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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皇帝善用人 创造登峰造极文化盛世


    文/晏建怀
    陈寅恪先生曾评价宋朝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一个历来公认为积贫积弱的赵宋王朝,为何能创造登峰造极的文化盛世呢?当然,原因很多,不过有一点,与宋朝皇帝的用人原则和用人态度是极有关联的。
    
    宋太祖(资料图 图源网络)
    宋太祖善用旧人。史上素有“一朝天子一朝臣”之说,历代开国皇帝也惯用杀戮的方式对待先朝旧臣,以肃清旧影响、重建新秩序、巩固新政权、凸显新气象。宋太祖赵匡胤以武夫之身篡位,对后周一班旧臣并没有以流血的方式剪除,而是极尽迂回曲折,想方设法促成他们留任。“陈桥兵变”、“皇袍加身”后,赵匡胤从陈桥驿站回来,尽管军队已为他所掌握,京城也被内应控制,打扫龙庭坐天下已无丝毫障碍,但他还是让人把前宰相范质等大臣请到殿前司,商议国事。范质来后,当面质问赵匡胤,说先帝(后周世宗)待你如子,如今尸骨未寒,为何如此?赵匡胤痛苦流涕地说,我受世宗厚恩,感激不尽,然而为六军所迫,实属无奈。他边上的大将们又刀剑相随。范质无法,只得接受事实,但他接受前,向赵匡胤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行禅让之礼,二是尊世宗皇后为太后,三是养少帝柴宗训如子。赵匡胤一一答应。于是,范质率王溥一班旧臣跪拜新主。960年正月,赵匡胤正式登基,对范质等人不但未予罢黜,反而加以重用:范质以司徒、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加官侍中,仍为首相;王溥加司空,魏仁浦加右仆射,两人仍为副相;还有张永德,后周太祖的女婿,加封侍中,授武胜节度使,新政府班底,绝大部分是后周旧臣。这些温和的、延续的、富有建设性的举措不仅稳定了人心,而且赢得了人心,一时间,后周大臣尽入宋太祖彀中。
    宋仁宗好提携新人。有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宋仁宗的用人态度。据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一次,吏部官员向宋仁宗上奏一批人事调整名单,其中建议将在地方任节度掌书记的李师锡改任京官。在宋朝,地方官改任京官程序繁琐、条件苛刻,不容易。但该官员称,李师锡不但符合条件,单举荐者就多达三十余人。宋仁宗见举荐者如此之众,颇觉奇怪,一询问,才知李师锡是工部尚书李维之子、节度使王德用的外甥女婿。宋仁宗恍然大悟,感慨道:“保任之法,欲以尽天下之才,今但荐势要,使孤寒何以进?”意思是朝廷设举荐政策,是为尽可能多地争取天下人才,如今一窝蜂唯有钱有势的官二代是举,那些贫寒子弟如何能脱颖而出呢?这样,国家无形中将流失许多优秀人才。因此,他否定了这一建议。宋仁宗用人不看背景、不讲资历、不论家世,不念旧恶、不怕张狂、不禁言语,只讲学识、才华、人品,简而言之就是只要品学,不问来路。正因为他内心有这样一把用人尺度,新人在这一时期便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而且君子多、小人少,才子多、呆子少,直臣多、弄臣少。他提携的大臣中,堪称君子者有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狄青等;堪称才子者有欧阳修、曾巩、张先、柳永、晏殊、梅尧臣、苏洵、苏轼、苏辙等;堪称直臣者有包拯、尹洙、赵抃、唐介、蔡襄等。同时,唐宋八大家中的宋朝六人全部出现在他这一朝,全都得到过他的关注和提携。其他如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毕昇、沈括、苏颂等,也皆是留名千古的人物。故明代李贽由衷感叹道:“(宋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宋神宗大胆用狂人。宋神宗用人之大胆,单就他任用王安石这个“天下第一狂人”为宰相便可见一斑。熙宁三年(1070)春,作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给谋求馆职的一班朝臣初拟了一道“策问”题,内容就是王安石所说的“三不足”狂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马光希望参考者辩驳一下这一离经叛道的“怪论”。当这道“策问”报到宋神宗案头时,他用纸把它贴盖起来,让司马光另出题目。第二天,宋神宗召来王安石,问起他的“三不足”之说,君臣二人为此作了一番长谈。这次长谈后不久,宋神宗即起用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为宰相,全权领导全国的改革事宜。宋朝到宋神宗时,机构雍仲、财政薄弱、开支庞大、边事紧张,官僚大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减少了税收,阻碍了生产,可谓积弊丛生。王安石远见卓识,从此入手改革,颁布推行了一系列破除弊端、发展生产、增加税收的政策,也是对症下药,颇见成效。然而,士大夫中大地主多如牛毛,打击土地兼并就是抽空他们的钱袋子,就是触犯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这些锦衣玉食的士大夫结成牢固的利益集团,哭爹喊娘向宋神宗告御状,欲置王安石于死地。他们认为:改革就是无法、无天、无祖宗。为了破除传统思想和成规旧章对人们头脑的束缚,与既得利益集团作斗争,体现一往无前的改革勇气,王安石提出了“三不足”口号。面对王安石的惊世骇俗之论,宋神宗不但未加指责,反而让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如火如荼地在全国推行,不能不说,这是一次大胆的冒险。
    另据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六》记载说,当初,宋神宗打算任王安石为相时,御史唐介说王安石不堪大任,宋神宗问唐介道:“王安石不堪大任,是文学不够、经术不够还是吏事不够呢?”唐介回答说:“王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他当上了宰相,恐怕会大改祖宗法度。”宋神宗又问侍读学士孙固,王安石是否可担当宰相一职。孙固说:“王安石文章与德行俱佳,侍从之职颇能胜任,若任宰相,则狭隘有余,宽容不够。”宋社宗不以为然,随即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可见,在不同意见面前,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在态度上坚定。后来,宋神宗尽管在旧派势力的狂轰乱炸下,不得不两次罢免王安石的宰相职务,但是他直到去世前,都一直在推行王安石提出的改革政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神宗在用人上的一惯性。
    用人,历来是政治生态的风向标,时代风气的试金石。吏治清明,则人才辈出,路无遗贤,一派欣欣向荣;吏治腐败,则礼崩乐坏,积弊丛生,徒留末世之叹。宋朝讲究以才取仕,以德用人,又能用人所长,容人所短,不拘一格。还有严格的回避制度和推荐人才的责任追究制度,确保了用人的公正公平。所以,两宋之际,人才荟萃,灿若繁星,正是这群槃槃才子和博学鸿儒,把中国文化推向了历史的巅峰和世界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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