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孟子的三大区别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7:11:22 中华读书报 荆培运 参加讨论
文/荆培运 孟子不像孔子的弟子那样是孔子的“具体而微”，像大江的一条分流；孟子“未得为孔子徒”，仅仅“私淑”孔子，他也许没有孔子那么汪洋恣肆，却真正继承了孔子的精髓——社会责任感。  孔孟之别（资料图 图源网络） “孔孟之道”，人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称呼，将孟子和孔子并为一谈。总体上，这是不错的。孟子的思想体系中，很多东西来源于孔子并有所发展提高。但如果将他们视为一体，则是不严谨的。荀子作为距孟子不远的大思想家，首先不同意这样做，他对孟子的指责十分严厉。事实上，孔孟有所异同是正常的，否则是不正常的。 首先，孔子是从“人”出发阐述问题的，孟子则是从“性善”出发阐述问题的。 在孔孟最大的叠加点“仁政”上，两人的立足点就很不一样。孔子从未有“性善”“性恶”之说，他认为“性相近习相远”，即人的天性差不多，后天环境的不同影响导致个体之间习性差异很大。他的“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仁者爱人、“为政以德”，是他“好古”也就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孟子虽然也历览前代汲取经验，但他的“仁政”，是从所谓人人都有的“不忍人之心”生发出的“不忍人之政”。“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如此用“心”，滥觞“心学”，无怪乎荀子指斥他“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僻违无类”了。 但是，孟子在宣扬“仁政”方面比孔子走得更远，对历史的影响也超越了孔子。“仁政”（或“德政”）在孔子那里，仅有“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等一般性的表述，在孟子这里则是土地制度和乡村经济的具体设计。他的“正经界”“分田制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的设计，不比19世纪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等关于北美土地分配的嚷嚷更差劲；就是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谁敢断言跟孟子的这一套没有一点渊源关系呢？1948年，《苏联农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规定，宅旁园地的面积为四分之一公顷到半公顷，这当然比孟子的“五亩”大得多，可谁叫人家地多呢？美国1862年颁布的“宅地法”更牛：每户无代价地分配160英亩土地，只要交一点点税，便可使用它五年。它和前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共耕社”，都不见得比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的推荐模式高明多少。陶渊明等人的田园诗，就是孟子乡村经济模式的有韵脚的注释，也曾经寄托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商鞅说过：“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孔子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人伦礼仪上，在“仁政”问题上不如孟子一针见血：所谓“仁政”，就是“正经界”，就是给民众分配土地。 第二点，孔子有很深的贵族情结，孟子则有明显的精英情结。 孔子是宋国公族的后裔，说起来宋国国君应该是孔子的近祖——如果他们不让贤的话。尽管孔子本人家道衰落，年轻时“多能鄙事”，但他始终不忘自己是“殷人”，赞成“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主张“贵贱有等，衣服有别”，并以“从大夫之后”为荣，等级观念很重。孟子在这点上跟孔子没有可比性，从来没人能考证出他有多么显赫的先人，倒是“孟母三迁”这类传说透露出他少年时候贫寒的家境。因此，孟子的等级观念远比孔子淡薄，而比较得意于自己“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定位。如果说孔子还有一些依附倾向，孟子则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真正发端。孔子有“儒行”之说，但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用世态度，决定了他不可能有很强的“遗世独立”的倾向；孟子则不然，他将孔子“鸟能择树、树岂能择鸟”的“狂简”发展到极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独”的成分大大增加。与他同时代的商鞅吴起孙膑等人，都是当政红人；孟子比较落寞，“所如者不合”，但“材据志大”（荀子评语），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傲气。孟子和屈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和独立的两面旗帜。 第三点，孟子实际上抛弃了中庸之道，表现得锐利耿介、疾言好辩，这跟孔子一生“忠恕”温良恭俭让大异其趣。 这也是荀子指责他“僻违无类”的原因。比如在对待“君”的问题上，孔子的基本态度是“忠”，无论这个“君”多么差劲，也不能做“乱臣贼子”动手把他杀掉；孟子认为，杀掉商纣那样的独夫民贼完全符合“仁义”：“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还直截了当地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言论完全不符合中庸原则。所以荀子说他有“罪”。同时这也是五代以前孟子不大受待见的原因——哪位帝王会喜欢这等激烈的言论呢？要不是孟昶念在本家的份上，把他捞上来，孟子可能还要沉底一段时间。朱熹看重孟子，恐怕是他们在“心”这个问题上有些感应。在对待“民”的态度上，孔子是居高临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最“反动”的言论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报酬该一样吗？），“无恒产者无恒心”，此外就是猛烈抨击统治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是“率兽而食人”。孟子一直在为“民”争些什么，除了董仲舒，没有哪个儒者能在为“民”说话方面这么疾言厉色。总起来看，孟子在关于“君”“民”的问题上，更多的接受了《书》《诗》的观点而非孔子本人的观点。 荀子本人痛恨“鄙儒小拘”，他本应该看到：孟子虽然与孔子同中有异，却并未像曾子那样在孔子还活着的时候就滑向“小人儒”的泥潭——看看曾子都问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他除了关心怎样哭丧上坟披麻戴孝以外还关心什么？就曾子的作为而言，他实在对不起自己说的那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那样的哭丧专家，如何去任重道远？他能当个村里的红白理事会干事就不错了——孟子不像孔子的弟子那样是孔子的“具体而微”，像大江的一条分流；孟子“未得为孔子徒”，仅仅“私淑”孔子，他也许没有孔子那么汪洋恣肆，却真正继承了孔子的精髓——社会责任感。从这个角度看，孔子之后，只有孟子和荀子本人还有董仲舒，才能称得上大儒，所有孔子亲授的弟子，都不配这个称呼。不知孔子生前慨叹“我完了”有没有嫌门徒鄙琐不成器的意思。但司马迁将孟子和荀子放在一起作传，显然是有深意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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