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评曾国藩：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6:11:26 心学 章继光 参加讨论
文/章继光 一 在一部风云迭起的近代史上，曾国藩与梁启超是两位接踵而起、引人瞩目的人物。两人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一为旧制度与纲常名教的维护者，位高权重的理学名臣；一为变法维新的志士与启蒙思想家。但梁启超对曾氏非但无一贬语，而且评价极高。他说：“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1） 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病逝于金陵两江督署。次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8日）梁启超诞生于广东新会茶坑乡。曾氏的逝世与梁氏的出生本属不相关的两件事，但梁本人却以此做起文章来。他在1902年所写的《三十自述》中说：“余生于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2）梁氏为什么特别突出这一点？在梁氏看来，曾国藩的去世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意味着晚清王朝一场短暂中兴之梦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一个风云多变时代的开始。在历史发展观上，梁启超是深信英雄人物的作用的。他认为时势可造就英雄，而英雄亦可造就时势。他说“意大利当罗马久亡，教皇猖披，奥国干涉，岌岌不可终日之时，而始有嘉富尔；普鲁士当日尔曼列国散漫极弱，见制法人，国体全失之时，而始有俾斯麦；美利坚当受英压制，民不聊生之时，而始有华盛顿。然则，人特患不英不雄耳，果为英雄，则时势之艰难危险何有焉？”（3）面对列强侵凌、国势日蹙的状况，梁启超深为忧虑，当此历史转折的关头，于是他便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沉重立命感。梁启超写作《三十自述》一文，正值戊戌变法失败后4年，本人亡命东瀛之际。他在具有人生里程碑意义的《三十自述》中述说自己经历的人生忧患，倾吐内心淤塞的苦闷与悲哀的同时，对曾国藩这位前代政治家流露出的怀念之情，使人感到他对曾氏的景仰之深。梁氏此种情怀随着时间的增长，阅历的丰富而与日俱增。从他青年时代发表的文章（如《新民说》），直至晚年的谈话（如《北海谈话录》）都明显体现出这一点。  梁启超与曾国藩（资料图 图源网络） 二 以觉世启蒙自命的梁启超，为什么会始终如一的对曾国藩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一问题乍看令人费解，但结合梁氏新民变革社会的思想便不难回答了。 首先，这种评价是要引起国人对改善与提高道德素质的重视，达到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凌下，在西方社会思想的影响下，国内有志之士变革社会的愿望日益强烈，但国人积弱不振的精神状况，官僚机构中腐败不堪的道德风气，极大地阻碍着这一愿望的实现。在梁启超看来，重建国人的道德观念与人生信仰，是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当务之急。 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首先得力于他的修身克己之功。他说：“在中国近世，勋名赫赫在人耳目者，莫如曾文正。试一读其全集，观其困知勉行、励志克己之功何如？天下固未有无所养而能定大艰、成大业者。”（4）他高度重视曾氏严于律己、持之以恒的修养工夫，说：“曾文正生雍、乾后，举国风气之坏，几达极点，而与罗罗山诸子，独能讲举世不讲之学，以道自任，卒乃排万险冒万难以成功名。”（5）又说：“曾文正在军中每日必填日记数条，书数页……自流俗之人观之，岂不以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乎？而不知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品格第一大事。”（6） 梁启超认为，曾氏不仅重视个人道德修养，而且善于推己及人，“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7）他说“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地约束自己……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了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般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罗（泽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8）  曾氏不仅重视个人道德修养 而且善于推己及人（资料图 图源网络） 第二，梁氏这种评价旨在鼓动青年肩负起救国的责任，并脚踏实地的努力行动。 如前所述，曾国藩虽然一生致力于修身，但他并不是一个只知高谈性理的理学家、道德家。曾氏追求“立德”是为了“立功”；他讲求“内圣”之学，是为了推行“外王”之道；他致力于心性修养，是为了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即“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为此，曾国藩十分重视知行的统一，强调“力行”，说：“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9），“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10）。可以说，曾国藩的道德修养最后落脚在一个“行”字上。是“力行”的信念使他作为一介儒生自觉地奔赴血与火的战场，从事于历史上一场罕见的卫道事业。梁启超对曾氏这种“因困而知，而勉而行”的力行精神十分钦佩。他说，曾国藩“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勇猛精进，坚苦卓绝。”曾氏一生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11）。他认为，中国要变革社会风气，实现改良政治、救亡图强的目的，十分需要曾氏当年的“力行”精神。他强调，要将救国的理想变为现实，关键在于行动。“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12）他替那些对变革旧中国持旁观态度的各类人物的嘴脸一一作出勾画，指出他们“或为不知责任之人，或为不行责任之人”，批评他们“知而不行，与不知等尔”（13）。梁启超对当时国人道德水准的沉落无比痛心，对上层统治者的腐败无比愤恨。他寄望于新一代的中国青年，激励他们以曾国藩等中外政治家为榜样，树立坚定的道德操守，以卓厉风发的精神行动起来，肩负起改造旧中国的重任。他满怀期望地说：“使举国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中国，其进步未可量也。”（14） 第三，梁氏这种评价旨在勉励国人树立坚定的目标，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实现变革中国的理想。 曾国藩从1853年帮办团练，至1864年攻克天京，在与太平军长达11年的军事较量中，历尽挫折，备尝艰辛。他初次出师即接连兵败岳州、靖港，后来在湖口受挫，数次处于绝境，本人几至被俘。在金陵决战中，面对太平军的顽强抵抗，加之疾疫流行，湘军伤亡惨重，曾国藩胆战心惊，旦夕彷徨，寝不安席，但最终赢得了胜利。这固然有对手方面致命的原因，但梁启超认为，曾氏制胜的主观原因不容忽视，这就是在他与太平军较量中坚韧不拔的毅力。梁氏说，天下古今成败莽然不一，“要其何以成，何以败？