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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与晋陵


    文/张戬炜(作者系常州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道南书院山长)
    国人重籍,每出才人,必究籍地。才人一出,必影响后世,因此才人足迹所至,亦是必究之事。所以,李白晋京、杜甫入蜀、东坡仙逝常州等,终是方志必载、学界必究。
    王羲之是中国书圣,风流倜傥之风,遗及至今。依中国传统,籍地之究,凡三代。据此,王羲之是山东琅琊人。
    王羲之出生之际,正是西晋王朝亡国之时。其时,是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07年—312年),王氏家族与司马家族新亭对泣、仓皇辞庙,退守江东。史称“永嘉南渡、衣冠过江”。
    王氏家族南迁后,他们的居住地问题,一般都用“西晋末年移居江南”一说来一笔带过。经考,王氏家族西晋末年移居地为晋陵(今江苏常州)。
    
    王羲之与晋陵(资料图 图源网络)
    王羲之生年,学界有5种推定,《辞海》选的是“公元321年-379年说”,依此说,王羲之应生于晋陵。《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选的是“公元303年-361年说”。依此说,王羲之长于晋陵。
    据谭其骧先生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和《简明中国移民史》载,永嘉南渡引发了中国人口南迁浪潮。这个浪潮由永嘉年间发其端,到南朝刘宋朝元嘉年间(公元424年—453年)终其绪,为时达半个世纪之久,前后有4次高潮。移民的来源遍及北方河南(今省区,下同)山东、山西、河北、甘肃、陕西及安徽北部。接受移民的省区以江苏最多,约26万;安徽约17万,四川约10万,湖北约6万,湖南、江西各约1万余。不少移民多次辗转迁徙,由北到南,呈波浪式推进,移民总数约计90余万(一说200万),占当时南方人口的1/6,占北方总人口的1/8。换言之,北方人口每8人之中就有1人南迁,而南方人口中每6人之中就有1人来自北方。
    永嘉南渡,据谭其骧先生考,江苏接受的移民最多。江苏接受移民最多的的区域,是晋陵(常州)。
    《宋书·州郡志》载,“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这是第一波移民潮。“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这是第二波移民潮。在公元307年-312年-329年之间发生的两次移民潮,基本上都由江苏接受,并把江苏能居住的地方填满。公元329年-453年期间的移民,因江苏已无力承受,主要流入江西南部,部分又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边州县。还有少部份进入四川。进入赣、闽、粤的人群,成为中国客家的先民,客家文化由此发源。
    郗鉴为什么早在西晋太安年间(公元302年—303年),有“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的传言,暗示司马睿要渡江称帝。公元302年时,王旷(王羲之父)见西晋战事败局已定,就考虑渡江了。以王氏家族的政治地位来看,王旷与司马睿向晋怀帝司马炽提出“南渡”方案获得同意后,王氏家族和司马家族应该是首批渡江南下者,时间应该在公元307年前,甚至更早。
    永嘉南渡移民的次序应该是:——公元302年,王旷提出“南渡”方案,司马睿同意并联合向晋怀帝司马炽建议——民间出现“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的传言——晋怀帝司马炽同意“南渡”——王氏家族与司马家族率先过江——门阀士族跟进——王家扶持司马睿在江南称帝(晋元帝)——引发大规模南渡潮——有意识裹胁北人过江——形成大规模移民潮。
    把移民首先安置在晋陵?在郗鉴去世前,有一个奏章,其中谈到他当年把移民安置在晋陵一带的用意:“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处兴田宅,渐得稍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这就是说,南渡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自己要迁的,有的是为了贯彻“坚壁清野”政策,不让敌人得到人口,以从事生产或充作兵员而裹胁迁移的。郗鉴当时驻扎在京口(镇江),距晋陵不过百里之遥,能控制周边局势。因此,这些人都被郗鉴安置在自己身边,给他们田宅,他们的心稍安。但郗鉴觉得自己死后,这些人怀念故土,可能会北去,所以,他在临死前,提醒朝廷要注意这个问题。
