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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 不仅仅是一位思想家


    
    张栻
    文/晏建怀
    提起南宋张栻,人们想到的便会是“朱张会讲”“孔庙先儒”“湖湘学派”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名词术语。的确,张栻与朱熹讲学于岳麓书院,成为儒学史上一大盛事;张栻家学深厚,师承当时名儒多人,兼收博采而又能独出己见,著作等身,遂成一代理学大师,从祀于孔庙;张栻从小扎根于湖湘之地,长期主持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吸引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学子前来求学问道,有人甚至“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使“湖湘学派”成为了名极当时、影响深远的一大学术流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栻不但在学术上提倡经世济民,他在为南宋政权和百姓服务的过程中,也始终坚持这一主张和信念。因此,张栻不仅仅是一位教育家、思想家,还是一位勤政务实的政治家。
    “少年夫子” 才华卓绝
    张栻,字敬夫,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绍兴三年(1133)冬,张栻诞生于父亲张浚在战争前线的阆州(今四川苍溪)官衙。当时,张浚正以前线最高统帅——川、陕宣抚处置使,与金军鏖战、对峙于西北,虽说曾一度败退,但最终还是把金军抵挡在了川、陕的交界处,牵制了金军主力,保住了四川。为此,宋高宗于绍兴五年提拔张浚为宰相,同时还兼知枢密院事,都督各路军马。
    北宋灭亡后,由于南宋根基未稳,以宋高宗为首的新朝廷,不得不依靠一批爱国志士和军民,以抵挡住金军南下的铁蹄,李纲、宗泽、张浚、韩世忠、岳飞,一时间英雄辈出,杀敌无数,让金军闻风丧胆。然而,战争是残酷的,败退至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宋高宗,一方面担心金军越过长江,把新朝廷消灭于摇篮中,另一方面担心抗战中成长起来的军队壮大,重蹈武夫夺权的覆辙,便乘脚跟站稳之机,把政策由主战抵抗,转向一味向金投降乞和,于是,一大批爱国将领、民族英雄,纷纷被贬官,张浚是坚定的抗金英雄,首当其冲。绍兴七年,张浚被罢去宰相一职,以秘书少监分司西京,贬居永州(今湖南永州),年仅五岁的张栻随父迁往谪地,后定居长沙城南妙高峰。
    张浚虽说领兵西北,有过跨马横刀的戎马生涯,但他亦是一介文臣,他曾受学于理学家谯定,是程颐、苏轼的再传弟子,著有《紫岩易传》《论语解》等书,南宋名人王十朋、杨万里、王大宝等,皆是他的门生。张浚仕途上在“滑坡”,但这反而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孩子的教育上。此后一段时期,他分别迁谪于湖南永州、衡阳、长沙和广东连州等地,少年张栻得以跟随父亲苦读诗书,受到了良好的家学熏陶。
    让张浚欣慰的是,张栻从小聪明伶俐,好学善悟,是一棵值得培养的好苗子。十四五岁,张栻随父谪居连州时,父亲便开始亲授他《易经》,竟能有所领悟。当时,王大宝任连州知州,张浚甚至还安排少年张栻与这位门生谈文论学,《宋史·王大宝传》说:“大宝知连州,张浚亦谪居,命其子栻与讲学。”真可用“少年夫子”来形容张栻的早慧。
    埋头于经史子集的同时,翩翩少年张栻还流连于连州的风光胜景,醉心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他曾与诗人宋子飞结伴浏览连州湟川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张栻连作诗歌八首,结为《湟川八景》组诗。其中,《圭峰晚霭》云:“浮云翳落晖,策杖瞰清溪。茫茫北山道,霭霭暮烟低,孤峰突群岫,壁立如信圭。苍翠倚天半,缓视如云梯。”《静福寒林》云:“朔风天外来,寒色方严冽。驾言通山游,苍松隆劲节。群鸦竞鸣噪,乱啄青山雪。羽衣去千年,高峰挂霜月。”这一系列平实自然、意蕴深厚、浑融流转、韵味绵长的诗歌,竟然出自一位十四五岁少年的手笔,而且这组诗甚至还被选入《全宋诗》,成为了千古流传的经典,让人不得不惊叹少年张栻的卓绝才华!