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15）他认为希望多与失望相随，人在失望之时，决不能绝望，要养其希望，“勿使失者，厥唯毅力。”（16）因此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唯毅力唯足恃”。（17）他指出曾国藩苦心经营衡州水师积年，“甫出即败于靖港，愤欲自沉”，“及同治元年，合围金陵之际，疾疫忽行。上至芜湖，下至上海，无营不病。”“诸统将皆呻吟床蓐，城堞无守望之兵，厨无炊爨之卒。而苦守力战阅四十六日乃得拔”，“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则其为失败之人无可疑也。”（18）故此，梁启超充满感慨和钦佩地说，“吾以为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得救矣。”“吾党欲澄清天下，文正之书不可不一日三复也”。（19） 梁启超此番感发正是他流亡日本之时。在此前几年，轰动全国的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就义，梁启超本人与康有为逃亡海外。此时，他痛定思痛，重温曾国藩的成功之路，旨在以曾氏坚忍不拔的毅力自勉，并鼓励“吾党之真有志于天下事者”，战胜失败后的沮丧情绪，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逆境中看到希望，以百折不回的毅力肩起民族救亡的重任，实现变革中国社会的理想。  在黑暗中看到光明 在逆境中看到希望（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三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每一种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揭示出历史研究的当代特征。德国学者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历史性”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一特征形成的原因。他指出，对历史的理解与阐释，受理解者、阐释者本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与历史地位的影响。所以他认为，所谓理解就是从被理解的东西译解成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在一切理解与阐释中，都含有阐释者本人经验结构。梁启超对曾氏的评论，也自然包含着他本人的经验结构，这主要是指梁氏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感受与认识，他从事变法维新的斗争经历，他进步的社会政治观、伦理观以及在上述基础上形成的与传统史学观所不同的新史学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的新史学观是他整个启蒙宣传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新史学》中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20）故他倡导“新史学”破除旧史学，目的在激励起国人的“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之时势而立于万国”（21）。 在梁氏之前，对曾国藩的评论不可谓不多，但一般人仅仅停留于“理学名臣”的评价。清朝被推翻后，则有人持“排满说”，指斥曾为汉奸。这两种看法，前者肤浅、陈旧，后者偏执、迂阔。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论超越于这两种观点之上，他既不是将曾氏仅仅作为一个效忠清廷的卫道者看待，更不是将他作为一个民族罪人看待；在梁启超眼中，曾氏是一个转移风气、改变历史的英雄人物。他从曾氏故往的“陈迹”中看到了“今务”，从历史“事实”中看到了今天的“理想”。他实际上是通过评论曾国藩而呼唤着时代的变革者。由于梁启超结合中国救亡图强的实际，用先进的社会史观对曾氏其人作出了新的阐释，因而表现出他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家与历史学家的一种深邃而宏阔的眼光；同时也推动国人对曾国藩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对梁启超这种借鉴传统的阐释方法我们并不陌生。 一般来说，出于对近代文明的追求，对封建专制的反感，梁启超在理性上对中国旧有传统一度有所疏离，在戊戌变法前后及这以后的十多年中尤为突出。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爱国思想以及所受传统教育的深厚影响，他对旧的传统在感情上又保持着难以割舍的联系。这种情况，使得梁氏往往通过对传统的阐释来达到宣传改造社会舆论的目的。梁启超对中国历史上的各类“圣人”、“英雄”从不带有一种宗教式的盲目崇拜。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需要遗产，之所以推崇历史上的英雄，是因为他们在变革中国的事业中能起到借鉴的作用；是出于对他们“以身为教，因以养成一世之风尚，造出所谓时代的精神”感动与钦佩；（22）英雄留给今人的不是他们永恒不变的功业，而是他们的英雄行为和精神；变动不居、向前发展的历史，需要后人不断创造新的成果，建立新的功业。如梁启超对孔子的评价，固然把他看成一位了不起的古代“圣贤”与“豪杰”，但他同时认为“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彼盖有立于尧舜之外者也，使孔子而为尧舜之奴隶，则百世无复有孔子者也。”（23）所以他竭力反对“保教以尊孔”的腐儒之谈，说：“孔子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24）这与他对曾国藩的评论可以说具同一之用心。只不过，由于梁启超与孔子相距时代遥远，而与曾氏更为接近，故梁氏在对后者的评论中表现出的热情特别浓烈，对于国人，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精神上产生的震荡，带来的鼓舞也更有力。在近代新思潮的影响与推动下，以变革世界为己任的青年毛泽东宣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25）就是明显的一例。  曾文正公（资料图 图源网络） 注释： （1）（6）（7）（11）《曾文正公嘉言钞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下称文集，第1——2页 （2）文集之十一，第15页 （3）（4）《自由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下称专集，第10页、第50页 （5）（22）《德育鉴》，专集之三十六，第102页、第101页 （8）《北海谈话录》，此篇未收入《饮冰室合集》，见李兴华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80页 （9）《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十年八月初六日，岳麓书社1987年，第527页 （10）《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40页 （12）（13）《呵旁观者文》，文集之五第69页 （14）《少年中国说》，文集之五第12页 （15）（16）（17）（18）《新民说》，专集之四第100——101页 （19）《新民说》，专集之四第34页 （20）（21）文集之九，第3——4页，第6页 （23）《新民说》，专集之四第47页 （24）《保教非所以尊孔》，文集之九，第55——56页 （25）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