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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何研究礼


    文/李纯一 于颖
    打开传统,面向当代、面向世界,才能去除过于宽泛的范围、内容和不合时宜的实践,在文饰和节制之间,探索出新的礼仪形式,构建新的社会道德。盲目恢复过去,回到一百年前,未免可悲,也注定失败。
    
    明《孔子圣迹图》中,孔子问礼于老子。
    “四月天气,淡日晴和,春山新绿,春水漪涟,坐在雕花格子窗前,望望南屏山,谈论经儒传记,亦平生快意事。”
    1963年2月,47岁的沈文倬调至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春寒料峭的时节,他随老友周采泉一起,拜谒了住在蒋庄的经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此时,长髯飘拂的马老已近耄耋之年。4月下旬,这位正当盛年的礼学研究者怀揣第一次未及请益的几个问题,再造蒋庄。
    
    沈文倬(资料图 源自网络)
    沈文倬在《蒋庄问学记》里记述了他与马老之间的对话:
    先生甚重视这个问题,急促地问:“《诗》、《书》在周初有部分存在,‘礼’、‘乐’形成于此时有何根据?”
    我说:“礼、乐在周初都不是书。礼是贵族们举行的典礼,平时练习,用时实行,不靠文字记录而存在。”我虽很早就持这种主张,但在那时认识还不够全面,举证也欠充分,不像后来撰作论文时说得清楚。
    先生似乎不以为然。
    我说:“我们在解放前都曾见过世家巨族举行婚丧喜庆,绅士们文化既不高,手头又无任何书本好依据,然而他们熟练地有条不紊地主持和参与,无非得之于父兄师长一代一代的口耳传授和幼年的习练,可见‘礼’的特征重在实践,《仪礼》书本没有写成而典礼已经在举行了。”
    先生听后也笑起来了,连称“信然、信然”,“这倒应该继续研究”。
    可惜,第二年,谈论古学的风气戛然而止。1966年“文革”开始后,马一浮以“反动学术权威”、“封建余孽”之名遭红卫兵批斗,被迫迁出蒋庄。一年后,病故于浙江医院。沈文倬也开始陷入运动的大潮,白天承担繁重的劳动,每日仅得深夜两三小时在昏灯下研《礼》、写作。
    1959年,甘肃武威出土汉简本《仪礼》九篇,经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等学者的整理释读,甘肃省博物馆和中科院考古所于1964年出版《武威汉简》一书。早年师从礼学大家曹元弼的沈文倬,得书后如获至宝,积十数年零碎时间研读。在顾颉刚先生的推荐下,于1985年在《文史》发表《汉简<服传>考》,1990年发表《<礼>汉简异文考》。武威汉墓中发掘得来的《仪礼》九篇,共存字27298字,比现存熹平石经七经残字总字数,还要多出近两万字。且首尾完整,次第可寻。整理者兴奋地称其为“晋泰康二年汲郡魏冢出土竹书以后,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量经书的重现”。然而,武威汉简的研究,几十年间却门前冷落。按照《武威汉简<仪礼>整理与研究》一书的两位作者张焕君、刁小龙的解释,“这固然与其主要内容为《仪礼》,而《仪礼》一经在众多经典中又属冷僻专门有关,但与它的‘生不逢时’、宣传不够,想必也有莫大干系。”
    今天,马一浮连叹“斯文扫地”的年代已经过去,百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清算”势已停歇,“吃人的礼教”、“孔老二”这些一度漫天横飞的标签烟消云散。中国乃“礼乐之邦”的名号被一再提起,学界三礼研究的发展、民间恢复礼俗的努力,都在表明,如今我们又走到了一个尚礼崇文的时代。
    2014年12月,第三届礼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沈文倬先生逝世五周年活动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举行。本报记者采访了与会学人及其他同道,试图勾勒今天礼学的面貌。
    