    直言朝政 力主抗金
    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以“倦勤”为由退居二线,禅位于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宋孝宗上台后,不甘苟且偏安,即位第二年,他顶住太上皇的压力,为岳飞昭雪平反,并重新起用张浚为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江州、池州、江阴诸路军马,积极筹措北伐事宜,慨然有恢复中原之志。同年,三十岁的张栻以父荫被朝廷授官,出任父亲的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直秘阁,佐父治军。
    张栻长期在父亲身边接受教育,耳濡目染,从小就树立了杀敌报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他才能卓异,随父出入幕府,筹措军事,应付自如,深得张浚手下文武将官们的钦佩。他虽一介末吏,但敢说敢言,他利用向宋孝宗汇报军务的间隙,直言朝政缺失,提出改进建议,他说:“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无使其或少息,则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提醒宋孝宗唯有励精图治、勤政务实,才能重振大宋雄风。他因此得到了宋孝宗赏识。
    隆兴元年(1163),宋孝宗重起张浚为枢密使,都督各路军马北伐,史称“隆兴北伐”。由于太上皇的反对,以及诸路将官内部不和,“隆兴北伐”以失败告终。隆兴二年,在太上皇的横加干预下,朝廷又一次向金乞和,宋孝宗通过努力在社会各阶层激起的那股抗金勇气和激情毁于一旦。张浚看到抗金无望,灰心丧气,随即请求退休,并在当年八月抑郁而终。张栻遵父遗嘱,扶柩归葬于长沙。
    不久,朝廷任命汤思退为宰相,汤思退主张向金让地议和,并在朝廷的同意下,答应金国的无理要求,割海、泗、唐、邓等四州给金国,以取得议和资格。一时间,抗金情绪遭到压制,耻辱外交占了上风。张栻深恨莫当,把丧事办完,便冒哀上书道:“我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从前朝廷曾兴‘缟素之师’,然而随即就派出‘玉帛之使’,说明朝廷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这是节节败退、国土丧失的根本原因。不过,如今虽为奸臣所误,招致丧权辱国、敌寇逼进,但这说不定正是上天的昭示和警醒。希望皇上深察此理,使我心如明镜,而无丝毫迷惑。同时,建议诏告中外,公行赏罚,以泄军民之愤,如此则人心悦、士气充,却敌不难。从今以后,希望皇上坚定北伐之志,誓不言和,专务自强,百折不挠。只要做到这些,再假以时日,则何事不成、何功不济啊!”然而,此时的宋孝宗早已被太上皇的干预和责骂吓坏了,进退无据,张栻的奏折送到宋孝宗手上后,便如泥牛入海,音讯杳无。
    即便碰壁,但张栻反对议和、力主抗金的主张从未改变,他多次向宋孝宗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几个最著名的论断,一是:“夫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想要北伐,当有北伐的基础,关键要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得民心就必须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二是:“必胜之形,当在于早正素定之时,而不在于两阵决机之日。”战争的胜败不决定于两阵对决之时,而决定于平时的努力;三是:“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事。”只有这样,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直捣黄龙,恢复中原。宋孝宗听到这些意见和建议后,认为这是以前闻所未闻之论,连连感叹,还表示要任张栻为讲官,好当面讨论这些问题。
    学识渊博 敢于直谏
    乾道六年(1170),三十八岁的张栻被宋孝宗提拔重用为吏部侍郎、兼权起居郎侍立官。在京任职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但他前后被宋孝宗召见多达七次。而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在这短短一年间,多次不避斧钺,犯颜直谏。
