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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儒者要令人产生向往


    “如果生活在古代,你希望自己成为哪位古人?”
    “我效法孔子,也教学、也从政、也流浪、也著述。但我不可能比得上孔子,就比朱熹也差得远。我愿成为他们的学生。若不然,做庄子学生也不错。”
    打开龚鹏程教授的履历表,有两点很引人注目。第一点是他的经历非常丰富,做过很多事,担任过很多职务,是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的创校校长。近年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之余,还在各地创办书院,希望接续古人自由讲学的传统;第二点是他的著作非常多,涉及的领域非常广,展现通贯气象。
    在事务繁忙的情况下,他是怎样兼顾到做学问的?他答:“我不是兼顾做学问的,我只做学问。学与思、知与行,是一体的。例如我做过出版,其经验与思考就令我发展出‘出版学’,创办了国内第一个这样的学科。经历滋养着学问、学问实践为事业。生命的历程、生活的经验、社会的活动,无一不与学思搅和在一起。所以我的学问是活的,书比只在书斋里的人写得多、领域也比只在书斋学院里的人广。因为生活世界实在太广大了。”
    他还钟情于武侠,是古龙生前最后一个访谈的作者。2013年的“天山武林大会”火热一时,他是这个活动的执行召集人……
    
    龚鹏程教授(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不过,众多的身份、头衔,都无法遮住他的儒者底色。他说:“现在社会上还有许多的言论,荒诞幼稚,而人皆不以为异。譬如动不动就讲我们对于古代的东西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每个人都这样说,都觉得理所当然。什么?你觉得很有道理?那我问你,如果有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跟我说:龚鹏程,你学问很好,但我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认为我该如何?我只能伸手打他一巴掌,喝道:‘胡说八道,我的精华与糟粕你懂啊?’不是吗?现在人动不动就说要对古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却没衡量衡量自己是什么玩意。你跟孔子的距离是火星跟地球的距离呀,开什么玩笑,人家讲什么你都听不懂,还精华糟粕呢!学问的事,是唯佛能知佛、唯菩萨能知菩萨的,和别人不是一个境界,人家讲话你就连听都听不懂。现代人站在一个现代虚妄的进化高峰上,读古人的书,像改小学生的作业一样,这个地方叉叉,这个地方还可以。书不是这样读的,你只有真正能够了解人家在说什么,你才能受益。而要了解大圣哲却是很难的,要花很多气力。”
    他把自己所做的事情,概括为“为传统文化打工,为孔子打工”。历史上他所推崇的儒者,都有哪些共同的特征?“《论语•泰伯篇》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佩服的人莫不如此。”
    面对文化断层多年的现实,“为传统文化打工”这条路可谓布满荆棘,是否曾经感到过沮丧?他说:“我打这份工,是自愿的,既非衣食所迫,也没人逼我这样做,怎么会沮丧?乐着呢!自嗨之余,若偶尔还能办成一两桩事,那就更要乐不可支、谢天谢地了。”
    孔门尚刚。子曰:“吾未见刚者。”行走在“为传统文化打工”这条路上,龚鹏程自现儒者之刚。
    “国学热”持续多年,而儒学是国学的核心。今日儒学成为热词,各式“儒者”满天飞,然而其说或支离,或肤廓。在这种情况下,听一听这位站在时代前沿的儒者的声音,很有必要。
    民间有国学热是出于文化自救
    人物周刊:当下似乎“国学热”又来了,这与官方的推扬似乎分不开。你如何看待社会上的这股热潮?这股热潮经久不衰的原因是什么?
    龚鹏程:不,你不是也说这股热潮经久不衰吗?确实,国学热已热了二十几年,乃是从民间发展起来的。到这两年才有官方的推扬,而且还没全面推扬,内部仍有争议。就是推扬,也还只说是推扬“优秀传统文化”云云。民间之所以会有国学热,主要是出于文化自救。社会现代化以来,价值错乱、信仰空虚,民无所措手足,不自救行吗?而现代化,又是晚清五四以来的整体动向,针对它进行批判反省,自然就会激发对传统文化的回归,这是再自然不过的。
    人物周刊:近年来,像于丹《论语心得》、南怀瑾《论语别裁》等书,被指出存在不少硬伤,但仍不妨碍其风行。有人说,于丹、南怀瑾的书即使有很多错误,但他们让国人对传统文化激起兴趣,功不可没。对于这种说法,你如何评价?
