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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才难说顾恺之


    文/肖鹰
    东晋画家顾恺之(348年—409年),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东晋太傅谢安认为顾恺之的绘画是“有苍生以来未之有”,张彦远说:“自古论画者以顾生之迹天然绝伦,评者不敢一二。”南朝谢赫称顾恺之“迹不迨意,声过其实”,就招致后世一片声讨,稍晚于谢赫的姚最斥之为愤懑之言(“于邑”)(《历代名画记》)。
    
    洛神赋图 顾恺之 局部,宋摹本(资料图 图源网络)
    顾恺之对于中国画史的贡献,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他以大量的画作为中国人物画奠定了独特的线描艺术,其笔法特征是“紧劲连绵,循环超忽”(张彦远),它赋予人物描绘精微超逸的格调,这就是后世所谓“高古游丝描”(又称“春蚕吐丝描”);其二,他以明确坚实的理论主导其创作实践,在所提出的“传神写照”“迁想妙得”和“以形写神”等命题下,为中国绘画确立了重精神意趣、推崇格调境界的艺术精神。由谢赫提出而后中国画史奉为最高原则的“气韵生动”,是以顾恺之的“传神”观念奠基的。
    从历史影响来看,顾恺之对于中国绘画的意义,精神的影响更大于技法。张怀瓘说:“顾公运思精微,襟灵莫测,虽寄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图画间求。象人之美,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顾为最。”(《历代名画记》)张氏所谓“神妙亡方”,是指顾恺之对人物精神的表现(“传神”)达到了极高妙而至于无法可循的境界。
    伴随着顾恺之绘画的传说,都是与“传神”有关的故事。他曾画人物,多年不画眼睛(“不点目睛”)。他的理由是画人物的根本目的是“传神”,眼睛是传神的要害,不能轻易下笔,而与眼睛相比,形体就不那么重要了。为了“传神”,顾恺之还有意改变人物的面貌。他画魏晋名士裴楷,在其脸颊上增添三支毛,用以表现裴的“俊朗”。西晋名士谢鲲,慕从竹林七贤,任性放达,因为挑逗邻家之女而被其打断了两颗牙齿。谢鲲以“纵意丘壑”自负,顾恺之将他画在岩石中间,称“此子宜置丘壑中”。荆州刺史殷仲堪一只眼睛病瞎,顾恺之要为他画像,遭拒绝。顾恺之劝说殷,我先将你的眼睛画得明亮有神,然后用飞白扫抹,形成“轻云蔽月”的效果,殷就应允了(参见《世说新语》)。“迁想妙得”,确是顾恺之绘画的真精神和大创造。
    关于顾恺之绘画传神的力量,有两个堪称神奇的故事。其一,顾恺之曾喜欢上一邻家女孩,“挑之弗从”,他就把这女孩的肖像画在墙壁上,将针钉在画像心脏部位,致使女孩害上心痛病,“恺之因致其情”,女孩就依从了,他悄悄把针取掉,女孩的心痛病就不治而愈了(《晋书·顾恺之传》)。其二,建康(今南京)兴建瓦官寺,富豪认捐不过十万钱,清贫的顾恺之竟认捐百万,众人都怀疑他兑现的可能性,然而,他用一个月的时间在瓦官寺北殿内画了一幅《维摩诘》画像,待画成将点睛之时,他让寺僧发出公告:第一天观看者请施十万钱,第二天请施五万钱,第三天随意施舍。“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历代名画记》)。
    
    顾恺之画像(资料图 图源网络)
    顾恺之生活于东晋末年,这既是一个皇室败弱、士族争霸,致使社会人生极不安定的时代,又是玄学风行、朝野以清谈为贵,因而风流辈出的时代。现代学者汤用彤说:“按玄者玄远。宅心玄远,则重神理而遗形骸。神形分殊本玄学之立足点。”(《魏晋玄学论稿》)阮籍说:“徒寄形躯于斯域,何精神之可察。”(《答复义书》)这种把形神尖锐对立的观念,为魏晋名士的个性解放、行为放达提供了思想前提。玄学精神落实于绘画艺术,就是追求超越有限形体、表现无限精神。魏晋名士嵇康曾有诗云:“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顾恺之特别推崇此诗,专为之作画,并赋诗说:“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晋书·顾恺之传》)顾恺之的传神观念,应当是从流行的玄学思想中获得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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