    宋孝宗重用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义上是“均输”,但在实际操作中,史正志却疯狂掠夺州县财赋,弄得远近骚动,民不聊生。朝中一些有正义感的士大夫,争相论说其害处,张栻也加入论战的队伍,而且声音最大。宋孝宗说:“史正志说这些财赋皆取之于州郡,并非取之于民。”张栻辩驳道:“现在州郡财赋,自给都捉襟见肘,若取之不止,手就自然伸向了百姓,所以,那不过是巧立名目掠夺百姓罢了。”宋孝宗听了一惊,连忙说:“倘如你所说,这就是我借发运使之手来盘剥百姓了。”他随即安排人核查实情,果如张栻所言。于是,宋孝宗立即罢免了史正志。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四十二》记载有宋孝宗为此事特下的诏书,诏曰:“史正志职志发运,奏课诞谩,广立虚名,徒扰州郡;责授团练副使,永州居住,其发运司罢之。”可佐证于此。
    张栻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洞察以及敢言的性格,给宋孝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即让张栻兼侍讲一职,掌读经史、释疑义、备皇帝顾问。恰在此时,宋孝宗和宰相虞允文拟提拔知阁门事张说为签书枢密院事,掌全国兵权。张说是太上皇的连襟,也是他曾经的宠臣,在朝中品行不好、口碑很差。因此,拟用张说的方案一提出,朝野为之喧哗,但鉴于他是外戚,都不敢当面表达反对,唯有张栻连夜起草奏章,极言不可。第二天,张栻在朝堂之上当面指责虞允文说:“宦官执政,自蔡京、王黼任相时开始,近习执政,自你虞允文任相时开始!”蔡京、王黼时曾用太监童贯为枢密使,为朝臣所不耻。他又上奏宋孝宗道:“皇上任用这样一位品行和口碑的人,这非但不能使文臣心服,说不定还会激起武臣的反对和愤怒啊。”虞允文被说得面露惭愧之色,宋孝宗也稍有感悟,命令随即中止。然而,与其说重用张说是宰相的动议,不如说是皇帝宋孝宗的主张,所以第二年,张说便又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了。
    而一贯敢于与宰相作对、向皇帝说不的张栻,终因口无遮拦、目无尊长而被宋孝宗逐出了京城,安排他出任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州。不久,宋孝宗干脆让他解职,赋闲于家。张栻随后受聘于长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教书先生。
    革除弊政 经世济民
    张栻的学问,最初来自于父亲张浚的悉心教导。年近而立之时,他又拜隐居衡山、潜心修学的胡宏为师,因为胡宏是“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程门立雪”典故主角杨时的学生,为他加深对二程学问的理解,提供了更多视角和参照。张栻在胡宏门下时间虽短,但学业大进,尤其是胡宏作为“开湖湘学统”的先驱,他的学术思想对张栻构成了一生的影响。张栻以此为起点,提出了“学贵力行”“知行并进”“贵实用而耻空言”“天下之理,惟实为贵”“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等一系列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并通过自己创办和主持城南书院、岳麓书院的契机,在普天下学子间广为传播,形成了影响巨大而深远的湖湘学派。
    北宋以来的宋学和理学,简单地说,就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们一方面力图改变前代一味寻章摘句的学风,追索天道义理,另一方面,他们又特别注重经世济民、经世致用。而在这一点上,张栻则更进了一步,不但主张把“匹夫匹妇”看作“王政之本”,强调“人生之职莫大于保民”,而且把理论付诸实践,利用在基层工作的机会,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好事。
