说。而礼器,特别是其形制和名称的对接则不然。礼器图或即因此而先于仪节图诞生。倘若礼图的演进次第确实如此,那是否说明器物层面的变动有时比行为仪式的变迁更为迅猛?
    经典诠释、古器古制、现实生活与图像再现
    礼图在宋代繁荣,诟病也伴随而来。宋朝廷最初想用《三礼图》为范本制礼作乐,而效果不佳。随后《考古图》、《博古图》纷纷涌现,开启新的学术趋向,旧式礼器图转衰。欧阳修就讥刺聂崇义所绘与出土古器不同,有人甚至说《三礼图》“于经无据”,到后来,连同照此仿造的祭器也一同遭到批评,郑樵云“徒务说义,不思适用”。
    杨复也画过礼器图,名为《旁通图》,但主要致力于仪节图,成为《仪礼图》的主体。据说当时赵彦肃绘《馈食图》,朱子很欣赏。杨氏此举即秉承乃师遗志,以为图成则义显,礼经中“凡位之先后秩序、物之轻重权衡、礼之恭逊文明、仁之忠厚恳至、义之时措从宜、智之文理密查”,都藉以“昭然可见”。
    这当然太过理想化。杨复《仪礼图》虽是仪节图的典范,可是礼经仪节问题却无法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们把后世几种有名的仪节图稍加比对便能看出其间的差异。礼经只一本,而礼图却有多种,哪里搞错了……
    其实,之所以存在这些差异,大致不外是因为:一、作图者对经文的解读不同,乔秀岩老师就总结过一众经学家阐释左转、右转仪节的“四种画法”,简直无异于一部具体而微的经学观念衍生史;二、作图时有无古器古制参照,或是参照了何种古器古制,肯定会反映在礼图中;三、经学家常有意无意用其从时代生活中所感知的“常识”来重解经典,这一点对礼图的影响似乎比一般文字解经更大;四、图像绘制手法也会对礼图造成影响,同样是表现士人相见的画面,黄以周无疑比吴之英形象得多,虽然普通人还是看不大懂。
    
    《礼书通故》所绘“士相见礼”
    
    《寿栎庐仪礼奭固礼器图》所绘“士相见礼”同样是表现士人相见的画面,黄以周的图无疑比吴之英的图形象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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