    龚鹏程:这是老百姓回归传统文化心理需求下的饥不择食。与传统隔阂太久了,也没什么鉴别力;学界又还来不及认真响应这种社会需求,未能提供适当的读物,故亦只能如此。其实远比南氏于氏差的大师、江湖骗子多着呢,他们更应批判!风水、命数、管理、修行、经典、茶道、香道、禅密,什么都有人在乱扯。你能说他们都是“使国人对传统文化激起兴趣,功不可没”?
    人物周刊:现在国内有不少人推行少儿读经,其中有一个很盛行的做法是让孩子大量背诵典籍,不讲解。主事者认为,孩子长大之后自然会理解,所以要趁年少的时候多背诵。你怎么看待这种做法?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读经?
    龚鹏程:少年人记忆好,与其读垃圾,不如读经典,这是无疑的。经典意蕴甚深,青少年不可能一下就能懂,这也是事实。故少儿读经,记诵重于讲解是对的。但这不是说就不要讲、不准解、不让懂。其次,少年的能力不仅只记忆这一项,经典教育当然也就不止记诵这一种方法。记诵之外,古人更强调的是歌诗、演礼,如今无之矣!
    而就是记诵,诵什么也很重要。有些不值得背诵(如《弟子规》《昔时贤文》),有些则根本不需要(如《仪礼》《尔雅》)。读经运动之所以需要深化,就是这个道理。《尚书》背它干嘛呢?现在还有人背《史记》、背《资治通鉴》,那不是神经病吗?现在强调说背多少字,这是错的,哪需要背这几十万字呢?因为很多东西是稍知道了,届时查得到即可。只有最根本的才要背,那是要真正刻在心板上,种一棵苗子植在你心田上,将来让你这个人可以撑得住的。这才要背,一般的东西何必去背它?像《弟子规》,背它干嘛呢?那完全是浪费时间,《论语》里面的一句话懂了就好了。背《弟子规》的时间,远不如去读读《论语》、《孟子》!
    历代皇帝之所以尊儒,是因为儒家“道尊于势”
    人物周刊:今人对于儒学,有哪些比较大的误解?
    龚鹏程:一是把儒家和封建专制政治挂钩,二是说旧思想不适用于新时代。其他的也骂不出什么来了,因为根本不懂。
    人物周刊:对于这两点,你是如何回应的?
    龚鹏程:说儒家跟封建专制挂钩,这是延续18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批评嘛!因为这所谓“封建专制”的概念就不是中国的,是西方中世纪时的封建。专制呢,是相对于西方人自认为是“自由的欧洲”而说有一个“专制的东方”。西方在殖民东方、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形成了这么一种论述。现代中国人却把这套西方对中国的鄙视,拿过来做自己的观点,真有点像北齐时“汉人学得胡儿语,却立城头骂汉人”呀!对于儒家到底是什么,可以说完全无知,这是第一。
    第二,这一套西方论述为什么很多中国人接受呢?那是因为反清、反帝制,要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从这个角度去设想,所以乐于大骂中国自古以来是帝制、是专制。而中国长期是儒家思想主导,所以又连带骂儒家是帝制的帮凶。因为历代帝王都尊儒嘛,所以认为儒家是帮凶。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历代皇帝之所以尊儒,是因为“道尊于势”。即使你是帝王,也要承认有一种文化力量是高于你的,皇帝都得要到孔庙去拜。
    近人不了解中国历史,受压迫以后有一种屈辱感,产生的恶气全部发泄在祖先头上,对很多历史的解释也完全颠倒了。
    人物周刊:第二点“旧思想不适用于新时代”就很常见了。
    龚鹏程:受现代化思想的影响,常认为古代是传统社会,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所以从两方面来批评我们不需要儒家了。一是说儒家是出现在古代农业时代的一种思想,现代社会早已脱离了农业社会,拿一套旧思想怎么应付新时代呢?第二是说社会之所以要现代化,正是因为传统社会里有种种问题。所以传统思想不但不适用,而且是需要打倒的,若还被传统思想笼罩了,就根本不能进入现代社会。
    以上这些都是现代比较普遍的心理态度。这类想法当然是可笑的。为什么呢?因为思想跟它所发生的那个时代社会本来就没有限制性关系,如果有,那请问思想怎么传播呢?发生在希伯来地区的基督教思想,为什么整个欧洲、美洲等等都可以接受呢?古代可以接受,現在也還在接受。因此,如果某种生产关系才能出现某种思想、某种思想创生于某个时代就不可能被另一个时代所用,这些想法都是违反常识的,不幸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本的文化想象,实在不可理喻。
    人物周刊:还有一种声音,大意是说儒家主导的古代中国,总是陷入一治一乱的怪圈当中,虽然文明发达,但总不能抵御外族的入侵。
    龚鹏程:社会一治一乱,本来就是常态。人有生老病死,物有盛衰老壮,当然也没有长治久安的国家。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你能举出任何一个不是一治一乱的吗?
