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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的特殊地位(2)


    三、子贡对弘扬孔子学说的贡献
    孔子生前,他虽然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并有众多的弟子相随,但其地位并不高。为了宣传和推行自己的学说,他“周游列国”,却“干七十余君而不遇”,到处受到冷遇,被人形容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列子·杨朱》曾概述孔子当时的处境说:“孔子明帝王之道,应时君之聘,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孔子的学说不被人们普遍接受,他本人也常受到误解、诽谤甚至攻击。而在此时,子贡总是出来维护孔子的形象,以自己对孔子的理解,阐述孔子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学说。在这样的过程中,子贡对孔子的敬重总是溢于言表。
    《论语·子张》中集中地记录了这方面的内容,如: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宫室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宫室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也,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韩诗外传》八的一段,记载得更为详细:
    齐景公谓子贡曰:“先生何师?”对曰:“鲁仲尼。”曰:“仲尼贤乎?”曰:“圣人也,岂直贤哉!”景公嘻而笑曰:“其圣何如?”子贡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圣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贡曰:“臣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杓,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誉,得无太甚乎?”子贡曰:“臣赐何敢甚言,尚虑不足耳。臣誉仲尼,譬犹两手捧土而附泰山,其无益亦明矣。使臣不誉仲尼,譬犹两手把泰山,无损亦明矣。”景公曰:“善!岂其然?善!岂其然?”
    面对人们对孔子的攻击,子贡毫不留情,称这种行为是“欲自绝”、“不知量”,把孔子比作日月、天地、江海、泰山,孔子学说如日月之光明、天地之高厚、江海之深广、泰山之伟大,他认为别人永远只能仰望孔子,而不可能达到孔子的水平。子贡由衷地敬佩孔子,仰慕他的学说,他对孔子的评价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过程中既维护了孔子的形象,又宣传了孔子的学说。
    对老师的遭遇,子贡格外难过和愤慨,这在孔子死后对鲁哀公的态度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孔子逝世,鲁哀公也很伤心,特撰诔文以纪念:“旻天不吊,不憗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芥芥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子贡却不买账,他说:“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孔子一生最大的悲哀就是“生不能用”,而“用”的大权就掌握在哀公等人的手中,子贡对他对孔子只是“死而诔”,表现了明显的不满,甚至脱口说出了“君其不没于鲁”的话,还批评鲁哀公自称“余一人”不合名分。
    子贡维护孔子,对诋毁孔者进行反击,增加了人们对孔子的了解,也宣传了孔子学说,清人崔述称赞说:“子贡之推崇孔子至矣,则孔子之道所以昌明于世者,大率由于子贡。”
    子贡出身于商人,有杰出的经商才能,孔子称赞他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因经商而致富,“家累千金”,这也成为弘扬孔子学说的经济基础。孔子师徒周游列国途中,就曾有子贡接济,如:
    (孔子)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子贡以所赉货,窃犯围而出,告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
    孔子师徒被困时,因为子贡突围而出,以自己要贩卖的货物换取米一石,孔子等人才得救。从这则记载看出,子贡经商有时是与“周游列国”的孔子同行的,他离开孔子很可能是由于置办货物或从事政治外交活动,孔子的“谋道”与子贡的“谋利”是有机相联的。
    子贡以自己的雄厚财力,为孔子师徒宣传自己的主张提供了经济保障。孔子去世后,子贡凭借自己的经济地位和外交才华,成为各国政治、经济领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与之分庭抗礼。”孔子曾感叹:“自季孙之赐我千锺,而友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赐,则丘之道几于废也。”说明至少孔子意识到自己学说的弘扬和光大需借重于外部的客观条件,如“时”、“势”等。子贡无疑最具备这样的才能,他又具有对孔子的推崇和钦佩,加上他所具有的弘扬师说的使命感,使他时时处处不忘宣传孔子的思想和学说。
    四、子贡在儒学史上的地位
    子贡敬重孔子,处处维护孔子,他不仅利用自己经商的有利条件资助孔子,更利用自己能言善辩、游历四方、擅长外交的特殊条件宣传孔子学说,提高了孔子的地位,吸引了一些学生投入到孔子门下。所以《孔丛子·论书》篇记孔子之言曰:“自吾得赐(子贡)也,远方之士日至。”孔子弟子众多,门内兴旺,与子贡的宣传不无关连。