    左起,张颂仁、彭林、邵志飞在观看士冠礼制作视频。
    
    礼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战国时代,《诗》《书》《礼》《乐》《易》《春秋》开始被称为六经。六经“对于士大夫们来说,犹如农民同种植的关系”,所以又有个别名,叫六艺(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
    
    
    演员和学生们在录制现场

    而“六经”以“礼”为锁錀。清代礼学大家凌廷堪曾有诗:“儒者不明礼,六籍皆茫然。于此苟有得,自可通其全。”说“礼”之于“六经”,“如衣之有领,如官之有联。”
    然而,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现代学制的兴起,经学在现代读书人的知识体系中不再占据核心地位。从前只能信仰、不可怀疑的经学,担负着传统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功能,而到了20世纪,帝制被推翻,孔子和经学也都被拉下神坛。曾经在经史子集里排在首位、高过其他学问一头的经学,也只得分散拆解,到现代大学的各个科系里寻找安身处。
    六经里,除了因秦焚书而亡佚或被认为本就无经的《乐》,其他五经及其所代表的学问,都勉强可在西方知识体系里找到对应的位置。《诗》属文学,《易》属哲学,《尚书》和《春秋》都可归入历史系研究,似乎只有礼很难归到现代的学科分类之中。
    礼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目前这样的学科建制,是否会“削足适履”,导致它在今天成为“绝学”呢?
    “礼学实际上是中国最古早的学术总成”
    礼学主要指三礼之学,一般以《周礼》《仪礼》《礼记》(《小戴礼记》)为基本经典著作。前代学人也连带研究《大戴礼记》,所以实际上是四部典籍。
    三礼的文本出现于先秦,到东汉末年,经过郑玄的校订整理,正式确立其作为一门专门学问的地位。南北朝以下礼学在科举中的最大经典是《礼记》,北宋王安石推《周礼》,南宋朱熹重《仪礼》。及至清代,学者们利用历代石经校勘、研究《仪礼》,礼学在音韵训诂、版本目录之学大发展的清代达到极盛。
    与其他经典略有不同的地方在于,礼学实际所涉范围、包含内容十分广泛。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里的判断是,“礼在《诗经》时代,已转化为人文的征表”,并且是“当时一切道德的依归”。故去的著名礼学家钱玄在《三礼通论》中曾以“上古文化史”来概括。
    “礼学实际上是中国最古早的学术总成。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以及中间所有的人事,都是礼学的范围。”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林素英看来,因为现代学科的专精分化,人们反而会不晓得这些学术的源头在哪里。“礼学跟现代虽然确实有不小的分殊,但其实它最讲求实用性,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绝对不可能绝。”
    
    在黑龙江安达草原拍摄的蒙古式射法演示:
    右手拇指戴扳指,食指压在拇指上,左手扶箭,箭放在弓的右侧发射,图中的弓弦即为现代复合材料制成。
    “礼学研究或者说经学研究的基础在于文献学研究,有了文献学的基本功,就有能力来阅读这些经典。这是基础,但未必就是唯一目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刁小龙表示。近现代以来,西学新潮涌入,三礼研究在艰难中发展、转变,彭林认为就方法论而言,最突出者有三:一是《周礼》研究与史学的结合,二是《仪礼》研究与考古学、民族学的结合,三是《礼记》与郭店楚简等出土文献的结合。
    
    现在箭镞制作材料已经多样化,很少有青铜质,多用铁质、钢质,也有橡胶质、塑料质、银质等。
    现代学术的意义绝不是要废除传统学术,而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学术。有关“礼”的学问,不仅仅在于经典文本书面文字,更在于政治制度、文化政策和日常生活。它在现代学科分类中确无合适的归类,但正是这样,哲学、中文、历史、社会学等不同科系的学者都在研究、交流。“目前的学术比较自由,受现代学科体系的限制并不严重,因此礼学研究反而呈现较繁荣活跃的局面。”师从王文锦先生、曾协助王先生修订中华书局校点本《周礼正义》和《礼书通故》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乔秀岩(桥本秀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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