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能否养廉？制度如何反腐？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0:11:39 中华读书报 马燕 郭倩 参加讨论
对曾国藩的研究可说是当下的一门显学，但人们对他的关注多集中在其事功和道德文章。而历史学者张宏杰的新书《给曾国藩算算账》从曾国藩的收支情况入手，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曾国藩，也展现了一幅真实的清代京官经济生活画卷。阅读这本书，不但使我们对曾国藩有新的认识，也能引发我们很多其他的思考。围绕该书，本报对张宏杰做了专访。  《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京官时期）》 读书报：书中详细计算了清朝官员的官俸收入，指出官员腐败现象与收入低分不开。以此观照当下，收入低是否是国家公职人员贪腐问题的原因之一？收入低在多大程度上导致贪腐？ 张宏杰：低薪不一定导致贪腐。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是低薪制，但是即使是最低薪的朝代，也仍然会有个别清廉官员出现。但是，从大数据来看，收入过低，同时又没有朱元璋那样极为强硬的高压铁腕的反腐措施，则很容易引发大面积的贪腐。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薪俸最低的两个朝代，这两个朝代后期腐败程度之深、面积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登峰造极。这两者之间，并非只是一种巧合。如果合法收入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大多数官吏的选择必然是贪腐。 以曾国藩的收入为例，每月两千块钱，在北京能生活吗？不可能。我们今天在北京生活的人，一个月至少也花两三千块钱吧？而且，今天我们一个家族，男女双方都有收入，曾国藩一个月两千块钱，可是要养活老婆孩子一大堆人。做官赔钱不是曾国藩一个人的现象，这是当时京官的普遍现象。 中国历史上，不光有低薪制，还有无薪制时代。官员们都是靠对老百姓吃拿卡要活着。这种低薪制和无薪制，反映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传统财政制度的自私性与短视性。从皇帝的视角看来，采取“薄俸制”和“低饷制”既省心省力，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掩耳盗铃之举，对最高统治者来说，同样是“占小便宜吃大亏”。因为大部分官员会选择谋取灰色收入，最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比开足工资还要大。 读书报：近些年主张“高薪养廉”的呼声很高，那么，“高薪”真能“养廉”吗？“高薪”之外，“养廉”还有哪些必要的措施和政策？  高薪养廉（资料图 源自网络） 张宏杰：高薪并不一定能养廉。高薪只是养廉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把薪水提高到让官员们光凭薪水就能过上体面生活就行。 中国历代为什么大多实行低薪制呢？因为历代政府都想把控一切，导致官吏队伍人数过多，国家财政负担不起。所以高薪，或者说提高薪水养廉的前提，是政府放权，同时削减公务员队伍。如果把公务员队伍削减掉三分之二，同时每个公务员的工资涨上三倍，状况可能就比较合理一些。这是高薪养廉需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前提条件之二，是有效的监督机制。我们很多人只知道新加坡高薪，但是不知道，新加坡与此配合的，还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防治腐败。事实上，世界上清廉指数高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新闻媒体等对官员的监督是非常严厉的。比如香港行政长官参选人唐英年位于九龙塘的大宅内，涉嫌有面积接近两百平方米的违规建筑物。媒体接到报料后，一大早就把唐英年的宅邸包围得水泄不通。更有几家媒体居然租用多达9辆吊臂车从“高空”拍摄宅内情况，“直捣唐穴”。有这样无死角的监督，高薪养廉才会起作用。要不然，高薪只能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一些清廉指数较高的国家，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信息透明。自1995年起，瑞典在“清廉指数”、“最适宜人类居住国家”、“环保成效”等国际排行中，一直名列前茅。原因是从1776年，也就是中国乾隆四十一年（那一年和珅被乾隆任命为户部侍郎，开始步入政治高层）起，瑞典就开放了政府记录，供民众查询。从那一年开始，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官员直到首相的纳税清单，这个传统延续至今。任何人想了解国家领导和普通官员的收入，都可以直接给税务部门打电话咨询，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向你提供数字，并不查问你是谁。 196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先后制订了财产申报法规，实行财产申报制度和金融实名制度。对于限制灰色收入，遏制公权腐败有良好的作用。（马燕、郭倩）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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