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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才是文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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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初中生的时候,就读了《红高粱》。当时还不懂“文学”,头脑满是“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金科玉律。但是一种天然的反感油然而生,小说的血腥残酷,令我毛骨悚然,难以卒读,自此对当代小说家起了戒心。及至大学进入中文系学习,在某本杂志上又读了《檀香刑》的前几章,莫言用如此精致细腻的笔法,描写一种最残酷的肉刑,恶心之感又扑面而来。
    慢慢读书多了,便知道当代文学的成就确是寒碜,即使是大行其道的小说与新诗,读起来也索然无味。当中文系大部分人高谈新诗小说、以及西方文论,做着文学梦想时,我早已走到开,从心底否定他们。
    今天,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算得上新文学的重大胜利,但我绝不会改变对他的看法。在我的心中,中国文学的精华,不是莫言所代表的、向西方乞灵回来的新文学,而是一百年前被全国声讨的传统文学。文言作品,才能正统的,代表中华文学最精华部分。
    文言作品,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当我诵读文言作品时,不自觉地得口诵手摹而心向往之,这些作品以无穷的魅力,使人心悦诚服地向其学习。我感觉得到作者的心灵跳跃,与我的血脉相连。当我能以拙劣的笔法,写出一篇短短的文言散文、一首合乎格律的诗歌时,与古人相期于一瞬,内心欣然自得之感,绝不是获得诺奖所能比拟的。
    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可以用孔子的话来概括“思无邪”。思无邪,就是追求雅与正,雅是高雅,引导人积极往高处走;正是不偏不倚,源出于天性,动而皆中节。孟子说,学其上者得其中,中国文学雅正的传统可以催人不断完善,以臻大成。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读书人不经过一番苦学,是绝对掌握不了诗文的作法的。既然经过苦练诗文,至少性情里中和的因素多了,放僻邪侈的因素少了,基本可以作到临文必敬,作者的心魂会注入到文字,后人读之,亦可想见其人。至于社会上的人,即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布衣百姓,莫不以雅正为宗。“附庸风雅”一词,可见雅正的影响力,竟可协同社会向上。而“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被拼弃在主流之外,从来未争得一席之地。
    当我读当代小说、诗歌时,全然没有如此亲切的感受,从中见不到作者的灵魂,或许作者认为自己是怀着极度真诚进行创作,但给我的感觉就是心不在焉。他们的心,用在了技巧、方法、主题、人物上,恰恰失去了自我,今天所追求的人物塑造、叙述方法,恰恰是传统文学观念中以为是最末的。
    我们可以说,中外的文学经典虽然所重的形式不同,但对于人性的关怀则一。以彼代此、以彼代此,均是方枘圆凿,行不通的。更何况,中国的文学在一百年前完全背叛了雅正的传统,放弃了向上的力量,拾起了自己也弄不明白的西方模式。现在人们对诺奖的追捧,也就想得到西方对自身认同而已。诺奖的评委要理解中国,只能通过翻译,翻译能传达的文化信息,大概少得可怜。否则在考评中国作家时,就不会把奖评给小说这种文体了。
    先向前望望,再回过头来看看。我相信,当我们认真读过中国的经典之后,一定会选择保守,一定会选择向后看,孔子“述而不作”,道理大概在此——先圣的智慧,前人经验,值得我们珍视和保护。当努力读懂、并用文言写作时,我们的性情和人格会不知不觉中得以升华,找回丢失已久的自信,放下现代化的焦虑。
    顾炎武推崇杨雪臣“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在古人看来,读书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修养,而不是为了其他。在这个大前题之下,传统文学主流最重情动于中,至于小说之流,始终不得入高明的法眼。至于以西方之标准为标准,以残酷恶俗取胜,则更不是一个文学家应做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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