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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和陆宗达的故事


    
    国学大师黄侃(资料图 图源网络)
    文/佚名
    陆宗达曾拜国学大师黄侃为师。见过先生,黄侃一个字也没给陆宗达讲,只给他一本没有标点的《说文解字》,说:“点上标点,点完见我。”陆宗达依教而行。
    再见老师时,黄侃翻了翻那卷了边的书,说:“再买一本,重新点上。”
    第三次见老师时,陆宗达送上点点画画得已经不成样子的《说文解字》。黄侃点点头,说:“再去买一本点上。”三个月后,陆宗达又将一本翻得很破的《说文解字》拿来,说:“老师,是不是还要再点一本?我已经准备好了。”
    黄侃说:“标点三次,《说文解字》你已经烂熟于心,这文字之学,你已得大半,不用再点了。以后,你做学问也用不着再翻这书了。”黄侃将书扔进书堆里,这才给陆宗达讲起了学问的事。
    后来,陆宗达终于成为我国现代训诂学界的泰斗。他回忆说:“当年翻烂了三本《说文解字》,从此做起学问来,轻松得如庖丁解牛。”
    据他的学生回忆,黄先生教学还有更特别的,他不是光用语言教这个书,而是带着感情教这个书。《说文解字》是一本很枯燥的书,要是一般地讲授知识,谁也难久坐下去、久听下去,可黄先生在讲每个字时,是带着爱憎的感情来讲的,他把自己变成书中的人,书中的人笑了,他笑了,书中的人哭了,他也哭了。所以他讲起每个字来,同学们都同老师同呼吸,和书中的字同呼吸。因此,他每次登堂讲课,听课的人,不仅是本班的,还有外班的,不仅是读文科的,还有读其他科的。
    不过,黄侃同这般学生只能算是泛泛之交,他们也仅得到黄学问的一些皮毛而已。要想学到黄的真本事,必须天赋极佳,同时要进行正式的拜师仪式。如果不拜师,即使你资质再好,黄侃也绝不理会。1932年春天,黄侃来到北京,学者杨树达与其是好友,就要他的侄子杨伯峻去拜师。礼节是:奉上红纸封套装十块大洋,还得向他磕个头。杨伯峻是新式青年,本不愿磕头,但是杨树达说:“季刚学问好得很,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你非磕头不行。”出于无奈,杨伯峻只好去了黄侃家。他到上房之后,将红封套放到桌上,跪下去磕了一个头,表明拜师的诚心。黄侃便说:“从这时起,你是我的门生了。”他又说:“我和刘申叔,本在师友之间,若和太炎师在一起,三人无所不谈。但一谈到经学,有我在,申叔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什么不愿和我谈呢?我猜想到了,他要我拜他为师,才肯传授经学给我,因此,在某次只有申叔师和我的时候,我便拿了拜师贽敬,向他磕头拜师。这样一来,他便把他的经学一一传授给我。太炎师的小学胜过我,至于经学,我未必不如太炎师,或者还青出于蓝。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
    说完这番话后,他就要杨伯峻回去预习功课,准备明日开讲。杨伯峻这才明白叔叔和黄侃要他磕头拜师的用意,以后更是用功努力,后来成为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
    别瞧黄侃招收徒弟的仪式古里古怪,老套守旧,但他培养学生时却是一丝不苟,严格苛刻,其教学方法很值得我们后人借鉴。黄侃授徒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他先命学生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日积月累,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黄侃于是告诉学生,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之书增广至二十四种。后黄侃又要求学生在三十岁之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有了这样的功夫,往后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就都好办多了。黄侃并且告诫学生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意见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笑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黄侃更是以身作则,五十岁前不著书。
    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认真,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三遍。《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头”,很不以为然。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事。
    有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道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黄侃听后,都只是摇摇头。最后,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这次谈话让陆宗达终生铭记于心。
    而且黄侃视书如命,每次都是因为买书而弄得自己囊中羞涩。黄侃一生最大的家私,便是书籍。章太炎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说:“有余财,必以购书”。但凡好学之人,大都有这种癖好。当然,世上的书,实在读不尽,也买不完,而文人的钱财,更是有限,以有限的钱财,去购买无尽的书籍,自然是天天要闹穷了。一次,黄侃跟他学生聊关于他买书的趣事。说他的太太,常常责备他拼命去买书,有时把钱汇到外埠去买,钱寄出后,天天盼望包裹,等书真的寄来了,打开包裹,匆匆看过一遍后,便把书往书架上一放,甚至从此便不再翻阅,这实在是太浪费了。黄侃却回答道:“要知我买书的快乐,便在打开包一阅之时,比方我俩结婚吧,不也就在新婚燕尔之时最乐吗?”由于藏书甚多,如何放置这些“珍宝”及搬家时怎样装书便时常困扰着他。黄侃的书全是散放在架上的,甚至地板上几案上也一堆一堆的放着。有一次,广州中山大学请他去教书,无论校方怎样苦劝,开出的待遇多么优厚,黄侃都不答应。别人问他为何不去中大教书,黄侃淡淡地答道:“我的书太多,不好搬运,所以就不去了。”然而,黄侃辛辛苦苦收藏的书籍最终却横遭他人糟蹋。“一二八”事变的时候,黄侃举家搬迁,仓促中装了八卡车书,运到采石矶暂存,不料被当地居民盗出,成筐论斤地当作废纸卖了。真是暴殄天物啊!
    黄侃曾在自己所藏书目册上写下这样一首诗:
    “稚圭应记为佣日,昭裔难忘发愤时。
    十载才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
    可见黄侃实在是一个可爱可敬的“书痴”。
    黄侃在学术上颇有成就,但慎于著述。其师章太炎曾告诫他说:“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黄侃终不肯轻应师命而为,逊之以“年五十,当著纸笔矣。”
    1935年3月23日,黄侃五十岁生日,章太炎送他一副寿联:
    “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
    上联典出于“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意思是说黄侃勤奋好学,刚五十岁就读了许多书,下联典出于“东汉蔡邕题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意思是希望黄写出绝妙的著作。
    不料,黄侃接到老师送的联语后,见其中含有“绝”、“命”二字,心中不快,以为不祥之兆。同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而死,一肚子学问也带进了棺材。章太炎因联语成谶语,悔痛不已。
    转自丨“身边的国学”微信公众号(ID:sbdgx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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