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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熟”的哲学


    “熟”是中国文化一个极富意蕴的概念,我们经常说“成熟”“熟能生巧”“驾轻就熟”“瓜熟蒂落”等等,谚语也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等。
    曾国藩认为不管是读书做文章,还是做人做事,要成功都要靠“熟”这个字,并进一步提出一种“熟”的哲学来。这里的“熟”指文章、书法等技艺方面,或者修身悟道方面达到一种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状态和境界。
    天下万事贵熟
    
    天下万事贵熟(资料图 图源网络)
    曾国藩说:“妙也、巧也、成也,皆从极熟之后得之者也。”
    “五谷不熟,不如荑稗”,意思是五谷如果不能成熟,还比不上能结实的野草,比喻条件素质再好,如果最后不能有所成就,那就还不如素质条件差的。
    曾国藩对这句出自《孟子》的话大加赞赏。曾国藩本人的资质并不高,读书也没有绝佳的记忆力,但是他坚持一个“熟”字,“一书未读完,断不看他书”,“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一点点吃透弄熟,绝不马虎过去,从而学有所成。
    曾国藩承认自己天资平平,他说:“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就是这中等之材在“熟”后做出了让人瞩目的功业。
    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
    
    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
    曾国藩说:“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即人之所以为圣人,亦是先立规模,后求精熟。”
    这里的“规模”有“规矩”“格局”“目标”等意思。要成人必须要有规矩,人生要有大的格局和长远的目标,这些都是修身中的“先立定规模”。
    曾国藩30岁时立志,以“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为“终身大规模”,这一“大规模”以后一直影响和支配着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有时候“立定规模”就是“立志”,曾国藩又说,“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立定志向(而致于熟),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
    曾国藩有一副自题联:“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他把圣贤视为自己的最大目标,他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做,所以曾国藩自己也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也就是说,无论帝王将相,圣贤豪杰,都有各自的一种志向,只要你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就好了,不问收获,只问耕耘,重点在“耕耘”两个字上。
    “熟”道之体:不挫于物
    
    “熟”道之体:不挫于物
    “不挫于物”出自《孟子》,指心不被外界屈服而始终保持道义,这是根本。只有保持最初之本心而持之以恒,不被外部的非议所扰乱,才能“不挫于物”,勇往直前,最后到达精熟的状态。
    李瀚章这样评价曾国藩:“其过人之识力,在能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动。”曾国藩这个人的过人之处,在于一旦看准了,就能够坚持定见,不为种种浮议所动摇。
    其实湘军首领中,胡林翼的见识与品德都不在曾国藩之下,然而胡林翼的成就却不如曾国藩,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胡林翼缺乏曾国藩这样的定见。用曾国藩的话说,胡林翼“于久经谋定之局,每至临事变其初计”,对于大家已经商定的方案,一遇到大的压力,就容易出现动摇,临时改变计划。
    曾国藩说,“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浮议摇撼”,原因很简单,耍嘴皮子比干实事要容易得多,若是有人提出一个计划,开始一个行动,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来动摇他的决心。
    天下的事情只是人尽力去做而已,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自然会有路走。“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如果刚刚受到挫折,或者听到别人不切实际的议论就心情沮丧,改变计划,那是成不了事的。
    因此,对于做人做事,既要有过人的见识,而在看明白以后还要有一种坚持,一种定力,一种意志,一种“倔强之气”。
    “熟”道之用:机应于心
    
    “熟”道之体:不挫于物
    “机应于心”出自《庄子》,指水到渠成、自然而熟,心中对“道”的体悟已到化境,得心应手,用于日常生活。
    《庄子》中有“庖丁解牛”的故事,对“机应于心”做了形象化的描写,厨师动作优美,合乎音乐节拍,瞬间把一头牛分解开来,而一把刀用了十九年还是不减锋利。
    厨师之所以有这样高超的技术,是因为他追求的是“道”,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技艺上。“机应于心”就是人道通于天道,在天人相通而走向成熟之中,化天道为人道,化天性为德性。
    到了“机应于心”的境界则兼容并包,撤去藩篱而有一定之规,那种思想资源都可以吸收利用,不必有门户之见。曾国藩除了讲儒家理学之外,对诸子百家也多有采获。
    他认为“立身之道”若是兼有大禹、墨子的勤俭和老庄的虚静,则可以“修己治人”,又说:“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这是对先秦诸子的赞扬和重视。
    对于用兵治民,曾国藩把申韩的严刑与孔孟的仁义揉在了一起:“锄莠去草,所以爱苗也;打蛇杀虎,所以爱人也;募勇剿贼,所以爱百姓也。”“不治以严刑竣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措手之处,是以一意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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