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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作文:吴小如先生教我读《诗经》


    
    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先生
    1998年底,吴小如先生在北大中文系开了一门“经史举要”的课,这课本是给本科生开的,听课的却多是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我当时读博士二年级,也跟着听课。张鸣老师还特意安排我给吴先生做“助教”,主要任务是负责接送先生。课程结束,我提交了一篇作业,题目是《汉宋诗经学的异同》。先生看过我的作业,写了一段评语,有这样几句话:
    “朱熹论《诗》,不避淫奔之作;是否与晋宋以来文论之发展有关,可加考虑。如《文赋》提出“缘情”,实本于《大序》之“情动于中。”宋儒讲心性,正缘有“情”在诗人心中,故拟以“心性”矫之。此则与汉儒之尚“礼”有无关系,请再考虑。”
    看到这几句话,我顿时汗出如浆,知为学须通古今之变。
    1999年初,业师费振刚先生赴香港讲学,正式将我托付给吴先生代管。跟费先生商定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朱熹诗经学研究》,基本思路正是要在汉学与宋学的大背景框架下,给朱子《诗集传》一个事实求是的评价。费先生说,做这个题目,由吴先生把关,是再好不过的。
    在我向吴先生就论文写作请益之初,先生即肯定了我前期所做的资料长编工作和总结义例的方法。并提醒我做这个题目,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传承,乃至于经学历史,都要心中有数;对近百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和经学研究的重要流派和代表性著作,亦须涉猎。至于论文的具体做法,先生则指出工作应落实到三方面:一是通过对比《诗集传》与《诗序》、《毛传》、《郑笺》、《孔疏》的具体内容,看看朱子对《诗经》文本的阐释与汉儒究竟有何异同;二是综览宋代《诗经》学的概貌,尤其是欧阳修、苏辙、郑樵、吴棫、吕祖谦等人的相关著作,看看朱子《诗集传》究竟吸收了多少同时代人的学术成果;三是在全面而深入地对《诗集传》做出事实求是的判断的基础之上,看看朱子有多少看法超越了前人并影响了后世。
    先生的话,我牢记在心,论文撰写过程中也尽可能地逐条落到实处。随着阅历的增长,近年来更加省得先生治学的旨趣原是既要“专”,又要“通”。“专”在发明义例,“通”在知其流变。其“专”,乃乾嘉考据功夫;其“通”,乃章实斋《文史通义》之所倡。
    论文初稿,是逐章呈交先生评改的。先生素以严谨闻名,火眼金睛,连一个错别字都会专门圈出来,更不用说闪烁其词、强不知以为知之处了。论文定稿,先生又逐字逐句看了一遍。2000年夏,论文提交答辩,先生专门给我题了一首诗:“雒诵诗三百,潜心到考亭。世风争蔑古,经义独垂青。昼晦非关雨,山巍岂必灵。平生疾虚妄,愿子德长馨。” 2003年,论文正式出版,付梓之前,先生又帮着看了一遍。20万字的书稿,先生前前后后看了整三遍。先生颇为感慨地说指导论文着实不易,为了指导我写好“朱熹诗经学研究”这个题目,他自己将《诗集传》及朱子相关著作又重读了一遍。现如今大学扩招,一位导师动辄同时指导数篇论文,恐不能如先生这般尽心。
    先生指导我写博士论文,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因限于学力,我的论文并未达到先生“既专又通”的要求,亦无多少精彩见解;但诸种判断,大抵是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上,庶几能实事求是,不作妄语。
    忝列门墙十年,我虽有幸得先生亲炙,指导撰写《诗经》学方向的博士论文;但却不曾听先生逐篇讲过《诗经》。2003年,先生给我讲过一学期《杜诗》,每周一次,或四五篇,或两三篇。2009年,先生又为谷曙光兄讲过一学期《杜诗》。讲课录音稿,由谷曙光兄整理,即将出版。先生讲《杜诗》,意兴湍飞,妙不可言。有讲义稿及谷曙光兄《吴先生教我读杜诗》一文为证。除2003年听先生讲了一学期《杜诗》之外,平日陪侍先生,很少听到专题式讲论;先生多是随兴而谈,然咳唾皆成珠玉,知识掌故,层出不穷。听先生言,如对宝山,奇光异彩,应接不暇,往往忘了还要提问。
    先生不专门为我们讲《诗经》,大抵是因为有著作在:一是《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一是《<诗三百篇>臆札》。
    《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由游国恩先生编选,部分作品的注释初稿以及全部定稿工作,则由吴先生担任。《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驰名海内外,今日之大学中文系主干课程“中国古代文学”虽不采用该书做教材,但教师备课,亦多参考此书。盖因此书注释精当可信,同类著作几无出其右者。《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共选《诗经》作品72篇,规模几乎相当于小部头的《诗经选》。读《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中的《诗经》作品注译文字,可知先生读书之多,博采前贤时人之说而绝不见芜杂,可谓折中能断,下笔精悍。稍具文史功底的读者欲读《诗经》,可自《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始。然欲知先生学问之美,则不可不读《<诗三百篇>臆札》。《<诗三百篇>臆札》之前言颇耐读:
    “1938年秋,予在津门从朱经畲师受业,始知《诗三百篇》之学,于毛、郑、孔、朱外,有姚际恒、崔述与方玉润诸家。翌年秋,入京避津门水灾,日诣北京图书馆,手录明、清人说《诗》专著,如郝敬《原解》、姚舜牧《疑问》、姚际恒《通论》、方玉润《原始》诸书,皆于此时寓目。1950年秋,予为津沽大学诸生讲授《诗三百篇》,时仅一年,然涉猎多方,颇有所积。时贤如郭沫若、闻一多、郑振铎诸人之说,亦择善而从;而俞平伯、冯文炳两师所论著,采撷尤多。至于诂训章句之义,则深叹清人治诗如陈启源、王引之、陈奂、胡承珙、马瑞辰、俞曲园诸家,所发明者实远胜前哲。及1956年,注释《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乃于《毛诗》之外,复比勘三家;于《清经解》之外,复追踪《通志堂经解》;于古今专籍之外,复泛求而杂览。斯则游泽承师启迪之效。然博涉旁搜,如堕烟海,终难返约。今日追思,所得几何!而屈指垂四十年矣。爰取旧日所积,稍事董理,以其有一得之愚、一孔之见者,汇成《臆札》。非敢以述为作也。聊以野老之曝,博通人之粲云尔。甲寅八月校讫识于都门中关村寓庐。”
    读此前言,知先生治《诗》,如蜜蜂采百花而酿一蜜,乃真积力久之功。余每懈怠,则读先生此文以自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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