    第二,中国相对于西方,纵使历史上有治有乱,但埃及文明消失了,巴比伦文明消失了,古希腊文明也消失了。现在的希腊人难道还是古代的希腊人吗?中国相对于其他古文明来说,是惟一能够延续的,也是最稳定的,强盛的时期也最长。就是衰乱了,文化的再生能力显然比较强。
    再者,所谓外族入侵,其实是世界各民族在互相竞争。我们看历史就会发现,从来没有一个霸主永远是老大。比如匈奴也强大过,可是它被汉朝打败了。当北匈奴向欧洲方向迁徙时,当时欧洲人都挡不住它,可是匈奴人是中国赶过去的啊。又如南宋是被元朝灭了,可是元朝那时候多强啊,整个西方都挡不住,抵抗几乎没有超过一年的。可是南宋独立对抗蒙古多少年呢?我们不强调我们的德行与文化、不强调守御的力量,而去强调中国败了,那哪个民族没败过呢?从前古波斯多强啊,也被灭了;希腊盛极一时,也灭了;埃及一样灭了。现代人由民族屈辱感所形成的历史观、文化观都是歪七扭八的,以此来诟病中国、诟病古代,细看都很荒谬,因为带有高度的情绪性。
    人物周刊:这让我想起钱穆先生的一句话,他说,天下没有数百年不败的政治,也没有数百年不坏的制度。
    龚鹏程:这讲法也不是钱先生自己的,因为中国史家本来就这么说,一治一乱是事物本身变化的一个规律。因为承平日久,人会懈怠,文明缺乏了新的东西,当然也就会迟缓下来。还有,有时候我们集中心力防范某种病出现,但没想到还有病在其他地方发作。明朝方孝孺不是写过《深虑论》吗?每个国家在立国时,都深思熟虑,想前朝为什么会衰,我该如何防备。
    例如宋朝就看到唐朝的乱,所以它要控制兵权,要弘扬文教,整个政策是要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他们没想到出现了新的局面,故无法应付北方民族的崛起。这使它很长时间没法应对,整个北宋基本处于挨打状态。但南宋就开始有反击、有进攻,长期处于对抗形态,相持时间比较长。因此每个朝代都会有这样的情况。看历史,历史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也带来很多感叹。
    儒者要令人产生向往
    人物周刊:现在很多人自称为儒者。在你的评价体系里,一个人是不是儒者,您是怎么看的?什么样的人在你这里可以称为儒者?
    龚鹏程:人能不能称为儒者,不是看他的旗号,也不是看他的声称,要看他做了什么。第一,他必须是有点学问的人。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懂,光说我修身,这可以成为一个乡下的好人,但能自称是儒者吗?现在很多人在这一点没有搞清楚,强调修身,而在知识学问上不讲究,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了。《论语》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学”当然包括了实践,但文献知识也是必要的,所以荀子劝学就说始于读经嘛!所以这是第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学问,没有学问谈什么儒者呢?
