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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修养助曾国藩“保持清节”


    对曾国藩的研究可说是当下的一门显学,但人们对他的关注多集中在其事功和道德文章。而历史学者张宏杰的新书《给曾国藩算算账》从曾国藩的收支情况入手,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曾国藩,也展现了一幅真实的清代京官经济生活画卷。阅读这本书,不但使我们对曾国藩有新的认识,也能引发我们很多其他的思考。围绕该书,本报对张宏杰做了专访。
    
    《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京官时期)》
    读书报:当时很多官员都收灰色收入,为什么曾国藩不这样做呢?
    张宏杰:曾国藩是理学家,追求道德修养,那么就不能肆意谋求灰色收入。京官时期,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但是,做一个清官,其实是很痛苦的。
    我在曾国藩的日记中发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那是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他说:“昨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就是说白天跟人出去吃饭,一个朋友在酒桌上聊起来,有人送了我一笔别敬,数目很大,曾国藩当时就很羡慕。晚上自己做梦,梦见有一个朋友发财,他在梦中就羡慕得不得了。他反省道,好利之心在梦中都不能忘,可见我已经卑鄙、下流到了什么程度。还有一条日记也很有意思,在这一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以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回想起来这段时间送礼金都很周到,谁通知我,我都去,而且随的钱都很多。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过几天我祖父的生日到了,我准备在北京摆几桌,通过祖父的生日收一点儿贺礼,渡过目前的财政危机。想想自己发誓学做圣人,居然打这么一点儿小算盘,实在是太要不得,于是在日记当中痛骂自己。
    另外有一个细节非常有说服力。有一些京官有一个比较大的经济来源,就是给地方官在北京办事,谋取一些灰色收入。很多京官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巨额钱财。但在曾国藩的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笔这样的记载。
    读书报:通过细究曾国藩经济生活的细节,您有何收获?
    张宏杰:细节中的曾国藩,远比那个“永远正确“的“圣人”可爱。这些细节是很有趣,我觉得通过这些细节,我完成了两个“穿越”:一是对曾国藩内心的“穿越”,另一个是对晚清社会的“穿越”。
    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终生挣扎、纠结、冲突和矛盾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通过观察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俯仰揖让,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曾国藩在种种艰难面前的犹豫与坚定、拘执与圆通、笨拙与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与“人欲”,更真切地领略他的人格和魅力。
    另外,通过曾国藩,我们更可以直观地了解晚清的政治与社会。通过观察曾国藩如何建立和使用“小金库”,如何拒绝和处理下属送来的礼品,我们可以观察晚清官场种种微妙而复杂的“潜规则”的具体运作。这种观察常常可以澄清许多流传甚广的误解。比如所谓“陋规”,它的产生是迫不得已,它的流向也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尽入私囊。事实上,它是晚清财政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读书报:曾国藩之所以没有沦为贪官,他的理学修养起了很大作用,而这种理学家的修养功夫是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的。这给我们什么启发?今天官员的道德提升能否从中取资一二?
    张宏杰:是的,中国古代官员和今天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古代官员都是三榜进士出身,浸淫于孔孟经典当中。儒学对他们的人格有着强大的塑造作用。明清两代清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是理学信徒。比如明代著名清官薛瑄就以理学名世,他一生直节不屈,被称为“光明俊伟薛夫子”、“铁汉公”。他的名言是只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才是真正的清官。而另一清官海瑞则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强调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终身活在天理与世俗的交战之中。清代清官多出于康熙朝。著名清官陆陇其“笃守程朱”,被尊为清代理学第一。熊赐履、李光地两位清官,也都是著名的理学名臣。其它清官如张鹏翮、蔡世远、陈鹏年等无一不是理学精深之士。而康熙朝正是清代理学大兴之时。
    晚清的曾胡左,都精研理学。胡林翼晚年皈依理学,“立定志向,在‘理’路上做人,不做不休”,有“人生晚节末路,不可一毫失著”之愿。这种现象自然并非偶然。正是理学提供的“意志万能”理论,支撑着曾国藩等人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抵御住了种种诱惑。
    所以官员有没有信仰,对他的人生选择是很重要的。没有其他信仰,那么只能信仰金钱了。(马燕、郭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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