    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的特殊地位,使得他在后世儒学中的地位也相当特殊。一方面,人们肯定了子贡对宣传儒学所作出的贡献,肯定他对巩固封建统治有益的言行,而把他尊为儒家“十哲”之一。
    另一方面,与颜回、子思相比,子贡在后世儒学中的地位并不高,这可能主要是由于他以经商和从事政治外交为主,而没有收徒设教,在学术上有所作为。
    在思想方面,子贡崇尚教化,反对重刑和武力,这正是历代儒家的一贯精神,受到后代贤明君臣的推崇,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子贡主张“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兄弟”,即使两国有矛盾,也要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而不能付诸武力。对国内政务,子贡认为更应该以教化为主。《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记载说: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子贡认为商朝的法令对在街道上乱倒灰的人施以刑罚,是太重了,因此向孔子请教。
    《韩诗外传》卷三所记载的例子更为典型。其曰:季孙之治鲁也,众杀人而必当其罪,多罚人而必当其过。子贡曰:“暴哉治乎!”季孙氏闻之,曰:“吾杀人必当其罪,罚人必当其过,先生以为暴,何也?”子贡曰:“夫奚不若子产之治郑?一年而负罚之过省,二年而刑杀之法亡,三年而库无拘人。故民归之如水就下,爱之如孝敬父母。子产病将死,国人皆吁嗟曰:‘谁可使代子产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哭子产者,皆如丧父母。今窃闻夫子疾之时,则国人喜,火则国人皆骇。以死相贺,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赐闻之,托法而治谓之暴,不戒致期谓之虐,不教而诛谓之贼,以身胜人谓之责。责者失身,贼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赐闻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于是季孙稽首谢曰:“谨闻命矣。”季孙氏治理鲁国,对有罪的人,该杀的才杀,该罚的也必定当其罪而罚,子贡却说他的治理太残暴,季孙氏不明白为什么,子贡建议他学习子产治理郑国,轻罚去杀,最终达到“民归之如水就下,爱之如孝敬父母”的效果。
    陈宠是东汉的大臣,在章帝时担任尚书。当时“政尚严切”,陈宠请求宽之以济,在上疏中,陈宠就以子贡为例来增强说服力,说:“子贡非臧孙之猛法,而美郑乔之仁政。”看了陈宠的上书,“帝敬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从此以后,风俗崇尚平和。可以看出子贡主张教化对后世的积极影响。
    从东汉明帝开始,子贡与孔子的其它弟子一起陪祭孔子,这显然是由于子贡对宣传儒家学说的特殊贡献以及他对后世的积极影响。东汉明帝十五年东巡守,“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所列九等人中,子贡被划为第三等;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追赠子贡为“黎侯”,陪祭孔子;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黎阳公”,宋咸淳三年进封“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为先贤端木子。
    西汉太史公司马迁说:“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他充分肯定了子贡在宣传孔子学说方面所起的作用。子贡以商人出身,师从孔子,在经商和政治外交活动中,学习了孔子学说,又宣传了孔子的学说。商业经营、牟取利润与宣扬仁道在子贡身上得到了统一,他为后人树立了最初的“儒商”形象。
    西汉人称赞子贡等人的做法,说:“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贡以着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载其德。”致富谋利的道理人人都知道,物资财富也遍布在大地上,聪明的人因此繁衍富足起来,愚笨的人却贫困下去。子贡由于擅长囤积而显名于诸侯,陶朱公因为善于买卖而尊崇于当世。他们和富贵的人交往,也救济和抚恤贫困的人,所以上自君主,下到布衣平民,没有人不称颂他们的仁德。对子贡的经商以这样的评价,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后人称道他这种“义”与“利”的完美统一的经历,因此称之为“端木生涯”。
    当然,在后世重农抑商的思想的影响下,儒者对子贡的经商行为也颇有微词,或为他开脱,或批评他的行为。宋朝大儒程颐说:“子贡之货殖,非若后人之丰财,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贡少时事,至闻性与天道,则不为此矣。”认为子贡早期做生意,等到跟着孔子学习了性与天道的学说,就不再经商了,这显然是为子贡装扮,以符合后世儒家的精神。
    关于子贡招收弟子的情况,文献记载不多,《吕氏春秋·当染》称“田子方学于子贡”,并且描述子贡见原宪时,有众多弟子相从。《韩非子·显学》中说到孔子以后的儒家各派,其中并没有提到子贡。孔子晚年,子贡曾经对孔子说:“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罢,倦于学问,不能复进。请一休焉。”子贡还曾经问于孔子曰:“赐倦于学,困于道矣,愿息而事君可乎?”可能孔子去世后,子贡虽也积极地传扬孔子的学说,捍卫孔子的形象,但并没有独立门户,没有继续收徒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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