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何时来北京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6:10:51 张卫东博客 张卫东 参加讨论
昆曲原称“昆山腔”，亦简称“昆腔”，近代以来才称为“昆剧”，至于“昆曲”的定名多是泛指“水磨调”，而北京人素来习惯称为“昆腔”。 根据一些笔记资料基本认定在明朝万历末年昆曲进入北京宫廷，一般的戏曲史料典籍中也是这样认定，但是如果仔细推敲恐怕这些资料只能标明昆曲当时在北京已成为主流声腔，如果追根溯源最早来北京的昆腔可能是在明·英宗的正统年间，它历经一百多年的不断完善才形成万历年间的那种情况。  张卫东在西便门外白云观戒台串演旦角《南柯梦·情尽》之瑶芳公主 当时北京民间的昆腔演唱始终受到官僚士绅们的青睐，而彼时的北京与清代的社会情况不同，大部分当权者皆是江南籍官员，他们的精神享乐与家乡息息相关，可以说北京是最先受到江南影响的，据明代都穆《都公谈篡》卷下中记载： 吴优有为南戏于京师者，锦衣门达奏其以男装女，惑乱风俗。英宗亲逮问之。优具陈劝化风俗状，上令解缚，面令演之。一优云：“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云云。上大悦曰：“此格言也，奈何罪之？”遂籍群优于教坊。群优耻之，驾崩，遁归于吴。 通过以上文字可以得知当时的南戏是苏州籍艺人表演，而他们所唱声腔即是“昆山腔”。“以男装女，惑乱风俗”，也可以说明那时的昆腔就有男演员扮女角的传统，昆曲这种以男演女的习俗一直沿习到解放初期。因原文中所言剧种为“南戏”，故不被多数讲究家们重视，他们认为该班所唱之曲不是昆曲。但李真瑜先生在《北京戏剧文化史》中明确说明此说有待商榷，他认为事实上“昆山腔”早在元末时期就已形成，并引用魏良辅《南词引正》的“国初有昆山腔之称”作为实证，所以昆曲来北京应提早百余年。 当时通常把“吴优”皆通作为“吴地优伶”来理解，既是苏州籍艺人，演唱昆腔是无疑的了。在《北京戏剧文化史》中选录了明人韩邦靖（1488～1523）的《席上赠歌者》一段诗文为证，说明最迟昆腔也应是在正德或嘉靖初年来北京了。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风柳宫前并，晴花苑外深。 主人市燕酒，留客听吴音。 这里的“吴音”就更清晰地说明在北京听昆腔是当时的一种高雅之事，而“吴音”也是当时对昆腔的别称。由此可以断定在正德至嘉靖初，北京人就以观看“吴优”演唱的昆腔为时尚了，也就完全标明了昆曲这一阶段在北京扎根了。 万历年间以后昆曲在北京成为独霸剧坛的领军声腔绝对无疑，在史玄的《旧京遗事》中记载： 今京师所尚戏曲，一以昆腔为贵。 这里我们还要说明一点，在北京素来把昆曲称之为“昆腔”，这是几百年来的老传统。不论是文献典籍还是内廷戏曲档案记录，用昆腔作为声腔的称谓久已经约定俗成，而以“昆曲”作为声腔称谓则是近代的事情。侯玉山先生在口语里一直把昆曲称为“昆腔”，他是教过我最年长的老师，生于1893年。我的另一位老师朱家溍先生也常把昆曲称为“昆腔”，大概而后生活在北京的的人们才习惯称为“昆曲”吧。 在北京人的口语里称昆曲为“昆剧”还是近几十年的事，这是因为只有北京的北方昆曲剧院还是延用“昆曲”作为声腔剧种名称，而全国其它职业院团皆以“昆剧”作为声腔剧种的名称，所以北京人改“昆曲”称“昆剧”又不太习惯了。昆曲被世界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5月18日评定为“人类口头非物质遗产”后，在全国范围内又有将“昆剧”改称为“昆曲”的趋势，而且各种演出、研究选题、图书名目也都改称“昆曲”了。 明代嘉靖年以后，北京正阳门外商业区逐渐形成，昆腔戏班的聚集地可以说几百年都没有离开过这一带。