    郗鉴是王羲之岳父,领重兵长驻京口(镇江)。王羲之安家晋陵,距京口不足百里,亦是常理。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王与马,共天下”,可见王、司马家族当时的权势。
    琅琊郡是东晋开国之君晋元帝司马睿家族的封地。王家是琅琊郡临沂县士族之冠,且与司马家族是姻亲。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和叔父王廙,与司马睿是表兄弟。南渡之后,在江南很多地方,一直到南京城里,都留下了琅琊郡的地名痕迹。最早的,是在晋陵。
    《晋书·地理志》载:“元帝渡江后,徐州所得惟半。……又琅琊国人随帝过江者,遂侨置怀德县及琅琊郡以统之……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东海、南琅琊、南东平、南兰陵等郡。分武进立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
    《宋书·州郡志》载:“晋乱,琅琊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太兴三年,立怀德县。丹阳虽有琅琊相而无此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领郡……求割丹阳之江乘县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临沂县。”
    解释一下晋代有关名词:
    曲阿:晋陵郡之丹阳县。
    江乘:秣陵县,现江苏江宁县(属南京)。
    丹阳:丹阳郡,亦称丹杨郡,与晋陵郡同级郡治机构。
    元帝过江:晋元帝司马睿正式渡江南下。
    《晋书·地理志》中载“寄居曲阿”,是指早期南渡之人,或者地方政权,一般都寄居在曲阿,也就是晋陵郡丹阳县,史称“侨置”、“侨郡”。直到晋咸康元年(公元335年),东晋政权已经无力北伐,才重新整理侨郡设置地。考虑到建都在南京,晋成帝才把南京近畿原属丹阳郡的江乘县,作为一些重要的侨郡安置地。
    因为有“侨置”一说,所以,东晋时,晋陵郡曲阿(丹阳)县与丹阳郡江乘县之间地名之混乱,史所未见。计有丹阳、江乘、江宁、湖熟、秣陵、建康、怀德、费县、阳都、即丘、临沂、肥乡、元城、广川、博陆、堂邑、北新城等等。而且,丹阳县与武进县,地界也交错不分。东晋亡国不过五六十年后,沈约修《宋书》,检点晋朝疆域,尤其是东晋的疆域时,面对这种地名混乱的情况,他在《宋书·志序》中慨叹曰:“地理参差,事难该辨,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而设“侨郡”之事,“人伫鸿雁之歌,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且省制交加,日回月徙,寄居迁流,迄无定托,邦名邑号,难复详书。”
    经考:南兰陵郡,《晋书·地理志》载在“江乘”,根据地方志载及田野考察,在现常州西北万绥镇。南琅琊郡,在现常州西北武进区,并留有琅琊郡地名痕迹,计有“琅琊王庙”、“琅琊碑”、“琅琊墩”等。
    地方志书中有关琅琊与王羲之的记载
    常州历史上有过另四个名称:延陵、毗陵、兰陵、晋陵。《咸淳毗陵志》是宋代咸淳年间(公元1265年—1274年),常州知州史能之主纂的地方志,是全国仅存的十几部宋修府志之一,清史家赵怀玉称之为“体例赅备、可称良志”。
    《咸淳毗陵志》中关于琅琊的记载:
    1、琅琊王庙、琅琊碑
    《咸淳毗陵志·卷十四·祠庙》:琅琊王庙,在县奔牛镇东二里,旧传晋元帝渡江后有此祠。
    《咸淳毗陵志》所附《武进县境图》上,在鸣凰乡与烈帝行庙间标有“琅琊庙”、在“蔡伯喈墓”上有“琅琊碑”。
    武进奔牛镇的辖地中,至今还有“琅琊墩”的地名,且有“前王村”、“后王村”的村名。
    《咸淳毗陵志》中与王羲之相关的记载有:
    1、崇安寺:崇安寺原是王羲之府第。
    此说见《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五·观寺》:崇安寺,在县东三百步,晋兴宁初建。本王右军旧宅,太平兴国初改今额。建炎中毁,后重建。绍定间创千佛阁于东庑。
    千佛阁的来历,见《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九·碑碣》:《崇安千佛阁记》绍定中天台王定撰。
    绍定:南宋绍定年间(公元1228年—1234年)
    关于崇安寺,还见于元代王仁辅纂《无锡县志·卷三下》:崇安寺在州城内,去州三百步。建于东晋兴宁二年,始名“兴宁”。宋太平兴国初,赐今额……或云寺本王右军故宅。
    2、王右军庄:王右军庄,是王羲之的另一处府第。
    此说见《咸淳毗陵志·卷十七·古迹》:王右军庄,在县西北三十里洛社镇。《风土记》云:晋王右军别墅,一夕闻众喧哄如市声,潜窥之,状皆鬼神,因立镇市。今开利寺是。
    亦见元代王仁辅纂《无锡县志·卷三下》:晋王右军庄在今洛社市,去州三十五里。《风土记》云:其地隋时一夕,云气布集,喧闹如市声,人潜窥之,皆鬼神,后乃置市。
    目前地方上有关王羲之的遗迹
    1、洗砚池与观鹅亭:
    王羲之洗砚池、观鹅亭,现存无锡洛社中学(初中部)校园内。原为晋陵古迹,明清时期为邑中之名胜。“池边涤砚”、“亭上观鹅”曾为“洛社八景”之第一景和第二景,传为墨林佳话。骚人墨客与地方官宦常莅临访游,揽胜怀古。历代文士多有题咏。如明崇祯进士王永积有《池边涤砚》诗:“千载兰亭迹,空留砚石存。时来洗残墨,付与细鳞吞。”1986年,赵朴初为题“王右军洗砚池”,古迹生色。
    2、开利寺
    《风土记》云:晋王右军别墅,一夕闻众喧哄如市声,潜窥之,状皆鬼神,因立镇市。今开利寺是。
    开利寺:王右军别墅,南朝梁代太清初年(547年),改为兴福寺,为“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宋景佑三年(1036年)更名开利寺。明天顺、成化年间先后重建。清道光六年(1825年)建寺宇,规模宏大,共有5048间房屋。咸丰年间寺宇毁于燹后又重建,山门石牌楼对联:“昔日王右军第、今天三宝丛林”。1904年,乡贤集资兴学,于开利寺旧址启创洛社中学,遗址现存洛社中学校园内。
    结论
    公元307年前,王氏家族与司马家族率先南渡过江,在晋陵北安下侨郡。王羲之约在此期间出生,并在晋陵境内生活。所谓王羲之“西晋末年移居江南”,应该是“西晋末年移居晋陵”。
    附论
    现关于王羲之出生年月,共有5种说法,其中有3种学界认为比较可靠。这3种说法中,有一种认为王羲之是生在公元303年,其余2种都认为,王羲之应该生于307年或更后一点的时间。
    王羲之生于何年,与他是否出生在晋陵有关。永嘉南渡形成规模是公元307年,如王羲之生于307年后,应该是生于晋陵。
    认为王羲之生于303年的,目前国内书界考证的根据是——
    1.南朝陶弘景的《真诰·注》
    陶弘景在《真诰·十六阐幽微》中注曰:“逸少(王羲之)为会稽太守,永和十一年去郡,告灵不复仕。到升平五年辛酉亡,年五十九。”升平五年,即公元361年,往上推59年,即公元303年。
    2.《金庭王氏族谱》之《瀑布山展墓记》
    《瀑布山展墓记》载于《金庭王氏族谱》,是浙江嵊县王羲之后裔编的。重修者为王羲之第四十七代孙王鉴皓,时间是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其中有一篇《瀑布山展墓记》说:“呜呼,升平去大业才二百五十余年,而荒湮若此,则千载之后,将何如哉。”与陶说相同,说王羲之是升平年间辞世的。
    持此说的是书法家王玉池与李长路,见俩人合编的《王羲之王献之年表与东晋大事记》。
    有资料表明,上说不一定可靠——
    1、南朝梁朝人吴均所撰《入东记》。
    《入东记》作者吴均(公元469年-520年),与陶弘景是同时代人。吴均于梁天监年间(公元502年-519年)任吴兴主簿,距王羲之去世仅130多年。
    《入东记》载:王羲之在东晋宁康、太元年间(公元373年-379年),任过吴兴(即今浙江湖州市)太守,并记有“晋王羲之为太守,常升此山(乌山,又名欧余山),尝顾谓宾客曰:‘百年之后,谁知王逸少与卿游此山乎?!’因有升山之号。”
    如王羲之在东晋宁康、太元年间确实当过吴兴太守,那按他出生在公元303年、活了59岁算,应于公元361年逝世,怎么能在公元373年-379年去当太守呢?
    然关于王羲之当吴兴太守一事,史不绝载——
    《临沂师专学报》1994年第二期王瘦梅撰《王羲之确曾任吴兴太守》载——
    颜真卿于公元709年-785年间,出任吴兴刺史时,说王羲之曾任吴兴太守。文见《颜鲁公集·石柱山川升山》。
    唐大历年间吴兴刺史裴清,在吴兴的名碑《晋太守谢公碑》的背面,撰、刻了《吴兴太守历官记》,镌有“自晋王羲之洎陈任忠凡四十四人”的名单。
    顾况撰的《湖州刺史厅壁记》中,有“江表大郡,吴兴为一,……(太守一职)在晋则顾秘、顾众、陆统、陆纳、谢安、谢万、王羲之、坦之、献之……”。
    赵孟頫在《湖州路总管府题名记》中说,王羲之任过吴兴太守。
    王羲之任吴兴太守的事,就是在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法的通信中,也有痕迹。陶弘景与萧衍的《论书启》中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
    2、记载跨度长达3300年的《邓氏族谱》
    国家民委机关刊《民族团结》杂志载邓弦《<邓氏族谱>与邓氏贤哲》——
    《邓氏族谱》是当今所见时间跨度最长的谱牒,记载年代长达3300余年。
    这本《邓氏族谱》中,保留了一篇重要文章《南阳邓氏族谱源流序》,文后落款为:“晋宁康二年岁次甲戍秋九月重阳前三日谷旦右将军会稽内史兼理节度机务事通家同寅弟王羲之顿首拜撰。”
    此文为王羲之于东晋宁康二年撰,宁康二年,即公元374年。
    公元374年,正好与王羲之任吴兴太守一说的年代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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