    由于在学问和教育上的巨大影响,宋孝宗又想起了这位曾经让他用之有点儿烫手、弃之又觉可惜的“顾问”。淳熙元年(1174),离开体制近四年的张栻,被宋孝宗起用为静江(今广西桂林)知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广西地处边陲,民族众多,民风彪悍,异常难治。张栻到达广西后,立刻精兵简政。他精选州兵,强化训练,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联系融合,规劝各溪峒首领消除积怨,和睦相处;他上书朝廷,请求减免修仁、阳朔、荔浦三县赋税,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他大力发展教育,重新修建静江府学,重修后的府学让朱熹钦慕赞叹不已:“殿庑崇邃,堂宇广深。师生之舍,环列庑外。隆隆翼翼,不侈不陋。”
    当时,朝廷在横山寨(今广西田东)设横山博易场,这是广西古代最大的贸易市场,也是朝廷征集战马的重要场所,但天长日久,积弊丛生,许多地方官吏借机敛财,与民争利。百姓无利可图,还遭受盘剥,许多养马边民不再卖马,致使朝廷买马有钱无市。张栻详细了解实情后,把这些积弊整理成六十多条,上书请求革除。弊政革除后,老百姓养马重新有了利润,争相以好马出售。张栻经略广西三年余,革除了很多弊政,为民办了很多实事,形成了社会繁荣、民心稳定的局面。
    淳熙五年(1178),宋孝宗见张栻治理静江有方,特施恩升迁他进直宝文阁,又升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后改知江陵府(今湖北荆州)、荆湖北路安抚使。湖北也是有名的难治之地,贪官多、盗贼多,贪官鱼肉百姓,盗贼横行乡里。张栻到任伊始,就从治贪入手抓政风,以政风的转变促治安的转变。他首先就弹劾了江陵府一位无所作为、放纵盗贼的大官吏,使其罢官去职。他甚至创造过一天内革职查办贪官污吏十四人的纪录。他又严惩那些窝藏盗贼的平民,使盗贼无处安身,纷纷逃亡。于是,江陵治安不断好转,政风焕然一新。湖北离边境不远,当地虽有驻军,但兵不服将、将不服帅,严重缺乏战斗力,一旦边关有事,这样的军队简直不堪一击。为此,张栻作为湖北各军主帅(安抚使即行军主帅),对诸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段时间后,终于使他们服服帖帖。他又提高士兵待遇,以忠义精神鼓励他们,有功者旋即加官进爵,使他们感奋不已,战斗力大大加强。
    张栻是一位有担当精神的地方官,正义感和责任感都极强,而且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哪怕是与自己无关、与职责无关的事。当时,信阳太守刘大辩广招流民,虚报数字,套取朝廷补贴。又仗势欺人,夺人田产。张栻明知他是宋孝宗的宠臣,后台硬,但依然上书弹劾。然而,弹劾之书上去后,却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张栻不服,又继续弹劾,前后上书多次。宋孝宗依旧不为所动,只把刘大辩调至他郡,还是太守一个。张栻见皇帝对贪官竟然姑息、纵容、包庇,不禁义愤填膺,上书请求辞职。不想这位曾经正义感极强的孝宗皇帝,竟然在君子与小人的掂量中,把砝码加在了小人的一边,毫无挽留地同意了张栻的负气之求,让才刚刚四十七岁、正当年富力强的张栻去职赋闲了。张栻忧愤难当,于第二年抑郁而终,年仅四十八岁。
    纵观张栻一生,无论学术、才华、实干、品行、操守,均是偏安一隅南宋小朝廷难得的大才槃槃。《宋史》评价他有“公辅之望”,他也的确曾以帝王师自期。据南宋张端义《贵耳集》说,他广西任满调京任职的时候,曾把自己的著作以及奏议讲解百余册,整理装潢后进献给宋孝宗。当他把这些书籍铺陈在宫殿上时,一小黄门忽然问道:“什么文字这么多?”张栻骄傲地回答说:“这些书籍都是用来教皇上治国平天下的。”小黄门不屑道:“孔夫子曾说过:‘一言可以兴邦’啊。”宋孝宗正好在旁,闻听后不禁哈哈一笑。而宋孝宗这一笑,尽道出了他心中所向和内心对张栻的真实态度。所以,张栻心比天高,却命如纸薄,虽有以帝王师自期的雄心壮志,但他遇到的不是唐宗宋祖这样的明君圣主,而是宋孝宗这样一位被宋高宗压制二十多年不能作主、而在性格上又苍黄反复的“傀儡”皇帝,他的政治抱负最终无法尽情施展。好在张栻毕竟是位博学鸿儒,即便政治上受挫,他在学术和教育上还是作出了骄人的成绩和卓越的贡献,他的文化影响和历史地位,是许多位宋孝宗叠加在一起都无法比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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