在一些反映北京明代末年生活的笔记小说中描绘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在《梼杌闲评》中的第七回中是这样写的： 进忠拣个年长的问道：“这可是戏班子的下处么？”那人道：“不是，这都是小唱弦的。若要大班，到椿树胡同去。” 这里讲的“椿树胡同”就是在今天的宣武门外“椿树园小区”，前些年这条胡同还在。这一带自明朝到今天还是梨园子弟们的聚集区，民国年间昆曲名家曹鑫泉、钱金福等人的后辈们如今还在此居住。当年从事昆曲的艺人曾经因其衰落而改习京剧，但他们仍旧没有离开椿树胡同这一带。 《梼杌闲评》书中还写道： 一娘在巷口，进忠走进巷来，见沿门都有红纸帖子贴着，上写某班某班，进忠出来问一娘是甚班名，一娘道是小苏班。 这里的“小苏班”是指专门唱昆腔的年幼优伶戏班，承应昆曲清唱或是演出一些人少的歌舞小戏。 另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去将一条路都走遍了，也没得。那人道：“五十班苏浙腔都没有，想是去了。” 以上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北京城区的民间就有五十多个戏班，苏州班专唱昆曲，另有浙江班专唱海盐腔。 在《梼杌闲评》的第十回里写还道： 七官问印月要甚么班子。印月道：“昆腔好。”七官道：“蛮声汰气的，甚么好，倒是新来的弋腔甚好。”印月道：“偏不要，定要昆腔。”七官不好拗他，只得去定了昆腔。 这些文字又可以让我们知道，即便是在魏良辅加工提高昆腔之后的“水磨调”时代，“昆曲”的称谓在北京还是没有叫开，而以“昆腔”作为北京人的习称确实由来已久。 明朝中后期，北京民间应比皇宫内廷上演昆曲繁荣。北京当时不仅还维持着元朝遗留下来的一些北曲杂剧，吸收众多南曲戏目以及魏良辅加工成功的“水磨调”。到万历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水磨调”风靡京城，将诞生在北京的北杂剧有逐渐压倒之势，而且还把北杂剧的演唱形式吸收到昆曲中。 嘉靖年以前北京职业戏班虽能演南戏但还多以北曲杂剧支撑，而“水磨调”的唱法是在万历年间蓬勃发展。以至于后来演唱北曲的戏班逐渐多演南戏曲目，最终被这种“水磨调”所代替。 明人王骥德的《曲律·论曲源》中说： 入我明……始由南北画地相角，迩年以来，燕赵之歌童舞女，咸弃其捍拔，尽效南声，而北词几废。 这里所说的“迩年以来”，是指当时的万历年间。这里的“尽效南声”不一定全是昆曲，还应该有“弋阳腔”以及“海盐腔”等声腔剧种。这在明人徐渭的《南词叙录》中可以得知，万历时进入北京的南戏声腔还有弋阳腔，但是到了北京以后逐渐改用京音演唱，最终发展得面目全非自行消亡。 徐渭《南词叙录》是这样讲的： 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 虽说弋阳腔在北京成为时尚，但当时的昆曲依然是很受士绅阶层欢迎。久在北京居住的官僚们多是江南原籍，他们嗜爱昆曲已经成为习惯，而且在家班不够承应的情况下，在北京城里请职业戏班演出也很方便。  “西山采蘋”社依照古法在南海子团河行宫敞轩中的昆曲清唱同期 职业戏班的演出场所不同于小型家班演出，不仅能在家班常演的私人厅堂、敞轩表演，平时还长期在庙台、广场草台、会馆戏台、戏楼以及河边水台，甚至在船上的浮台上演出。这些舞台有固定的，也有临时或半临时性的。因为舞台有别于一般家班，所以演员的表演风格也大相径庭。 如果说“昆腔”进北京是从明朝的正统年算起，那么应该早于我们现在公认的万历年一百多年，就是保守计算也应该从正德或嘉靖初年来北京。 （原载中国档案出版社《茶余饭后华北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