    第二是这学问还不是泛泛说的一般学问,是从经典上来的。一个学者可能知道得很多,但如果他在经典上没有功夫,也就是说在传统文化上没有继承,则他可以成为学者,但不能号称是儒者。
    第一要有学问,然后这个学问还要有传承,跟经典是相通贯的。第三是实践,它是以讲学实践呢,还是以社会实践,还是政治上,还是家庭社会上?总之他要确实体现了他的学问,能在为人处事上体现出来。
    人物周刊:就是说能够“变化气质”。
    龚鹏程:对,第一要能够变化自己的气质,是个君子而不是禽兽。第二,儒者出于司徒之官,故他还必须能够教化别人、感染别人,而且兴起风俗,在朝在野都成为一个典范,引发别人对这样一种风格的向往,才能够成为儒者啊!
    人物周刊:儒家在今天可能会经常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儒家有什么用?或者说儒家在今天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龚鹏程:儒家在今天最大的价值,就是重新改造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发展就是因为背离了儒家整体的思路,所以造成了种种的问题。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还有些人在骂儒家或说古人怎么不好。可是不管儒家或古代好不好,我们有没有先想想自己?儒家的思路正好是倒过来的,现在都是骂别人,要不骂祖宗、要不骂西方侵略我们,总之是怪别人。那我们有没有想想自己呢?有没有反求诸己?我们这个时代,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打了半天,最后追求来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一,这是个生态完全破坏了的社会;二,现在获得的这个社会体制你喜欢吗?三,我们所得到的教育机制你认可吗?……这种名单可以无限开列下去。
    只要平下心来看,大家都会承认这个社会我们是不满意的。但对于如何继续走下去,许多人仍是迷信,是执迷不悟,说现在只是还没完全达到我们的理想,所以还得继续追求下去,一切问题都是因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的结果。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你认为哪个国家实现了?实现现代化的结果又是什么?那当然就是工具理性,有头没心、有脑没心嘛!而生态之恶化更是不用说的。还有,机械文明、科技发展到底又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这个时代还是一个人文的社会吗?你就算去国外生活,外国思想家不也在批判这些时代病吗?不是在讨论现代社会到底该怎么办吗?高喊现代化一百多年了,如今我们是不是该回过头来仔细想想,这个路子到底对不对呢?
    儒家的用途,就在于帮助我们反省现代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在人天破裂以后、人企图征服世界而失败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天人合一是有道理的。两次世界大战打死那么多人,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恨、战争、竞争、掠夺之后,我们才会想:人跟人之间要仁爱、发展人跟人之间的关怀、这是不是对的,等等。很多儒家的想法,我们今天才体会到它的价值。可能一百多年来我们否定了的这个方案,才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当然它不一定就是惟一的方案,因为西方也在找。可是怎样利用文化资源来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正是大智慧,也是儒家今天对我们来说最有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对西方的传统更不熟悉,现在说西方,多是鬼扯,多是想象中的西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都不懂,西方的传统你更不可能懂啦,人家的东西,给你用你还不会用呢。你想我们中国人学莎士比亚,有世界第一流的莎士比亚学者吗?有世界第一流的美国史专家,在美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吗?我们举全国之力,那么大规模地研究马克思,今天我们中国有哪一个马克思学派?有哪个重要的马克思学者在国际上是举足轻重的?虽然马克思在西方带动的社会运动路线基本失败了,但马克思的思想在西方还是鲜活有活力的啊,还是很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能做得到吗?所以我们最方便的或最直接的,仍然是回到传统,重新开发儒家的传统资源。我们越了解儒家,就越能够帮助我们思考现代社会的弊端以及未来的解决之道。
    人物周刊:在断层了这么多年以后,现在从上到下都有一种热谈儒学的倾向。你曾说过,你是为传统文化打工、为孔子打工。面对孔子、儒学被批评甚至是被污名化多年的现实,你的“打工”的重心,会落在哪些地方?
    龚鹏程:文化衰乱至此,理当全面拯救,但我个人心力有限,只能做几点。一是阐释,对传统文脉,如儒、道、佛、文、侠等等的重新疏理,以扭转近世之误解、错解、乱解。这就很费劲啦,须有扎实的研究及入乎其内的体察,我为此已写了几千万字。二是传播,向社会讲明正学。这就需改革教育体制、恢复民间讲学、结合现代媒体。这方面,我也做了些,大学就办了好几所,书院也有好几家。三是再生,让传统焕发新活力,重新生长起来。
    再生分两部分,一是物质性遗存(如古迹与历史建筑等)的复建和活化,例如台北林语堂故居、都江堰文庙、山东邹城孟庙、杭州马一浮纪念馆等等,恢复其教育、文化、祭祀功能,不再只是古董或废墟。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这还涉及一般所谓的“小传统”,须使之与传统的主脉连结起来,不只是民俗技艺而已。同时亦须与现代生活连结起来,不仅是保存而已。例如传统的礼乐、祭祀、诗文,便应复兴且介入现代生活。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儒释道三教会通的观点?
    龚鹏程:会通,谁不想?但做得到吗?且不说三教,儒家里的孟荀、汉宋、朱陆或朱王异同,多少人折中调停、试图会通过?结果通了没?佛教里的小乘大乘、空宗有宗、宗门教下、禅的南宗北宗,会通了没?为什么难以会通?因为各家之所以分,确有分的道理。宗旨攸关,不能苟同。故不分即不能成家数、不能显其独到之处。不懂学问的人,说轻巧话、做囫囵事,动辄高谈三教会通、五教融合、万教归一。其实连儒是什么、佛是什么也不知道,只能去当教主,骗骗更不懂的人。我办过中华道教学院,主持过佛光大学,编过《中华续道藏》《国际佛学译丛》等,深知三教,故不敢这样说。
    人物周刊:钱穆先生在《宋代理学三书随札》里提到,“‘改过’为儒学极重大一要目”。儒学的“改过”之说有什么独特之处?
    龚鹏程:钱先生说得对,这就是儒家独到之处。特点有二,一是人都可能犯错,圣人如大禹、孔子也一样,所以人人都应改过迁善。上帝和佛陀却都是不会错的,故这是儒学与佛教基督教不同的所在。二是道德自律,靠自我省察,也不靠神佛济渡或上帝赦罪。
    林毓生先生最近在北大有个演讲说:“积极自由就是自己管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根据什么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在西方,是宗教传统。现在宗教解体严重,出了很大问题。东方没有这个传统,问题更大。”林先生以此批判现代社会,当然讲得很好。可是他不懂中国学问,所以他不知道儒家强调“改过”的这个传统及其在当代的价值。
    教育重在培养完整的人
    人物周刊:你既在高校里教书,也在做书院,能否谈谈你理想中的书院教育?
    龚鹏程:书院在历史上形态非一,成就不齐。但作为一种理想型,它是以自由讲学、各异宗旨、独立经营、社会共养、论辩求是、不计功利等六点为特色的。这不正是我们现今办教育的人的理想吗?
    人物周刊:前贤做书院,一个原因往往是认为当时的官办学校太差,比如朱子就有这种看法。你办书院,也是认为现在的官办教育太糟糕了吗?如果是,糟糕在什么地方?
    龚鹏程:刚才说了传统书院的几个特点,倒过来,就是现今教育的特色,它能不糟糕吗?
    人物周刊:书院教育拥有官办教育所不具备的好处,但它似乎很难解决学生在功令方面(比如取得学位、获得社会认可)的需求。这会不会成为书院教育的一个掣肘?
    龚鹏程:这是书院最大的优势或优点啊!只有在不具功令思想的情况下学习,学问才不是敲门砖、才会有真学问。有了真学问,才能得到社会真正的认可。现在的大学文凭就只是个假东西,学的人不是为了学问,而是想靠它混饭吃,社会当然也就不会真正认可它。就是北大复旦,就业率也不过四五成,原因正在于此。不打破这种自我蒙混、自我欺骗的功令格局,教育永远没希望。
    人物周刊:总体来说,现在国内的书院教育做得怎么样?
    龚鹏程:当然还谈不上,所以需要我做个范例来看看。譬如别的书院里面没藏书啊,没有大儒啊,没有宗旨啊——古人的书院都是有宗旨的,有大学者去主持,自由讲学,讲什么内容自己定,独立经营,跟社会有互动,面对社会办很多讲学活动。现在书院基本谈不上。所以现在我们有几千家书院都没用,都是打着书院的旗号的。
    人物周刊:书院的独立经营,存在一个持续性的问题,比如经费来源,但现在很多人很功利,往往是我给了你钱,我要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龚鹏程:没错,这就是书院经营上的一个难点(其他困难点也很多,自由讲学也是一个)。独立经营指的是经济上的自主。所谓自主,是说我能够募到钱,可是出钱的人对教学内容、经营方式不能提太多意见。
    所以强调这一点,正是要摆脱现在资本主义中“有钱就是大爷”的心态。我常举一个例子,说孔子要办学,可是他没钱,所以也许只能找子贡出钱。但子贡出了钱之后,他变成董事长了,孔子成了替子贡打工的雇员,那成什么话?我们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任由出钱的人来瞎指挥,教育能有希望吗?
    人物周刊:刚说到体制外做的事情,你也在高校里教书,现在高校在传统文化方面分了很多科,分得很细。在具体做法方面,有论文,有课题项目形式,你怎么看这种“今人之学”?
    龚鹏程:现在的高等教育是世界的学术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我们属于依附形态。依附欧美,学习人家的学术生产模式,也要生产论文。就跟工厂一样,产品是第几级的,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然后进入市场中去。这有没有用呢?还是有用的,生产出来的学术论文或学生,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用,作为知识工人,他在某种技术上,比如我专做鱼罐头,这鱼罐头的制作工艺我是精益求精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有其功能。
    但是,传统教育不是这个思路。我们要培养人,一个不是只做鱼罐头的工人,他还是个人,所以教育必须是另外一套思路。要让鱼罐头制作工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健全的人、有各方面的能力,那真是太奢求了,所以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培养他,不能只在工厂里。我虽然在高校里也教书,但另外还要办一个教育体系,就是这个道理。我也不完全否定高校,现在否定高校是拿另外一套标准去要求它。可是它又没有要培养那样的人,它目的就是要产出一个技术工。学生这样,教員、研究員也这样。
    人物周刊:今人之学和古人之学的区别是不是能理解在这一端呢,就是今人之学偏向培养技术工。
    龚鹏程:是的,因为我们当代教育是跟现代工业发展体系结合的。这种情况,在美国也曾引起过很大争辩。你看当年白璧德在美国为什么要讲人文主义,就是觉得大学变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大学产生变化,后来影响了美国,统统变成针对世俗性的跟社会结合的大学教育,所以他要提倡人文主义,要发展早期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讲新人文主义。
    可见面对大学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西方也有剧烈的争论,不单是中国有。西方反省的思路,也是跟我们一样的,说我们不要university,还是要college。college是学院,我们有时候也把它翻译为书院。它是小的、精致的,以人文教育、古典教育为内涵,培养的是完整的人,而不是只生产与现代工业结合的技术工、知识工人。、
    以上文章转自《南方人物周刊》
    延伸链接:
    复性书院为马一浮先生主持创办的一所传统书院。1939年创建于四川乐山乌尤寺。书院从1939年9月份开始讲学,1941年5月停止,前后共一年零八个月。此后转以刻书为主,马先生希望以此保存中华文化之血脉。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马一浮先生返杭,复性书院亦迁至杭州,在西湖葛荫山庄。此后书院改名智林图书馆,以刻书为主。后期则迁到马一浮先生晚年居住之蒋庄。杭州市政府为了纪念马一浮先生,将其晚年居住的蒋庄辟为马一浮纪念馆。
    2009年,为改变纪念馆旧有模式,杭州市政府邀请国务院中国国学中心顾问、北京大学中文系龚鹏程教授至马一浮纪念馆参观考察。龚教授提议由市政府委托具操办纪念馆业务之文化团体具体负责运作。
    杭州市政府遂于2014年1月起聘请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团队负责运营管理。期以马一浮纪念馆为基地,重开复性书院,恢复传统讲学。复性书院现由国务院国学中心顾问、北大著名教授龚鹏程先生主持,以弘扬道化、阐明国学、培育通才、勉成国器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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